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与学术回顾

“地理之学，非图不明”，当前地图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正从图幅内容与绘图技术的讨论，转向对地理认知及文化观念的考察。同时，分专题对传统地图的文本谱系进行考察，进而探索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的知识功能，是近年来中国地图史学研究的趋势所在。[24]就目前学界对传统江河水道图的研究而言，无论是从文献整理还是文本阐释来看，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李孝聪先生以及席会东、王耀对清代黄、运河图的系列研究，对本书的写作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25]然而，相比于学界对黄、运河图的重点关注，有关长江图的研究虽有所突破，但总体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6]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长江图的文献考订与内容分析，形成如下三种路径：

首先，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长江图进行文献考订，主要关注古地图的成图年代、编绘背景、图幅内容、文本源流。由于传世的长江舆图多不注明绘图年代与绘制者，只有根据图幅内容进行考证。例如，秦明智等通过考证甘肃省博物馆藏《长江江防图》的成图年代，探讨了清初长江经略的时代背景[27]；陈熙远、卢雪燕分别考订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明代《长江图》残卷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长江地理图》的文本源流。[28]但是，上述研究多集中于单幅地图的文献考证，对不同江段、不同类型长江图的专题研究尚待展开。

其次，从测绘科技史的角度，重点考察不同类型长江图的绘制方法，探究中西方测绘长江航道的技术分异。其中，张修桂从马征麟《长江图说》的图幅设计与制图方法切入，进而探析晚清长江舆图编绘的数理基础[29]；许金生通过考察19世纪以来日本对长江航道的地图测绘，指出这是近代列强侵略中国的技术手段，同时也认识到其对江河地理知识形成的意义。[30]然而，上述路径多关注地图编绘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无法回应传统长江图的现代性变迁。

再次，从地理认知史的角度，旨在梳理古地图对长江水系的地理刻画，阐释传统长江图背后的知识来源与地理认知。例如，林加丰通过考察雍正《长江图》长卷的知识来源，进而探析明清长江图绘制过程中的空间观念[31]；丁一对比古地图中长江下游“源流派分”与“河网密切”的两种绘法，考察了地方尺度下江南水系的绘制脉络[32]；林宏重点关注中外古地图对长江河口的空间叙述，详细分析了10—20世纪江海分界的地理认知。[33]

上述三种研究路径表明：传统长江图迥异于西方航道测绘地图，脱离本土语境很难理解其独特的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对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研究，力求突破依照“传统/现代”判定“落后/先进”的思维定式，转而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入手，通过探讨本土语境下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转型过程，进而分析航道图志在近代长江上游航运变迁中的重要意义。围绕上述研究对象，相关学术史的回顾分为两类，一为“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研究现状”，二为“长江上游航运史的研究回顾”。

（一）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研究现状

最早论及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是邓少琴先生。在其所著《近代川江航运简史》一书中，邓氏对近代长江上游航道测绘的历史进程做了初步梳理，并按测绘年代、测绘次数、测量范围、测绘者依次统计，制作了第一份“川江河道测量表”。在此书中，他认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法海军少佐虎尔斯特（武尔士）率测量队始于上下段着手测量，是为探测川江河道之嚆矢……故今日之川江河道图，实自法兵舰海图部译绘而成者也。”[34]在此基础上，他对《峡江救生船志》《峡江图考》《峡江滩险志》等长江上游航道图志展开评述，认为前两部“绘事未得其法……未可以供行轮之参考”[35]。作者通过比较清末以来中外两种航道图志的文本差异，初步厘清了近代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转型的历史过程。然因此书稿成于20世纪30年代，其论述仅止于当时，欲求全璧，尚有不足。

