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期楚国的地域范围

从前文分析可知，在西周中晚期，早期楚文化已经形成，分布在襄宜平原至宜昌一带的沮漳河流域。那么，早期楚国的地域范围能否就此确定呢？在2010年公布的清华简《楚居》中，有关于熊绎的居地详细的记载。其文曰：

至酓（熊）绎与屈（紃），使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纳尸，氐（至）今曰，必夜。至酓（熊）只、酓（熊）、酓（熊）樊及酓（熊）锡、酓（熊）渠，尽居（夷）（屯）。[57]

从这段记载来看，熊绎时从京宗迁徙到了夷屯，并且有六位楚君都居住在夷屯。夷屯，整理者认为是“地名，当即史书中的丹阳，近于鄀”。李学勤认为夷屯就是丹阳。[58]高崇文也认为夷屯即楚之丹阳，在今丹江流域。[59]复旦读书会则认为“”或即“夷陵”，与丹阳亦近。[60]陈伟认为“”在包山简中指楚王陵园，夷恐即夷陵。[61]李家浩也认为《楚居》的“夷屯”，即古书中的“夷陵”。[62]

《史记·楚世家》载：“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63]《战国策·中山策》“昭王即息民缮兵”章记载：“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不敢西向。”[64]这两则材料讲的是同一件事，“烧先王墓夷陵”就是“焚其庙”。可见，夷陵不仅为楚王墓园，也为楚国宗庙之所在。从《楚居》中熊绎在夷屯修楩室，并偷鄀人的犝牛来祭祀的记载来看，显然是楚国初立，迁居夷屯而修建宗庙。后来由于去世的楚君埋葬于此，夷屯也成为楚国先王的墓地所在了。

那么，夷屯在哪里呢？以“夷屯”是“丹阳”的学者认为夷屯在丹淅流域，而以“夷屯”为“夷陵”的学者，依据传统说法，认为夷屯在今湖北宜昌东。其实，对于楚先王墓夷陵地望的传统说法，钱穆先生就提出过质疑。他认为：“白起破楚都，乃鄢郢，即汉宜城。《水经注》：‘沔水过宜城县东，合夷水，下入若。夷水自中卢来，径宜城西山，为夷溪。又东南径罗川城，故罗国。又谓之鄢水，《春秋》‘楚人伐罗，渡鄢者’也。夷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疑夷陵本指宜城外西山楚先王墓地，以夷水得名，非《汉志》之夷陵也。”[65]其说有理。从《楚居》中楚人无祭品而偷鄀人的牛来祭祀的行为看，夷屯应与鄀人相邻。

关于“鄀”，整理者引《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晋伐鄀”的杜注，认为在今河南淅川西南。然陈伟、子居、笪浩波则认为鄀为湖北宜城之鄀。[66]《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秋，秦晋伐鄀。”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67]《水经注·沔水》也记云：“沔水又径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迁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县北有大城，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即所谓鄢、鄀、卢、罗之地也。秦以为县。”[68]宜城之鄀似乃淅川之鄀南迁而形成。对于杜预之说，由于以前没有新材料的出土，学术界多持其说。[69]然郭沫若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曾详论西周晚期金文中的上鄀与下鄀。郭氏认为：“上下相对，必同时并存，盖由分封而然，意南郡之鄀为本国，故称上；上雒之鄀为分枝，故称下。”[70]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也赞同此说。[71]若如此，则淅川之鄀国与宜城之鄀国同时并存。

