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除了夏竦没有如愿成为枢密使，范仲淹、韩琦都成为了枢密副使，随后范仲淹在新任四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的强力推荐下成为了参知政事，正式进入中书省。经过地方州县的工作、馆阁的工作、台谏的工作、边疆作战的工作，范仲淹从此进入了大宋王朝的政治核心。
大宋朝廷的两府三司中两府的地位要高一些，两府又分为东西二府。东府政事堂地位又高于西府枢密院。东府政事堂有时简称政府，可分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大宋朝廷的政治中枢。其中三省也有分工，中书负责把和皇帝研讨后的问题和决议形成文件；门下负责审议文件，如有意见也可驳回；尚书省负责具体执行。但推诿扯皮时有发生，因此要求三省联合办公，即政事堂。
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副职为参知政事，类似副宰相。其数量不确定，总数一般不会超过五人。在大宋朝，参知政事地位很高，说是副职实际就是制衡宰相的。在真宗朝期间还出现过参知政事寇准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端完全平起平坐，行政地位不分高低的情况。当然，这种现象和真宗对寇准的欣赏、吕端的大度是分不开的。
西府枢密院有时也称枢府，主管军事。最高长官枢密使，副职枢密副使同属大宋的宰职班子，同位朝廷权力核心。枢密院负责军队调动，都指挥使司也称三衙，负责马军、步军、殿前军的军事训练，而将帅的任命由皇帝亲自负责。这样的制度设计真正实现了分割军权——“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对抑制内部叛乱起到了积极作用，可对于强兵、御敌就不是好事了。
每一次职位的升迁也是新责任的担当。大殿上，仁宗皇帝面前，范仲淹恭敬的站着。仁宗皇帝面对着这位被自己贬谪过三次的副宰相充满了希望。
“范卿回到汴京可已适应？”仁宗皇帝亲切的问。
“谢官家关心！都已安顿好，比我们在西北的条件好许多。如今的汴京城更美了！”范仲淹赞美着。
“这次范公不会再逼着朕吃草根了吧？”仁宗皇帝调侃他。
“陛下政治清明，边防日渐稳固，百姓国泰民安，百姓不吃草根了，陛下自然也不用吃草根了。”范仲淹认真的回答。
仁宗皇帝说的是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朝中任职时。天下大旱，范仲淹了解到灾民实在是太苦了，唯一能吃的是一种草根，难以下咽。范仲淹奏请仁宗皇帝立即安排按察使实地调研，因地制宜制定措施，并且要求宫中力求节俭。但他发现仁宗皇帝动作迟缓，安排布置工作犹犹豫豫，不肯下决心。范仲淹就将那种百姓吃的草根拿到大殿，要求皇帝吃，还要求仁宗皇帝将草根带回后宫，分给皇后、嫔妃们吃。弄得仁宗皇帝十分难堪，但很快仁宗皇帝安排按察使的措施就落实到位了。
“范公，你变了！已经不是多年前那个只有批评意见、直言能谏的范希文了。”仁宗皇帝笑道，“好一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希文。”
“那时臣年轻，轻妄之言，太不谨慎。”关于过去的不少事，范仲淹确实是有些悔意的。但君臣二人明显说的不是一件事，真是答非所问，各说各的话。
仁宗皇帝摆摆手道：“范公此次入朝就应当和朕、众大臣一道兴利除弊，改革旧制，铸国泰民安。”
面对仁宗皇帝的出题，范仲淹哪里会不知道，这不只是策问，更是要他分析时弊，拿出应对之策，并要能够成功实施的切切实实的改革。
此后，仁宗皇帝多次在天章阁召见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希望这些被朝廷寄予厚望的才俊能够拿出一份详尽、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范仲淹等人也给出了冷静和全面的分析。几乎每一位重臣都写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文卷，但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范十条”最为出名。
范仲淹这一次回京执政和他前三次遭贬黜的情形有所不同，这次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庆历年间的这次改革表面上有大多数宰相、副宰相、谏官的支持，会是一次成功的“庆历新政”，还是和前三次一样带着“荣光”再次被贬出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