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实逻辑：乡村振兴也是应对转型中乡村治理困境的秩序重塑

旨在建立一种新型的现代乡村文明秩序的乡村振兴，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是在深刻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着眼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而且也有着突出的现实逻辑，是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败”“文明冲突”“治理贫困”“传统文化解构”等现实困境的深度回应与秩序重塑。

（一）“空心化”所引发的乡村衰败问题

农村的“空心化”，是发展中国家迈向工业化与现代化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人口的巨量流动，塑造了农村两种研究意义上的“空心化”。一是在地理空间上的“空心化”。“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本质上是由于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移带来‘人走屋空’，新建住房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而原宅基地废弃闲置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过程。”[24]二是人口流动的“空心化”。如李玉红等通过第三次农业普查行政村抽样的证据在全国层面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人口净流出行政村数量占比为79.01%，其中，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空心村比例为57.50%，其空心化率为23.98%”[25]。虽然这两类“空心化”侧重点不同，但都是源于城乡差距所带来要素集中映射在社会发展的结果。“推拉理论”能对该现象进行一定的诠释。“‘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2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城乡发展差距加剧了“剪刀差”，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力远大于农村对人口的吸力，再加上户籍制度影响的减弱，造就了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长期的“空心化”，不仅使农村经济凋敝，使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为代表的教育、养老问题日渐突出，而且也带来乡村发展活力不足与治理人才匮乏等“乡村衰败”问题。而乡村振兴，着眼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避免陷入“乡村衰败”陷阱的治本之策。通过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让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

（二）“文明冲突”问题

乡村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精神心理世界的现代化。虽然脱贫攻坚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转变，但经济上富起来并不必然代表文明水平的同步提升。在现代化进程中，还在相当程度上伴随着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取向之间的文明碰撞与冲突问题。虽然互联网、移动通信等进入家家户户，缩短了农村与外界交流的距离，改变了个体生活的微环境；虽然易地搬迁和高山生态移民，人们的微环境和大环境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是，有可能植根于传统农耕文明之中的小农经济思想还在不同程度上支配，甚至禁锢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精神世界，如重男轻女、依附人格、封建迷信等情况，仍是乡村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传统思想障碍。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跨越千年的民族》中，曾记录了拉祜族苦聪人从原始森林居无定所到安居乐业的变化。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几经山上山下搬迁的反复，是“文明冲突”与“转型困境”的深刻写照。对此，“路径依赖”作为历史制度主义的主导性范式，对文明转型困境作了有力的解释。从“路径依赖”理论视角来看，“制度创立和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收益递增效应，形成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收益递增机制成为阻碍制度变革的保守力量，制度变迁一旦迈入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发展下去，形成‘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的路径依赖现象’”[27]。而作为“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乡村振兴，正是要破解乡村从物质到精神全面现代化难题的关键之举。通过现代文明的新生与传统文明的再生，把植根于五千多年农耕文明体系全面推进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性更新。

（三）文化解构问题

除了乡村衰败、文明冲突，传统文化遭受冲击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随着创制秩序的确立，自发秩序受到了致命的冲击。”[28]在我国快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当人们用无限的创造力与高科技创造了让人瞠目的财富与成就，蓦然回首，却发现传统的习俗与道德日渐失落。随着乡村的衰败、人口的大量外流、快速城市化对农村土地的占用等，诸如生活习俗、节日节庆、古朴民居等传统乡村文化失去传承的主体，物质的载体与情感的依托而逐渐走向凋敝。而文化解构、虚无主义则直接影响到乡村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诸如，对物质的追逐与拜金主义，为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提供了温床；而虚无主义，又为宗教在中国农村的渗透提供了可能。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解构，不仅有可能影响乡村的和谐与乡村安全，而且也影响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高一层次的精神需求就会凸显出来。[29]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人的全面发展、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则必然寻找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家园与归宿。乡村振兴正是化解文化解构危机、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的固本之基。乡村振兴所致力于的文化振兴，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弘扬、转化与创新，以乡愁、乡情、乡风树立文化自信，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建立现代乡村文明。

（四）“治理贫困”问题

乡村文明，实现乡村善治是关键；然而，随着人口的大量外流、治理人才的匮乏、传统文化的解构，使乡村治理面临资源困境。与此同时，由于乡村社会的急剧变迁，传统的治理结构难以满足与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新形势新要求，更加凸显了“治理的贫困”问题。其中，新形势突出体现在：一是“逆城市化”现象。从诺瑟姆曲线的规律来看，“在工业化后期或成熟期，……此时城镇化总水平比较高，城镇化率大于70 %，但增长速度趋缓甚至停滞。城市地域不断向农村推进，大城市的人口和工商业迁往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大城市人口减少，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这是城镇化的后期或稳定发展阶段”[30]。“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31]，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因地区发展不平衡，各省市城市化率情况不尽相同。因“逆城市化”现象，“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在乡村场域交织在一起。不同社会身份共同塑造了新的乡村格局，这是城乡文明融合的体现，同时也对乡村治理如何适应城乡文明融合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社会环境的开放、社会流动的加剧，使利益分化不断加剧、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加之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这些都给乡村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使本就存在人才与文化资源困境的乡村治理的“贫困”问题更加凸显，也就如何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而乡村振兴正是要破解治理贫困、促进治理整合的重要抓手。通过现代政治文明的传导，诸如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社会治理共同体”[32]建设，从而把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格局之中，让乡村这一国家治理末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浪潮中实现现代秩序重塑。

综上，作为一场深刻文明转型的乡村振兴，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也有着突出的现实逻辑，是应对“乡村衰败”“文明冲突”“文化解构”“治理贫困”等发展困境的深度回应与秩序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