鄀，《世本》曰：“允姓，昌意降居为侯。”[72]在20世纪河南淅川、湖北襄阳出土了上鄀公簠、[73]上鄀府簠。[74]有学者认为这是鄀国铜器。[75]但从上鄀公簠的铭文来看，显示鄀为芈姓，与楚人同姓。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不是鄀器，而是楚器，上鄀公是楚国上鄀的县公。[76]胡刚将带有“鄀”的15件铜器进行了分期和国别鉴定，认为这15件铜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时代为西周晚期，第二期为春秋早期，这两期的有“鄀”铜器为鄀国铜器，“上鄀”“下鄀”实为一国，代表着鄀国的两个都邑；第三期为春秋中晚期，有“鄀”铜器为楚国铜器。结合清华简，胡刚还认为：“西周早中期的鄀国即楚昭王所徙之‘鄀’，在汉水西岸‘襄州乐乡县东北’。西周晚期，鄀国北迁至商密附近的‘下鄀’；春秋早期，鄀国被迁于‘上鄀’，因夹处于秦、楚之间，最终在春秋中期沦为楚之县邑。”[77]

在《楚居》后文中，有“若敖酓（熊）义徙居鄀”的记载，意味着鄀在西周晚期成为楚国的一处都邑，处于楚国控制之下，而上引《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秦晋伐鄀，则表明鄀在春秋中期是依然存在的一个小国。这说明，若敖所徙居的鄀应是宜城之鄀，而淅川之鄀有可能是若敖灭鄀后鄀北迁所建，而非杜预之说。因此，与夷屯临近的鄀应是宜城之鄀，而非淅川之鄀。胡刚所论甚是。从《水经注·沔水》的记载来看，鄀当位于今宜城南部、钟祥北部的夷水与沔水的交汇处的沔水北岸，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定在今钟祥丰乐镇附近。[78]但从《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一襄州“乐乡县”记载：“本春秋时鄀国之城，在今县北三十七里，鄀国故城是也。在汉为鄀县地，晋安帝于此置乐乡县，属武宁郡，隋大业三年改属竟陵，皇朝改属襄州。”又载：“汉水，东去县四十二里。”[79]乐乡县，即今钟祥市城区西北60公里的乐乡关一带，如此，则鄀当在汉水西岸。故陈伟认为鄀的位置有两说。[80]2006年12月，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考察了钟祥罗山遗址，认为罗山遗址就是鄀的所在，《水经注》与《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是一致的。[81]从汉水由北而南流，至转斗镇而折向西南的流向看，沔水流经鄀县城之南，县南有石山，即今转斗镇附近汉江右岸的滨江山头。故应以武汉大学历史地理所的实地考察所得结论为是。

确定了鄀的地望，则夷屯也当在夷水流域之内。《水经注·沔水》载：“夷水，蛮水也。桓温父名夷，改曰蛮水。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径罗川城，故罗国也。又谓之鄢水，《春秋》所谓楚人伐罗渡鄢者也。”[82]可见，夷水乃今流经南漳、宜城的蛮河，其上源为今蛮河支流王家河（又称清凉河），夷屯当因夷水而得名。从蛮河流域的地理形势来考察，蛮河上游为山区，中下游为平原；平原又可分为宜城平原和南漳盆地两部分，以宜城平原为主体。南漳盆地处于从南漳县城至武安镇一带，三面环山，东面敞开，与宜城平原相连，流贯其间的蛮河、王家河在武安镇西交汇。因此，有学者认为夷屯很有可能在今南漳武安镇界。[83]确实，南漳盆地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楚人徙居于此，以荆山地区作为屏障，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立国空间。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论熊绎所居丹阳的问题。从太史公《楚世家》皆记有“丹阳”“夷陵”的两处地名来看，认为《楚居》“夷屯”就是史书中的“丹阳”应是不确的，“夷屯”应是史书中的“夷陵”，应在古夷水（今蛮河）流域。若“夷陵”在宜昌东，则无“鄀”可寻；若“鄀”在淅川之地，则无“夷陵”可寻。从《楚居》前文可知，在徙居夷屯之前，熊绎应居于京宗。为了便于生存与发展，熊绎在受封立国之后，就徙居夷屯，并建立祭祀先祖的宗庙。《国语·晋语》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84]《汉书·地理志》也载：“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85]楚为荆蛮，“荆蛮”之“荆”并非旧注所说是荆州，而应是指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右尹子革与楚灵王对话时，回忆西周初年楚人早期生活状况就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86]这些表明熊绎所居“丹阳”应在荆山。“京宗”即在“荆山”，[87]但“京宗”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是季连部族祭祀先祖的都邑，就像我们今天称谓“首都”。因此，我们认为熊绎受封时所居的丹阳应是“京宗”的具体地名。如今，从《楚居》的记载来考察，张正明的先丹淅后荆山（南漳）之说无疑是甚有卓识的。

