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逻辑：乡村振兴旨在实现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转型

解读乡村振兴的文明转型逻辑，必须跳出乡村看乡村、跳出农业看农业，置于更宏大的“现代化”这一社会历史视野下进行分析。“中国的乡村振兴始终不能离开现代化这一基本背景，更不能脱离工业谈农业。”[4]总的来看，乡村振兴并非把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农业发展好，而是要构建一种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相融合、现代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相融合的全新的现代乡村文明形态。在这场数千年未有之文明转型中，工农协调、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是深刻理解乡村振兴这一文明转型逻辑的重要视域。

（一）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的文明转型逻辑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性要求协调推进工农业发展，而现代化过程却产生了农业与农村的衰败问题。纵观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工农业协调发展往往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第二个阶段是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农业日益走向衰败，工农业发展出现不均衡状态；第三个阶段是整合国家的力量全面推进工农协调发展。我国也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基本方针，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并由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由农村为城市做贡献。这样的发展战略使我们用七十余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这样的超赶型发展也带来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全面的问题，反映在工农、城乡关系上就是农业农村衰败，城乡发展差距拉大。[5]而农业农村发展的滞后、城乡发展的失衡，则直接影响到整个现代化进程，关乎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如期实现，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强大的农业与强大的工业同等重要。”[6]“努力缩小和消除城乡差别成为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任务。”[7]随着我国现代化进入中后期，工农业发展与城乡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格局。无论是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势头，正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重要战略机遇期，[8]还是从现代化内在要求协调推进工农发展与统筹城乡发展，这都赋予乡村振兴全新的时代内涵与对乡村文明现代秩序的重塑，“具有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历史性更新的属性与特征”[9]。

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0]而中国的乡村振兴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推进对传统乡村文明的历史性跨越，进入到一个现代乡村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与传统乡村文明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与传统农业历史同构的一种文明体系，乡村振兴所实现的则在于推进乡村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以及建立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乡村秩序。

第一，乡村振兴这场深刻的文明转型，是一个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一根源，进而触及乡村治理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生态层面等文明形态的整体性重塑。乡村振兴这场由现代化所塑造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深刻的乡村“文明转型”，既是一个从“小农”向“大农”的深刻文明转型，也是从传统农耕向现代农业文明的文明转型，而且还是包括“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生产组织形态、组织结构，进而整个建筑在传统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文明基础上的乡村治理文明”[11]的历史性变革。

第二，乡村振兴这场深刻的文明转型也是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性更新与重塑。“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12]乡村文明则是“五千年中国农耕文明全部历史的积淀与写照”[13]，拥有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与积淀。正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旨在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性跨越，构建一种全新的现代农业文明与工业协调、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乡村文明，这一构建本身也推进了中华文明的文明性再塑与历史性更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4]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下，通过乡村振兴实现对工农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全面推动，以及对中华文明的文明性重塑，从而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实的物质基础并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支持。通过乡村振兴，“中国的农村、农民也将同时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进入现代的新型农业文明时代，并将同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一道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5]。

第三，乡村振兴这场深刻的文明转型既是一个现代乡村文明的“新生”过程，也是一个传统乡村文明的“再生”过程。固然乡村振兴本质上是现代政治文明传导的必然结果，是现代文明形态对乡村文明“结构性植入”的必然要求，从而全面推进乡村文明秩序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具有质变意义的历史性跨越；但是，这样的文明转型并不意味着全面抛弃“传统”，而是要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即实现传统的“再生”。西方现代化理论著名学者N.艾森斯达德（S.N.Einstadt）也曾指出，传统和现代化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问题不是去消灭它们，而是借助它们来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从而最终导致现代化”[16]。一方面，传统乡村文明蕴含了中华五千年农耕文化的文明智慧的结晶，是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留给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与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传统文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那么自然会有时代局限性，因此，需要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7]。所以，乡村振兴的文明转型，既是现代文明形态的“结构性植入”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文明形态的“文明性再塑”与“现代性转换”过程。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的现代秩序重塑解读

在将乡村振兴置于“现代化”视野下进行分析的同时，本书还进一步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特别是从“超大型崛起”与“超大型治理”之间的关系去分析乡村振兴的形成逻辑。“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8]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人口巨大规模的现代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超大型崛起”不仅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力量，更会产生“超大型治理”所带来的现实挑战。如何解决“超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治理难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历史主动精神，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乡村振兴正是在深刻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着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实践新发展新形势下提出的。

1.国家治理的时间域：乡村振兴是新发展阶段的现代秩序重塑

国家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间环境当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时代环境而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回顾迄今的人类历史，国家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由发展阶段、重点发展阶段和整体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飞速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我国国家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整体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洞悉世间万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重要论断。进入新发展阶段必然要求国家治理贯彻新发展理念，也就是从“单点突击”“局部突破”“区域突围”逐渐转变为各领域、各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整体推进”。而旨在促进工农协调、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正是对新发展理念的全面贯彻。由于城乡差距不仅阻滞着现代化进程，而且还是消解国家认同、影响国族凝聚力的一个突出因素。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19]。通过城乡整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秩序重塑，在使农业农村成为国家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以此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物质基础，形成团结奋进、凝心聚力的强大合力。

2.国家治理的空间域：乡村振兴是循环空间和治理空间优化的秩序重塑

国家是一个政治地理空间单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必须从空间整合的角度对国家发展进行全面规划与整体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不同文明形态在空间表达与呈现方式上出现非均衡性。“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20]而乡村振兴，从国家治理空间域的角度，就是要促进不同文明形态的空间整合。一方面，旨在通过城乡融合拓展乡村发展的物理空间与循环空间。“增强国内大循环的空间形态”，从而“建构更加纵深的中国国内发展的质量空间”。[21]另一方面，旨在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优化乡村的质的空间。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是中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发展中最大规模的空间治理形态”[22]。乡村振兴这场深刻的文明转型，必然会带来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的“文明冲突”与“治理纠缠”等问题。而乡村振兴就是要把乡村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宏观建构之中，让乡村这一国家治理末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浪潮中实现现代秩序重塑。不仅“在微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意志与乡村治理文明实际需求的结合”[23]，促进政治的一体化，而且要不断通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乡村治理文明的现代转型。通过乡村治理空间优化与秩序重塑，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历史性更新的文明新形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