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人性欲求对宗教生活的质疑

雨果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之一。《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欧洲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小说的故事浪漫离奇而又凄婉动人，其间深邃的主题更是耐人寻味。

小说的情节是围绕着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命运的起伏跌宕而展开的，因此，通常的解读认为，爱斯梅拉尔达是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小说通过她的悲剧揭露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的黑暗，抨击了教会的邪恶势力。在这个意义上，副主教克洛德则是宗教恶势力的代表，是制造爱斯梅拉尔达悲剧的罪魁祸首。他身披教服，内心阴暗险恶；他从事神圣的职业，干的却是残酷无情的勾当；他指使伽西莫多拦路抢劫，企图强行占有女郎；他谋杀弗比斯，又把罪责强加于爱斯梅拉尔达；他煽起宗教狂热，借宗教和封建王权的力量，置女郎于死地。小说通过克洛德罪恶行径的描写，暴露了教会势力的残暴、虚伪；他坠死于钟楼的结局，是道义上对他的惩罚。读者对爱斯梅拉尔达则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然而，从小说情节演变的深层我们可以看到，爱斯梅拉尔达不幸的遭遇、悲剧的结局，都是由克洛德的行为所致。小说中女郎经历了五次遇险与得救：途中被劫，弗比斯救了她；因谋杀情夫罪被绞死，伽西莫多救了她；在圣母院钟楼上，克洛德想占有女郎，伽西莫多闻讯赶来救了她；法庭不顾宗教避难权逮捕女郎，乞丐们出来保护，使女郎有机会离开圣母院；离开圣母院后，官兵赶到，女修士搭救她，但她还是被官兵抓捕，最后被绞死。女郎的这些遭遇都与克洛德的幕后操纵有关，所以，深入情节的内部可见，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动力是克洛德，爱斯梅拉尔达只是作为传递这种推动力的媒介。由于爱斯梅拉尔达的情感联系着周围其他一系列人物，因此，克洛德对爱斯梅拉尔达的作用力，又导致了其他人物与克洛德的一种潜在的矛盾冲突关系，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克洛德，小说的深层主题也是通过这个人物表现出来的。

雨果在他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的序言中提到“宗教、社会和自然，这是人类的三大斗争”，《巴黎圣母院》正是为了控诉宗教的“宿命”而作的，这个主题则是通过克洛德这个核心人物的描写来实现的；作品的深刻之处，恰恰也通过宗教教义和宗教生活牺牲品的克洛德的描写，从人性深处对宗教教义与宗教生活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青少年时期，克洛德是一个纯正、善良的人。少年的克洛德聪明可爱，然而，似乎“命运”早已决定，他从小就被父母送上了当牧师的道路。在他19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抚养幼小的弟弟成了他不容推辞的义务。这种兄弟俩相依为命的生活，使克洛德感受到人世间发自心灵的骨肉之情。以后，他又出于爱和怜悯，收养了怪物般的弃儿伽西莫多。爱兄弟、收养伽西莫多，都是他人性中爱的情感的一种真实、自然的表现，也体现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基督的博爱和天然的人性之爱在克洛德身上是高度统一的。

然而，长期的宗教生活，使成人之后的克洛德在情感—心理上发生了变异。本来，作为一个成年人，克洛德还应有正常的男女性爱，这是合乎人的自然天性的。可是，宗教教义不允许一个献身上帝的牧师有此要求。基督教教义认为，爱情是一种最可怕的异己力量，是一个凶神；女人是魔鬼给男人设下的陷阱中最可怕的一种诱惑。克洛德当然不能不恪守教规，为此，他在日常生活中抛弃尘世欲念，回避女性，即使是国王的女儿到圣母院来也拒不接近。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虚伪，而是他在教义支配下的自我克制。这种长时期对情感的克制，使他情爱层面的心理能量得不到正常的疏导，导致了整个心理结构的不平衡，乃至情感—心理结构的变异。久而久之，克洛德的情感—心理结构越来越不平衡，越来越被扭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纪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他们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28]克洛德正近乎于此，越是在教会的阶梯上步步高升，他身上所具有的人的优秀素质越来越少，性格变得越来越自私、狠毒，36岁当上副主教的他，人性被扭曲了，心灵变得畸形了。