行文至此，对于熊绎所居“丹阳”的地望应在荆山地区的京宗。熊绎受封立国，就从丹阳迁徙到了夷屯，并建立了祭祀先祖的宗庙，其地域应在今蛮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因此，对于这一时期楚国的地域范围也应在这一区域内。[88]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大夫詹桓伯语云：“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89]这则材料讲的是西周初期，楚为周南土之一，与巴、濮、邓为邻。张正明认为“巴、濮、楚、邓”是从西到东按地理位置逐个点出的，[90]可见，只要明确了巴、濮、邓的地理位置，与之并列的楚国则可以据此判定。

巴，即姬姓巴国。周初时姬姓巴国当在今陕东南、汉水上游一带。[91]

濮是我国古代属于“南蛮”系统的民族之一，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关于濮地的地望，顾颉刚、童书业考证濮地在今湖北竹山县南。[92]徐中舒考证在接近于均、郧、房三县的汉水流域。[93]

邓，旧说邓在今河南邓州。[94]石泉考证认为邓在今湖北襄阳市的邓城遗址。[95]此说甚是，并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所采信。[96]

上述表明，巴、濮、邓都地处在今豫西南、鄂西与陕东南的汉江中游流域，作为与其为邻的楚也应处于此一区域内。在濮、邓之间，以今之地理形势考察，有南河流域和蛮河流域上游地域两大区域。由于熊绎辟在荆山，而“夷屯”处于夷水之上，因此，早期楚国的地域范围可以推定在今蛮河中、上游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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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少华：《楚都丹阳地望探索的回顾与展望》，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51～63页。

[2]《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第1529页。

[3]（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第791页。

[4]《水经注校证》，第791页。

[5]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77页。

[6]（晋）袁崧：《宜都山川记》，（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第355页。

[7]杨宽：《西周时代的楚国》，《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又见氏著《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625～630页。

[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地图出版社，1982，第17～18、29～30页。

[9]文必贵：《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江汉考古》1982年第3期。

[10]随着三峡工程建设的开展，三峡地区古文化面貌也越来越清晰。1979年，湖北省博物馆对秭归鲢鱼山遗址进行了勘查，未发现两周时期的文化遗物、遗迹和相关地层，认为不是楚国早期都城丹阳所在地（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秭归楚王城勘探与调查》，《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1980年和1981年，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部分发掘，并没发现楚文化遗存；又从出土的遗物来看，文化性质明显属于商周时期的早期巴文化（杨权喜、陈振裕：《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杨权喜：《西陵峡商周文化的初步讨论》，《中国考古学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如今，峡区的考古资料证明，商至西周早期的秭归所在的西陵峡地区是以釜、罐为基本炊器的早期巴文化分布区，与楚文化基本无关。

[11]（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丹阳”引，见《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第1692页。

[12]（清）秦嘉谟：《世本辑补》，《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第351页。

[13]（晋）杜预：《春秋释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255页。

[14]参见黄盛璋、纽仲勋《楚的起源与疆域发展》，《地理知识》1979年第1期；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高应勤、程耀庭：《谈丹阳》，《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宗德生：《楚熊绎所居丹阳应在枝江说》，《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牛世山：《西周时期的楚与荆》，《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7；刘彬徽：《关于楚鄂地之谜和楚都丹阳之谜的思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9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250～254页。

