“庆历”这个年号已经用了第三个年头了，“革故鼎新”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就是没有什么实质动静。天天喊着都是百姓的父母官，哪有父母不关心儿女死活的？再不做点什么，朝廷似乎真的无法交代了。庆历三年（1043）的下半年，范仲淹、富弼一干人开始推行改革，而仁宗皇帝的态度始终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似支持又不见实质的支持，雷声大雨点小。
陛下要改革无非是国家弊病让他很不舒服，官员多担责的少，提意见的多有措施的少，花钱的多理财的少。但帝国的巨轮又何止几个窟窿，哪里堵得完？只要船不沉他也懒得动真格的，只是比划一下做个要修补的样子。朝堂上的君子要改革是他们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家国情怀。但问题就出在“家国”情怀上，以国为家，把国当家就是一个比喻，国就是国，家就是家，在公利与私心上谁又能总行得正？由此看来帝国的改革确实是需要君臣双方有足够高的智慧去统一目标。
按照范仲淹的规划，首先是吏制改革，然后推行军事、经济、民生等方面的改革。出发点自是不错，先把人的问题解决，事情是人做的，好人到位了就把事推动了。是这样吗？“范十条”中吏制改革方面有“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占了十分之四。所谓的要改革吏制，大多都在选人用人上。大宋的“冗官”现象确实已经凸显，但在制度未能将权、责、利划分清楚，并将其设计为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去判断官僚队伍中孰优孰劣，去精简官员是一件现实中难以操作的事情。
改革派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选拔一批道德高尚、人品出众的君子官员作为按察使派驻各地巡视。去纠察那些路、州、县官吏，为非作歹者打，老病无能者罢，总之该淘汰淘汰，该降黜降黜。按察使再巡查后开出一个整改清单，让地方州县按期整改。
这天，范仲淹又拿起按察使送来的巡视报告，打开一个路的官员花名册，按照巡视报告的意见，一笔一笔的划掉不称职官员的名字。这便是范仲淹多日来每天例行的工作。起初，范仲淹在勾掉名字的时候多少带些惋惜，不时的摇头叹息。有时会回忆那些官员中进士时的春风得意，有时会叹息他们曾经如何意气风发，现在的范仲淹已经没有丝毫表情，从始至终沉默不语。
富弼实在看不下去了，“您这一笔下去，这一家人可都要哭啊！”富弼担忧的说。
范仲淹点着不称职官员的名字，头也不抬，愤慨的说：“让这一家人哭，还是让这一路人哭？”
刚刚被范仲淹划掉的是广西路转运使。富弼找出按察使的报告，仔细读了一遍。问题出在庆历元年（1041），当年并无自然灾害，青黄不接之时，转运使将广西路三个常平仓的粮食全部贷出，收取百分之十的利息。但第二年广西路并没有收回全部的粮食本金和利息。按察使呈报粮食贷出时并无明确制度规定借贷条件。有几个州向按察使匿名举报，路转运使将粮食贷给的都是和转运使有关联的人，之所以没有能还上也是因为他们上下其手，借救助百姓之口，实为贪污常平仓物资。
范仲淹给出的处罚原因是转运使违法将常平仓物资贷出，是否有贪污行为有待进一步核查。大笔一挥，这个转运使就不是转运使了。关键是帝国哪有那么多的监察官去查广西路转运使是否有贪污行为？洗清贪污罪名的机会就别想了，肯定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一条违法借贷就免去了他的官职。
富弼说：“这条处罚太重了，况且也不公允。按察使又不是刑司，不经过取证、审判就处罚了？”
范仲淹说：“违法借贷常平仓物资就够这个处罚了，为何说不公允？”
富弼说：“陕西路也有类似的处理，您却给予褒奖。”
范仲淹说：“陕西路贷出后，粮食本金第二年全部按期收回，利息也如数上缴三司。百姓对这样的低息非常欢迎，没有任何人举报。”
富弼说：“陕西路将常平仓粮食贷出也是违法的，不应根据施行的结果来判定。”
范仲淹说：“制度和法令有不健全、不便民之处，官员就应该为了百姓而有担当。如果都依照法令，那还要官员干什么？但官员不能违反法令谋私利，这是坚决不允许的。可谓‘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富弼说：“如果按察制度这样下去就危险了，我们将面临更多困境，我们是不是可以只为一个‘更优’的结果，而主动选择用不正义的手段？而且还有更危险的……”范仲淹示意他接着说。
