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与问题提出

万物皆存于时空之中，并以一定的秩序相互联系与作用。人类为记录与传递周围事物的时空信息，往往需要借助于不同的信息传递媒介。其中，图像是人类在语言、文字与数字之外的第四种信息传递方式，与其他信息传递形式相比，图像具有更加直观、形象与简洁的特点。正因如此，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对图像或视觉史料的运用。[1]按照新文化史的倡导者彼得·伯克的说法，“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着历史，是解读历史的重要证据。从图像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过去的影像，更能通过对图像的解读来探索它们背后潜藏着的信息”[2]。由此来看，图像入史的学术旨趣，就是通过解读图像史料的符号刻画，挖掘背后隐藏的社会变迁与权力运作，剖析更为深层的社会心态、观念信仰与文化传统。[3]换言之，图像史学建构的学术意义，不仅是以图证史、以图明史、以图补史，更在于研究视野、研究对象上有所更新；不仅体现为跨学科的研究理念，更展现出方兴未艾的学术前景。[4]

就史学方法论而言，相比于文献考证、数理统计、理论阐述、田野调查、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图像分析显得更加形象、鲜活和生动。而通过视觉材料来追寻曾经的历史景观，发掘逝去的历史记忆，其本身就是对史学研究过分追求科学化的一种纠偏。有学者就指出：图像提供的细节，为我们的历史事实重建提供了文字资料所不具备的内容。[5]近年来，运用图像资料或视觉材料进行史学研究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建构中国图像史学（或“形象史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6]例如，蓝勇教授在2014年发表《中国古代图像史料运用的实践与理论建构》一文，区分了“图像证史”与“图像存史”两种不同研究路径与学术功能的差别，提出了建构中国图像史学的学科设想。[7]

在诸多类型的图像资料中，相比绘画、肖像、雕刻、照片、影像等视觉文本，地图不仅是对地理事物的视觉呈现，更是一种空间记忆与地理想象。自哈雷提出“解构地图”的新理念后[8]，重新定义作为权力表征的地图，解构近代以来视地图为纯粹客观的地理知识形态的看法，日益成为当下探索地图制作与社会权力相互关系的理论基石。[9]如果说地图通过独特的图形符号，将自然世界人文化，将利益隐而不显地蕴藏在图形中。[10]那么，流传至今的古旧地图作为历史时期地理现象的再现手段，不仅是对往昔地理景观的图像描绘，也是空间历史认知的文化隐喻。[11]因此，在地图史学研究中，将古旧地图作为“图像证史”的重要工具，从空间描述、位置安排、比例大小、符号运用、色彩异同等方面，探索古旧地图背后隐藏的空间观念与地理认知，有助于我们清晰认知历史时期地图绘制与社会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12]

就目前中国地图史学的研究现状看，这种从社会文化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古旧地图的学术理路，业已成为一种新的范式。自美国华裔学者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在国内翻译、出版以来，中国地图史学界逐渐引入了古旧地图的社会文化史分析框架，致力于阐释中国传统地图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突破了此前注重定量研究与线性思维的局限性，引发了中国地图史学研究的“社会文化史转向”。[13]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逐渐形成了若干新的地图史学研究路径，或从思想文化史的视阈出发，去思考古旧地图制作与传播背后的思想世界及社会观念；或从制度史的角度切入，去考察古旧地图的源流谱系、绘制机制与社会影响；或借鉴知识史的视角，去探寻古旧地图绘制的知识来源与地理认知；或参考阅读史的方法，去分析古旧地图的文本阅读与传播路径。[14]

上述基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路径特点，就是更多关注古旧地图绘制的社会人文因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无疑为当前中国地图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开启了新的问题空间。因此，就学术视野来看，将古旧地图看作独特的图像文本，从中国固有的知识脉络出发去思考传统地图的本土表达，就是力求贴近历史语境与地方实践，而非简单地屈从西方制图标准。对此，有学者就指出：中国传统地图常常是“地方尺度”下一种感性的、高度个人化的“默会知识”，故将古旧地图定义为“绘画与现代地图之间的，由地理实际、地理观念和默会知识三种层面的知识所共同呈现的图像”[15]。