继邓少琴之后，李约瑟对清代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代表作——《峡江图考》进行了专题研究，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中他认为：“人们只要翻一翻诸如《峡江图考》一类近代书籍，就能看到其中有许多描绘得很清楚的地质构造，但图文均带有纯中国的传统形式，丝毫没有受西方影响的痕迹。”[36]在这里，作者试图摆脱单纯西方科学话语的局限，重新评价了中国传统航道图志对山川构造的描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传统长江图的特点与成就。不过，由于此书的重点在于探索中国古代地质描绘的特点，对其在地图学上的价值作者未能做深入分析，殊为遗憾。但是，在评价中国传统地质学成就的时候，李约瑟指出《峡江图考》是19世纪此类书籍的代表，为后来学者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无论是论证方法，还是学术观点，他的研究均有助于中国学者反思西方中心话语的局限性。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在长江航运史的通论性著作中，也开始出现航道图志的研究内容。例如，熊树明主编《长江上游航道史》一书就专门论述长江上游近代航道的开创过程，对川江水道的测量、早期航道图的绘制、近代川江行轮的兴起以及长江上游航道助航设施的建设都有涉及。作者还注意到19世纪末法国人蔡尚质编绘《上江图》的意义，认为此套图志“是长江上游第一次测量的航道全图，也是外国人利用西方测量技术对长江上游航道的第一次测量”[37]。对照邓少琴所言“法海军少佐虎尔斯特率测量队始于上下段着手测量，是为探测川江河道之嚆矢”的传统观点，[38]上述看法算得上是一个卓越的见识。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一书中，亦专辟一节对长江上游航道测绘的历史进行回溯。作者认为：“外人测绘川江航道图的目的，是为入侵川江所用。但同时也将先进的测绘技术传入四川，为中国整治川江航道和通行轮船起了借鉴作用。”[39]上述两书关于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论述平实有力，客观总结了近代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技术转型过程。

在单篇论文中，蓝勇教授最早对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进行专门研究。在其《三峡最早的河道图〈峡江图考〉的编纂及其价值》[40]一文中，作者指出《峡江图考》所具有的写实风格，对复原长江上游历史地理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清乾隆〈金沙江全图〉考》一文中，作者又对目前海内外所见乾隆年间绘制的三套《金沙江全图》进行比较分析。[41]在《近代三峡航道图编纂始末》一文中，作者又将近代长江三峡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进程，与列强对川江航权的侵夺问题联系起来，不仅注意到国人所绘传统航道图志的成就与不足，还详细论述了近代测量技术兴起后的文本变迁。[42]然而，目前学界对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研究，仍多以西方地图学作为衡量标准，认为其没有数学基础，科学性不够，有欠准确。应该说，这种过于追求“科学化”的研究范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植根于中国本土舆图绘制的经验土壤，是否具有精确性非其本意，也无法掩盖其社会文化方面的价值。[43]

实际上，中国传统地图的编绘者多是地方官员或“通儒”，采用描述性的山水图画符号，更易阅读交流。[44]相比之下，近代以来西方测绘而成的现代地图，则需要专门的制图技术专家绘制，阅读者经过专业训练方能看懂图绘内容。而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独特价值，就在于通过山水写意的手法，同时配以大量注解文字，颇为形象地总结了长期流行在民间的航行经验，这种编绘方式不仅是“地方性知识”的表达与升华，更是现代航道图志无法比拟的优势所在。从上述思路出发，笔者在参编《重庆古旧地图研究》《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重庆历史地图集》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等大型集体项目的过程中，就对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与近代中国地图编绘转型产生了较大兴趣。[45]在此基础上，笔者陆续发表多篇专题论文，试图突破此前过于“科学化”的阐释体系。不过，上述研究仅是专题性、个案式的考察。在本书中，则力求从整体上梳理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转型过程，进而阐释地图史学研究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与省思。[46]

（二）长江上游航运史的学术回顾

对长江上游航运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邓少琴在《西南实业通讯》上连载的《川江航业史》就是其中的代表。此文之作，源于当时卢作孚主持川江航务管理处，邓时任管理处秘书，负责撰写《川江航运史稿》。因资料多取自宜昌、重庆、万县海关关册，故上述文稿保留大量原始材料，价值甚高。20世纪80年代，邓先生应重庆地方史资料组之约，就原文稿斟酌损益，并附《川江航运大事年表》，合为一册，名为《近代川江航运简史》。此外，静石《川江航行之行源及其近况》[47]、杨戒净《四十年来之川江航行概况》[48]、屈平《川江航运之过去及其现状》[49]等文章，亦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有关长江上游航运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多有不足，但在研究方法、资料整理等方面亦有可圈点之处，为此后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至20世纪50、60年代，学界对长江上游航运史的研究继续深入。其中，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一文详细考察了清末以来川江航权的丧失过程，堪称近代长江上游航运史研究的扛鼎之作。[50]然而，囿于时代局限，作者的研究重心放在对帝国主义侵略川江航权的批判上，难免在认知上有局限之处，如将约翰·立德、蒲蓝田等人简单地视作“帝国主义的流氓”。改革开放以后，在现代化史观的影响下，长江上游航运史的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其中，汪敬虞《立德和川江的开放》一文，通过考察约翰·立德与川江开放之间的关系，旨在反思近代西方技术引进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不能对西方人开发长江上游的历史过程简单地视作是侵略，有必要重新思考近代轮运技术引入与川江航运现代化之间的关系。[51]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与人民交通出版社合作，曾主持编写了一套中国水运史丛书。其中涉及长江上游航运史的有《重庆港史》《万县港史》《宜昌港史》《长江上游航道史》《川江航道整治史》《四川内河航运史》等。这批重要研究成果囊括历史时期长江上游内河航道整治、轮运航线开辟、助航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足资借鉴。近年来，伴随长江史研究整体水平的推进，学界对长江上游航运史的研究，在资料来源上多有突破，研究领域亦有所拓宽。[52]特别是吴松弟教授对哈佛大学所藏近代海关文献的系统整理，促使学界对近代长江水运制度、航道管理、海图绘制等方面都有新的研究，部分涉及长江上游航道知识生产与中外贸易、港埠开发、城市变迁的关系，标志着长江上游航运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53]