[15]（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丹阳”，《史记》卷四五《韩世家》，第1872页。

[16]（清）宋翔凤：《过庭录》，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156～161页。

[17]参见童书业《楚郢都辨疑》，《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钱穆：《屈原居江北为三闾大夫考》，见氏著《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冯永轩：《说楚都》，《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裴明相：《楚都丹阳试探》，《文物》1980年第10期；孙重恩、黄运甫：《楚始都丹阳考辨》，《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罗桃香：《试论楚“居丹阳”问题》，《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赵世纲：《从楚人最初活动看丹阳之所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37～50页；许天申：《关于楚都丹阳的几个问题》，《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第51～58页；鞠辉：《浅析楚都丹阳地望》，《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第59～63页；李玉山：《楚都丹阳地望管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第80～88页。

[18]石泉：《楚都丹阳地望新探》，见氏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第174～199页。有学者对此说做了进一步的补正，参加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242～254页；刘士莪、黄尚明：《荆山与丹阳》，《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8～36页。

[19]张正明：《楚都辨》，《江汉论坛》1982年第4期。后来张先生做了进一步的补正，见其《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江汉论坛专刊，1990，第8～21页。张先生之说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参见左鹏《楚始都丹阳诸说之比较》，《江汉论坛》1995年第6期；笪浩波：《从近年出土新材料看楚国早期中心区域》，《文物》2012年第2期；赵炳清：《巴、楚关系诸问题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

[20]尹弘兵：《楚国地理空间体系与丹阳地望》，《楚文化研究论集》第9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58～172页。

[21]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文物》1980年第10期；杨权喜：《当阳季家湖考古试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22]湖北省博物馆：《沮漳河中游考古调查》，《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湖北省博物馆等：《当阳冯山、杨木岗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23]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磨盘山西周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4]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第220～221页；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第41～50页。

[25]高应勤：《试论沮漳河流域是探索早期楚文化的中心》，《文物》1982年第4期。

[26]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第266～273页。

[27]张剑：《从河南淅川楚墓的发掘谈对楚文化的认识》，《文物》1980年第10期。

[28]裴安平：《鄂西楚文化渊源探索的考察——关于考古学历史文化传统的思考之二》，《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求索杂志社，1987，第295～309页。

[29]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的新认识》，《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第153～162页。

[30]杨亚长、王昌富：《近年来陕西境内新发现的楚文化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0年第6期。

[31]王力之：《早期楚文化探索》，《江汉考古》2003年第3期。

[32]王红星：《关于探索早期楚文化的反思》，《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184～190页。张昌平：《早期楚文化探索之检讨》，《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胡刚：《早期楚文化探索中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傅玥、高旭旌：《“早期楚文化”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0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第610～616页。

[33]何晓琳、高崇文：《试论“过凤楼”类型考古学文化》，《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3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7期。

[36]尹弘兵：《早期楚文化初探》，《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尹氏有此认识，显然与其关于“楚蛮”是楚人一部分的认识相关。我们认为楚蛮并不存在，只是太史公在《楚世家》中对荆蛮的代称而已（见赵炳清《“荆”“楚”名称申论》，《荆楚学刊》2013年第5期）。在荆蛮成为楚人之前的文化遗存，是不能称为早期楚文化的。张硕认为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是古三苗的后裔在改宗中原文化后所创造出来的，西周时期的早期楚文化则是由周代南土诸侯和楚蛮等江汉土著蛮族共同创造的，楚国仅是其中很小的一支（见张硕《早期楚文化的民族环境》，《江汉论坛》2010年第1期）。其显然也没有分清楚文化内涵之所在，若称为“楚地文化”则可。

[37]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第243页。

[38]苏秉琦：《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39]俞伟超：《楚文化的渊源和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

[40]杨权喜：《江汉地区楚式鬲的初步分析》，《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第195～205页。

