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我是没落分子

“人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是自由，心灵和头脑的自由。康德有句话，总有一个角落属于我自己。”

6月7日，章诒和、贺卫方来晓风书屋浙大西溪店和读者进行交流。书屋外面围了起码有100多号人，很多人是站着听，场面热烈。

贺卫方，口才极好，语言幽默，听他说话是种享受。

章诒和，思维清晰，言辞犀利，说话尖锐，七十高龄依然不改铜豌豆的脾气。

有智慧又有脾气的人通常不爱和低智商的人交谈。和她对话就像和姜文一样，切忌问愚蠢问题，并且要做好功课，否则会被奚落一番。

这次的主持人因为老是围绕着“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放，章诒和连回答了4遍，“那一代人什么都没说，就消失了；我活下来了，所以要写些什么”，这就是她写作的全部理由。后来她都有些不耐烦了，“我都说了4遍了，不会再重复”。

章诒和我们要称她为章先生，香港媒体称她为“最后的贵族”。她是个“不合时宜者”，像她这样的人应该生活在1949年以前。时移世易的结果，使她如此格格不入地生活在新社会里。她很少接受采访，但这次破例了。

戏曲必亡说

这样下去，中国的戏曲必亡，因为它已经被连根拔掉了。像青春版《牡丹亭》，白先勇死了这部剧就死了，现在是他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在支撑着这部剧。

戏曲得有角儿，认为老艺人是旧社会的产物，剧团都实行公有制，角制被废除，但声乐是极端个人化的，没有个性就全完了。宋祖英唱歌都能听出她喘气的声音，功底不合格，这在过去艺人里是不能想象的。

中国没有美育

现在的孩子不快乐，你看他们学这学那，但他们理解了其中的美吗？老师不会对他们谈这些，所以中国是没有美育的。个人的审美感受缺乏，观点、是非、立场、意识形态的东西，都不在教义之中。

我的童年很快乐，因为父母对我没要求，没有要求你得报答什么，你要成长为什么人，就要你玩。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接受严格规范的教育，比如你的情绪不好不能强加给别人，周末应该去博物馆等。

写作不为发表

那一代人什么都没说，就消失了。

我活下来了，还活得比较健全，所以要把自己的记忆说出来。

这成了章诒和写作的全部理由。

她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也从没觉得写作是一种快乐。她从来不认为文字能玩，写作对她来说是很严肃的事情。她不关心别人对书的评价，也不认为自己是作家。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她写的往事那么火？她笑笑：因为大部分人不敢写，敢写的又写得不够好。我只是敢写，写得又可以而已。

她说《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四手联弹》这些在国内出版的图书，所有都经过删节，真正的完整版，收藏在牛津出版社。

章诒和为写作做准备是从出狱以后开始，真正写作是从退休开始。关于写作，她认为最简单的语言越持久，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没有修辞，能把所想的传达给读者，这就是最高的境界。

美好的东西都在消失

有人说章诒和是精英分子，她否认：“我是没落分子，精英分子是应该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这样的人，我们是没落的，颓废的，和明清之际的士大夫很像，是皇朝易代的结果。”

主持人认为她这样的人生似乎很悲情，很不容易，章诒和不屑地笑笑：“别人容易吗？现在的孩子容易吗？一切都让位于生存。现在的人能听到梅兰芳、马连良吗？能看到没改造的西湖吗？能听到肉声吗？现在都只能听听电声。”她说自己是文化的绝对悲观主义者，因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消失，中国最好的民族的东西都在国外。现在是大众消费文化的时代，娱乐化覆盖全社会。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去问社会管理者，自己只是个说故事写故事的人，无法去改变什么。

简单的东西才能长久

活到章诒和这个份上，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看透了，特别是在监狱里呆过10年，从26岁到36岁，“因为不公，所以要活着”。她说监狱是很生动的，所有人都是被扒光的，在那里可以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所以出狱的时候，她对母亲说“我的第二大学毕业了”。

她强调简单的东西才能长久。就像她去新疆石河子看望支教的贺卫方，“只是想去看看，他过得怎么样？”原因非常简单，就像当年在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想去看望老舍，就去把身上仅有的长袍当了买了头毛驴，骑着毛驴就上路了，就这么简单。

她的这种做派，俨然就是前朝士大夫的遗风。她同情现在的人，如果不认同权贵，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着，比民国时难多了，“现在的贵族阶层他们心灵的宽度，思想的厚度，能和民国时代的人相比吗？”人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章诒和说是自由，心灵和头脑的自由，“康德有句话，总有一个角落属于我自己”。

她说自己是太直率了，眼里容不得沙子。尽管为此吃过苦头，她今天依然决绝地说“甘愿”! “西方教育不会培养两面派，所以让我给对方道歉，我没有做错什么，坚决不干”！当年父亲章伯钧也是说像她这样的个性，搞艺术或搞科学比较好，因为比较干净，结果她选择了艺术。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