具体而论，在长江上游航运制度史研究方面，以蓝勇教授对明清时期长江上游救生船制度的专题研究最具代表性，其成果涉及明清以来长江上游救生船设立时间、设立地点、红船形制、运作方式、成效地位、文献资料等不同层次的问题。[54]近年来，作者又对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进行了系统研究，就传统长江上游航行路线、停靠码头、风险追补、沉铜打捞、环境变迁进行了专门探讨。[55]此外，作者还通过考察近代川江木船船型的分类标准，深入分析传统川江木船制造技术传承过程中的分类无序与技术断层问题，为解决“李约瑟难题”提供了具体的案例支持。对于近代川江木船主要船型流变的原因，近代川江木船情结与轮船制造力、航行权、利益权的考量，作者亦有深入阐释。[56]

在长江上游航道史研究方面，王轼刚主编的《长江航道史》对近代长江上游航道治理、航运路线的开辟都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作者从长江全流域的角度审视川江航道变迁，有助于比较分析，但在体量上有些单薄。熊树明主编《长江上游航道史》与朱茂林主编《川江航道整治史》两书，均采用历时性的分析模式，梳理了历史上长江上游航道整治、勘测、管理等方面的变迁过程，亦有较高的文献与参考价值。张瑾与秦和平则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长江上游内河水运发展与重庆城市现代化、长江上游秘密社会组织建构的相互关系。[57]此外，邱澎生通过分析清代长江上游的水运纠纷，进而反思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以及“第三领域”等问题。[58]陈新立通过考察清代川江航运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航道争夺，进而探讨长江上游地区滩务纠纷的解决模式。[59]尹玲玲结合历史地理学与生态环境史的双重视角，长期关注明清以来长江上游航道的环境变迁问题，成果颇丰。[60]邓晓、郑敬东、黄权生、罗美洁、张铭、陈俊梁等学者立足社会文化史，重点关注长江上游航运文化、码头社会与船夫生活，研究成果亦有突破。[61]

自21世纪以来，海外学者通过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资料运用上的突破、问题意识的转向，在研究视野上将长江上游航运史研究继续推向深入。例如，日本著名航运史家松浦章对清代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其中就探讨了长江上游航运路线、木船形制、物资交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62]川胜守则认为正是依赖清代滇铜京运与长江水运的发展，导致重庆、汉口、芜湖、天津等沿江大型城市连锁的形成。[63]德国学者金兰中（Nanny Kim）通过考察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控制、商业组织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了清代中叶李本忠对川江航道进行整治的社会背景。[64]在此基础上，金兰中还撰写了题为《山路与峡江：清代前中期西南交通史（1700—1850）》的学术专著，书中对18—19世纪长江上游航道变迁与水运事业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有专门研究，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重要成果。[65]荷兰学者查义高（Igor Iwo Chabrowski）通过考察历史时期川江船夫号子的文化内核，进而分析传统长江上游内河航运中“地方性知识”的重要价值。[66]美国学者罗安妮（Anne Reinhardt） 则重点考察近代中国轮船航运业兴起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关系，其中就涉及晚清以来川江航运的现代性变迁。[67]

综上所述，中外学界对长江上游航道图志与内河航运史的研究，结合了地图史学、历史地理学、经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生态环境史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学术视野、研究结论等诸多方面，都对本书写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尚未很好地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有鉴于此，在本书中，笔者将充分借鉴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通过考察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历史过程，从“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角度切入，重新评价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价值，进而思考近代航道图志编绘转型与长江上游航运变迁的互动关系。换言之，本书不仅要深入分析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转型，还要结合近代长江上游内河航运的变迁，最终反思中国本土“现代性”的构建方式，这才是笔者最为关心的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