[41]何介钧：《楚鬲试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辑刊》第6辑，湖南省考古学会，1994，第177～185页。

[42]杨宝成：《试论西周时期汉东地区的柱足鬲》，《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460～468页。

[43]张昌平：《楚鬲研究》，《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第76～100页。

[44]辽瓦店子考古队：《湖北辽瓦店子遗址考古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10日，第2版。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7期。

[46]张昌平：《试论真武山一类遗址》，《江汉考古》1997年第1期；杨权喜：《江汉地区的鬲与楚式鬲》，《江汉考古》2001年第1期。

[4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见《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第138～161页。

[48]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49]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5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桐树园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宜城县肖家岭遗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1期。

[51]孙波：《湖北宜昌发现西周重要遗址》，《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22日，第2版。

[52]刘彬徽：《楚季编钟及其他新见楚铭铜器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辑。

[53]杨权喜：《宜昌上磨垴周代文化遗存的讨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第604～612页。

[54]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第41～50页。

[55]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56]傅玥：《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0。

[57]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第180～192页。文中整理者所言皆见于此，不再出注。

[58]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9]高崇文：《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60]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楚居〉研读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月5日。

[61]陈伟：《读清华简〈楚居〉札记》，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月8日。

[62]李家浩：《谈清华战国竹简〈楚居〉的“夷”及其他》，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2辑，中西书局，2011，第60页。

[63]《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35页。

[64]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7，第1160页。

[65]钱穆：《史记地名考》上册，商务印书馆，2001，第550页。

[66]陈伟：《岳麓秦简〈三十五年质日〉“箬乡”小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4月4日；子居：《清华简〈楚居〉解析》，简帛研究网，2011年3月30日；笪浩波：《从近年出土新材料看楚国早期中心区域》，《文物》2012年第2期。

[6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第434页。

[68]《水经注校证》，第668页。

[69]如黄盛璋《鄀国铜器——铜器分国考释之一》，《文博》1986年第2期。徐少华：《鄀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陈昌远：《上鄀府簠与鄀国地望》，《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沈建华：《〈楚居〉鄀人与商代鄀族新探》，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简研究》第1辑，中西书局，2012，第313～318页。陈朝霞：《从近出简文再析鄀国历史地理》，《江汉考古》2012年第4期。

[70]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175页。

[71]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8，第702～704页。

[72]《世本辑补》（秦嘉谟辑补本），第308页。

[7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第9～10页。

[74]陈振裕、杨权喜：《襄阳山湾五座楚墓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75]黄盛璋：《鄀国铜器——铜器分国考释之一》，《文博》1986年第2期。

[76]徐少华：《鄀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刘彬徽：《上鄀府簠与楚灭鄀简论》，《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

[77]胡刚：《有“鄀”铜器与鄀国历史新论》，《文物》2013年第4期。

[7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地图出版社，1982，第17～18、29～30页。

[7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第531页。

[80]陈伟：《岳麓秦简〈三十五年质日〉“箬乡”小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4月4日。

[81]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钟祥罗山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2007年第3期。

[82]《水经注校证》，第667页。

[83]笪浩波：《从近年出土新材料看楚国早期中心区域》，《文物》2012年第2期。

[84]《国语》卷一四《晋语八》“宋之盟”章，齐鲁书社，2000，第228～229页。

[8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65页。

[8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39页。

[87]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88]从目前的考古调查工作来看，南漳境内尚缺乏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因此，遭到了学术界的一些质疑。相信随着考古工作进一步深入，南漳境内的考古学文化会被逐步揭示出来的。

[8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08页。

[90]张正明：《巴人起源地综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91]童书业：《古巴国辨》，见氏著《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第121～122页；又见氏著《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241～243页。

[92]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第30～31页；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66页。

[93]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85～86页。

[9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第2414页。

[95]石泉：《古邓国、邓县考》，《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

[96]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第17～18、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