然而，更为“命运”捉弄的是，这时，天使般的爱斯梅拉尔达偏偏在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爱欲的唤起和受挫使他的性格在极度扭曲后走向了邪恶。第一次看到爱斯梅拉尔达跳舞后，他的心就像遭到雷击似的震撼不已，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欲望猛烈地冲击着他。当然，信奉上帝的克洛德不愿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魔鬼，不会自觉自愿地走向陷阱，而是像以前多次做过的那样，本能地企图借助上帝的力量抑制这种情感于欲望的冲动。然而，有悖于人性的宗教樊篱终究无法阻挡像火山一样喷发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克洛德在忍受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心灵的痛苦折磨之后，终于向情感与欲望屈服了。他决定，为了爱斯梅拉尔达，他愿意抛弃过去认为神圣的一切，抛弃副主教的职位，从上帝的圣坛逃向人间的世俗生活。克洛德曾向爱斯梅拉尔达真切地表白：

啊，我爱你！假若你是从地狱来的，我要同你一起回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啊，只要你愿意，我们能够多么幸福呀！我们可以逃走，我可以帮助你逃走，我们可以到某个地方去，我们可以在大地上找到一个阳光更好、树木更多、天色更蓝的处所。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互相充实彼此的灵魂，我们之间有着如饥似渴的爱情，让我们双方不断地来斟满我们那杯爱情之酒吧！[29]

上述这番表白告诉人们，克洛德像正常的人一样对爱情生活有热切向往。作为一个人，克洛德有权利爱爱斯梅拉尔达，就像畸形丑陋的伽西莫多有权利爱爱斯梅拉尔达一样，至于这种爱是否被对方接受，那是另一回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克洛德的情感是发自那颗畸形的心灵，因而，他在欲望无法实现又难以自制时，心灵就无法承受这种灵与肉的冲突所致的极度痛苦，这颗本来已变异的心进一步被扭曲，爱欲变成了对被爱者的极度的仇恨和疯狂的迫害。他的哲学是：要么得到她，要么把她交出去。他对爱斯梅拉尔达说：“命运把你我放在一起，我要主宰你的生死，你呢，你要主宰我的灵魂。”可见，爱欲在此时的克洛德心灵里孕育出来的不是爱情的美丽花朵，而是邪恶的毒果。

我们还可以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来解释克洛德的心理变化。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是一种生物能量和内驱力，它是要释放出来的。人的本能最基本的是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攻击本能）。死亡本能可以向内也可以向外，向内的极端表现是自杀，向外的极端表现是谋杀。克洛德在宗教教义的桎梏下，人性被扭曲，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生存本能得不到释放，死亡本能的能量就格外膨胀，它以仇恨、报复、毁灭的极端形态表现了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生活和宗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

由此可见，克洛德既是中世纪教会恶势力的化身，也是教会宗教生活的牺牲品。小说通过教会恶势力化身的克洛德的描写，揭露了中世纪教会伪善的一面；通过宗教生活牺牲品的克洛德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被教会控制下的中世纪宗教文化、教育对人性的束缚，揭示了教会生活的非人道的一面，从而表现了对宗教生活合理性的怀疑，对教会和宗教教义的批判。雨果从人性原则出发观照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揭示了中世纪宗教环境里人的某种无奈和灵魂的压抑，尤其是在宗教教义制约下神职人员的悲剧式“宿命”，从而表现了对人性自由与解放的呼唤，也体现了博大精深的雨果式人道主义精神之悲天悯人的特征。正因为如此，雨果的心灵深处对克洛德其实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与无奈。理解这一点，就经典的有效解读而言，对引导学生深度体悟文学经典的精深内蕴，正确把握宗教与人性之复杂关系，具有很高的人文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