毋庸讳言，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古旧地图研究，对当前重新书写中国地图学史来说，起到了代际转换的范式转型意义。然而，由此亦带出若干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前学界虽然注意到从中国固有知识脉络中去追寻本土地图的价值，却忽视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传统地图，在近代以来西方测绘制图技术为标志的“普遍性知识” 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走向现代性与科学性。换言之，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植根于本土的地方制图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测绘技术与现代制图理念的渗透，由此“地方”开始让位于“空间”，而伴随“地方性知识”的逐步消退，“普遍性知识”最终单向存在。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传统地图编绘的“现代性”转型，就是西方科学制图与现代测绘技术渗透、发展与确立的过程。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采用“传统/现代”去判定“落后/先进”，这样不仅有失武断，更无助于对晚清以来中国地图绘制现代转型问题的深层阐释。[16]然而，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出发，突破此前过分“科学化”的阐释体系，深入研究晚清以来中国地图绘制的现代转型，及其与近代社会变迁的复杂纠葛关系，当是目前中国地图史学研究中亟待加强的核心议题之一。[17]从某种程度上讲，对近代中国地图绘制转型问题的研究，也是目前 “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地图的绘制实践中，描绘水道风景、河道水系、治河工程以及航行路线的江河水道舆图源远流长，或以审美性的山水绘画展示江河沿岸风景，或以实用性的示意符号标示内河空间特征，在传统时代水域景观营造、内河航道整治、河政漕政管理等诸多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古代专题地图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根据描绘对象的不同，传统江河水道舆图主要有黄河图、运河图、长江图等几大类。特别是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自唐宋以来就已出现题为《万里长江图》的专题图绘。至明清时期，有关长江舆图的绘制更是蔚成大观，如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明代《长江图》残卷，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长江地理图》，清代马征麟编绘的《长江图说》，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长江名胜图》等，都是不可多得的长江舆图精品。[19]

不过，明清以来传世的长江舆图，反映整体的全程江图并不多见，多以分段的单程江图为主。以长江上游为例，该段河道曲折迂回，乱石横江，险滩林立，历来就是长江水域最艰险的河段之一。自唐宋以来，就有诸多“蜀川图”（典型代表为《蜀川胜概图》）的绘制。及至清代，为使内河舟人认明水径，对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编绘开始发展为专门之学，为后世留下珍贵的舆图资料。这类地图在西方绘图技术传入前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特别是以山水写意法绘制的川江航道图册，突出了中国传统舆图形象化的视觉特征，十分精美。然而，伴随近代川江行轮的兴起，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逐步引入现代性的变革。最终，在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科学化的航道图志以其精确的测绘技术，逐步取代山水画法绘制的传统航道图志。

从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历史轨迹看，不仅清晰可见中西方对长江上游航道地理信息处理的空间差异，同时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理念的碰撞、交互与融合的过程。以中国山水写意绘法为主的传统航道图谱系和以西方测绘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航道图系统，两种地图在绘制的背景、目的、技术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方向。[20]那么，如何评价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基本成就？晚清以来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与内河航运变迁的关系何在？西方测绘技术及其制图体系是如何传入长江上游地区的，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知识/权力运作机制？长江上游地方精英是如何回应西方航道图志编绘体系的？这些问题都是亟待探索的。有鉴于此，在本书中笔者尝试从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角度，通过梳理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历史轨迹，旨在探析近代中国地图编绘从“传统”向“现代性”过渡的复杂过程，这对深入思考晚清以来中国地图编绘的现代转型问题来说，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就现实关怀来看，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早在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4年9月底，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正式出台。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总书记先后在重庆、武汉召开两次专题座谈会，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1]自2021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以法律的形式落实、转化为国家意志与社会行为准则，为保护好长江母亲河、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22]因此，在当前党和国家积极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笔者希望继承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传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为保护与发扬长江优秀传统文化略尽绵力，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服务现实社会的作用。[23]实际上，作为长江传世图像文献的一种类型，当我们谈论传统长江上游航运文化时，那些遥远而鲜活的记忆就收藏在一帧帧泛黄的航道图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