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西南的这座常平仓接待了自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二年（977）建仓以来，官阶最高的一行官员。他们今天将在这里研讨为什么建仓将近七十年，如今的常平仓一粒粮食也没有，根本无法发挥平抑粮价的作用，更谈不上赈灾了。
其实，有不少列席会的人只是来看看他们的笑话，知道他们也只是为下一次御前会议做准备，留痕迹。至于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什么也解决不了。历任官员都睁只眼闭只眼，不愿意趟这滩浑水。这次御史台铁了心要上奏，仁宗皇帝坚决要求调查，才不得不组会给予一个答复。
此时的言官虽然还没有傲慢到罢相的程度，但已经跃跃欲试。御史中丞王拱辰首先发问：“中书的平章事一位都不到？这分明是没有重视官家正担忧的朝廷要务！”
中书省的行政级别高于御史台，无论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还是参知政事，职位都在御史中丞之上。但在绝对的皇权下，无论地位高低，官大官小，最终的权力还是发言奏事的权力，谁能够通过发言影响皇权的行使，谁的权力就大。这一点早就被言官认识到了，他们不断加强言官发言的权力，甚至要求不允许追究发言信息的真实性，从而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官阶不高，但权力和影响力极大。
更何况王拱辰抬出了圣上，还亲切的称官家，更是半带威胁。这让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也要谨慎作答。虽然参知政事是仅次于平章事的宰执，但今天到场的枢密使贾昌朝朝中资历深，御史台也是新仇加旧恨憋了一肚子气，三司和司农寺、常平仓这样的基层部门也是积累了满腹的委屈，如果回答的过于强硬不好收场。
此时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两位，一位是晏殊，一位是章得象。这二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都定不了。此二人久居高官，认清了行政事务的复杂性，亲身经历过各种不成功的处理，也就不再有任何鲜明的态度和举措。晏殊是怎么都好，你说怎样就怎样，都听你的，至于执行的细节你们自己处理好就行。章得象恰恰相反，你说的什么都行不通，事事都做不得。他俩来开这个会还不如不来。
最主要还不是这些，这不是让范仲淹领导改革吗？就是要检查你范仲淹的能力，其他人就犯不着参和了。这些王拱辰虽然也懂，但这个下马威他还是要给的。
范仲淹道：“王中丞，范某今受晏相、章相委托，定当对情况了解后，回政事堂悉以咨之。不负陛下之重托。”这时他可不敢和王拱辰抢风头，也称官家。还不得不把陛下搬出来，说我受陛下指派来主持改革的。
就这样，正事一句没提，官场的太极掌已经你来我往，打的啪啪作响。
欧阳修道：“请三司向中书和枢密院呈报各路常平仓情况！”
三司使叶清臣道：“从景德三年（1006），常平仓就一直由司农寺管理，三司不直接干涉司农寺事务。”
司农寺原本隶属于三司户部，景德年间大量增建常平仓后，由司农寺直接管理，三司不问入出。而实际运行中各路都有提举常平司，而各常平仓都建在地方州县，地方在实际管理。正因为无事可管，司农寺在常平仓的事务上只设置寄禄官，所谓的寄禄官就是按照此官的官阶领取俸禄，不履行实际差遣。
李雷本人就是这种情况，平时在馆阁任职，天天整理文书，哪会去过问常平仓？既然今天担了这名号，就得硬着头皮来了。李雷道：“全国各处常平仓基本都处在无粮状态，无法实际运转。”
王拱辰道：“常平仓是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太祖、太宗朝都运行良好，为什么如今荒芜？”
这话王拱辰是在质问，但不免有些强词夺理。今天来的人谁也不知道太祖、太宗朝是不是运行的好，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管理常平仓的。王拱辰说先帝管的好，谁也不能反驳，那就只能说现在的问题了。