“难道您没有听说过‘河水的那一边’的故事吗？”富弼反问道。
一个人问：“你为什么要杀我？”
杀人者回答：“因为你住河水的那一边。如果你住这一边我杀你，就成了杀人犯，是不正义的。你既然住那一边，我杀你就成了英雄，是正义之举。”
富弼担忧的说：“如果有按察使借助手中的权力，任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转换立场，这样的监察就成了大宋的灾难。”
这些被考核的官员既有京官也有地方官，既有路转运使也有知县。欧阳修对事态的发展也很担忧。
“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官僚体系，良吏百无一二，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欧阳修分析道，“执行这样的官员考核制度要不了一年，改革派就得与天下为敌了。”
欧阳修隐晦的表达了当前的问题是制度缺陷，并不是官员的问题。富弼则明确的表达了按察制度并不是好的解决方案，而且蕴含了巨大的危机。但这些意见只给范仲淹带去了焦虑，让他陷入了两难。
不久，中书又颁布《任子诏》，对高级官员的子孙恩荫制度做了限制。数量做了裁减、年龄做了约束，若要获得实职或差遣还需要通过考试。在此之前，高官的儿子一出生就需要准备一身童装版的官袍，宰相的家臣就有机会成为七品官。一个宰相前前后后恩荫的人数能有几十人。像吕夷简这样的，儿子们都努力读书学习的高官倒罢了。像晏殊那样的，孩子们都是不成器的，一点也不像他们爹的纨绔子弟，能不反对吗？晏殊不反对“庆历新政”，那已经算是高风亮节了。至于晏殊为什么不力挺这帮年青气盛的改革派，那是另有原因。过不了一年他们就会懂得晏殊的冷静。
不得不说改革派的“精贡举”，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大宋朝读书和做官关联很深，教育改革也是吏制改革的一部分。这道诏令强调了考试中策论的重要性，提倡兴建州学和县学，并规定了毕业要求。这条改革制度被一直继承，并在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中得到发扬。
至于“修武备”、“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都还没来得及制定改革细则。
这一年，在汴京西南郊的常平仓发生的一件事，还是引起了改革派的深思。
庆历二年（1042），应天府下的一个县发生灾荒，而汴京西南的这个常平仓却拿不出粮食，被御史台告到了仁宗皇帝那。这天早上，在待漏院等待上朝的时候，欧阳修就与王拱辰掐架。
王拱辰抓住欧阳修的江西口音，“连虚与委蛇（姨音），‘姨’都读不清楚。”王拱辰嘲笑道。
“王中丞，我今天早上来上朝，看见了开封府路边的杂耍，先弄了大蛇（姨），又弄了小蛇（姨）。”欧阳修也不客气。
其实，一早上朝，天黑乎乎的，路上没一个人，他怎么可能看到杂耍？只是取笑王拱辰曾娶了他的大姨子，现在又娶了亡妻的妹妹，娶了小姨子。
“滚！下流！”王拱辰愤怒的说。
朝堂之上，两位红袍高官并排站着。王拱辰向仁宗皇帝汇报，各路的常平仓几乎都处在无粮的状态，根本就形同虚设，无法起到平抑粮价、救助灾荒的作用。
“这个问题提的好！什么原因？有解决措施吗？”仁宗皇帝问道。
王拱辰看向三司使，说道：“这个得由三司和司农寺回答。”
欧阳修没好气的哼道：“这些年御史台一个有用的都没有。”
顿时，朝廷上脸煞白的除了身着红色官袍的王拱辰，还有站在前边的身着紫色官袍的前任御史中丞贾昌朝，如今已是枢密使，还有站在后面的监察御史包拯。这下好了，一句话，常平仓的问题没解决，御史台就要炸了锅。
这句话欧阳修完全没有必要说，只是因为早上待漏院的气还没消，嘴上没把住门。下朝路上，王拱辰点着他这个连襟的脑袋愤怒的说：“你可别忘了，谁和你们一起出的力，把你们几个弄到台前搞改革！”
仁宗皇帝要求司农寺根据御史台汇报的情况，清理各路常平仓的实际状态。并要求司农寺联同三司，与中书省、枢密院联席商议解决方案。三天后，在汴京西南郊外的常平仓，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使贾昌朝、三司使叶清臣、三司度支副使杨偕、御史中丞王拱辰、知谏院欧阳修、司农寺卿李雷分别入座。
不知这一发又要牵动多少大宋朝的敏感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