常平仓监李嘉回道：“常平仓在市场粮价高时低价粜出，市场粮价低时高价籴入。贵买贱卖，如果没有稳定的财政支撑无法长期维系。自真宗朝，常平仓大量增建，财政就难以维系。宋夏开战以来几无财政支持。”
三司度支副使杨偕也应证李嘉的意见，说道：“从保元元年到庆历二年，连续每年向陕西四路增加调拨军粮，确实无法保证常平仓的财政拨付。”
叶清臣问道：“贵买贱卖，只是相比于当下的粮价，根据常平仓制度，籴入的价格不能高于粜出时的价格，怎会不能维系？还应略有盈余。”
李嘉心中暗叹，这些朝廷衙门的官老爷根本不了解基层的实际运行啊。只得耐心解释道：“实际根本无法做到。粮食不是货币，无法长期储存，常平仓每三年就要卖出所有旧粮，到时无论粮价高低都要卖出。更不用说赈灾时完全放出。”
枢密使贾昌朝道：“全国之内总有地区粮价起伏。如果各路常平仓内部可以做到灵活调度，即可通过各地粮食丰欠差异，维系常平仓总体买卖上实现贵粜贱籴。”
这真是官儿越大，出的主意越不切合实际。李嘉等人内心更加苦涩，但不敢挂到脸上。倒是叶清臣自己听不下去了，叶清臣说道：“各路常平仓设置时考虑到要各自发挥作用，保持了充分的距离间隔。另外，负责运输的衙前役是各州府最难摊派的徭役，极易激起民怨。如果没有畅通的渠道和精准的规划，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已抵消了差价收益。况且，物资转运由各路转运司负责，直接隶属于中书省管理，三司不掌握数据，各路常平仓更是无法自行组织。”
这下好了，大家都是按照制度办的，谁都没有违法违规。出的主意也都被堵的死死的。这可成了死结，可改革不就是破局的吗？不能破局的改革除了宣传又有什么用呢？
范仲淹问道：“去年财政收支情况如何？”
度支副使杨偕回答：“总收入四千四百万贯，在辽未增加岁币的情况下开支四千五百八十五万贯。朝廷在四川、陕西路增发了二百万贯交子（纸币）。”
在场的所有人默然。这不是常平仓监没能力，这不是官吏腐败，这不是冗官、冗兵。这是什么问题呢？没有能够维系常平仓持续运行的制度保障，只能依靠国家财政。国家财政容易受到各种内部、外部环境的干扰，今天要打仗，明天要赔款，后天要赈灾。
为什么没有制定制度去维持常平仓可持续发展？因为连一个对常平仓负责的部门都找不到。二府三司只发号施令，司农寺没有任何行政力量保障常平仓的财政度支。常平仓作为一个基层部门没有权力利用盐铁司专卖所获得的收益去发展民生工程，没有发放贷款盈利的权力，根本无法运行这个机构。
大宋到今天国库拿不出一分钱，用什么保障民生？三省六部都已形同虚设。中书和门下都已不联合办公，基本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尚书省几乎丧失了所有实际功能，那些宰相、朝廷大员有时都直接兼任转运使，他们怎么会去向一个户部侍郎汇报工作、报告数据？司农寺、大理寺等各寺也都失去了实际职能。
如今的大宋朝财政入不敷出，百姓不堪重负，政务上不传、下不达，而这个时候范仲淹他们倡导的改革却主要针对的是冗官，去考核官吏的勤勉，裁削官员数量，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实效呢？
范仲淹此刻心中有浮现出被他大笔勾掉的一连串“不称职”的官员，他们是不是只是一个个无辜的李嘉呢？问题似乎不是官员的勤勉问题，更像是制度问题。难道制度是可以改的吗？这个念头只在范仲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根本就不敢想。
既然不去想制度的问题，就解决具体问题吧。钱从哪里来？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不得不考虑这个现实的问题，这也是他们最害怕的问题。从百姓中来？至于钱是不是到百姓中去似乎远没有从百姓中来受人关注。这样的恶名他们不敢担。
这些君子自始至终学的都是儒家伦理，关爱百姓不扰民，没有任何著作指导他们如何维系国家的行政运行。在他们的思想里，钱不在百姓就在官府。百姓拿钱是度日，官府拿钱是贪官污吏在挥霍，君子怎么可以找百姓要钱呢？但如果政府没有钱，像常平仓这样的民生部门如何运行维系呢？
不是范仲淹读书少，确实没有这方面的书让他们读。殊不知伦理学尚且有多视角的观察，而只使用单一视角的伦理治国显得多么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