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期楚文化研究的辨析

为了解决楚都“丹阳”与早期楚文化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在苏秉琦、俞伟超、邹衡等学者的关怀、指导与参与下，考古学界在沮漳河流域开展了楚都丹阳与早期楚文化的考古工作。1979年，考古工作者对当阳季家湖城址进行了试掘，得知此城遗址早于江陵纪南城遗址，但始建年代为春秋晚期。[21]1980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地区文物工作队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沮漳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的东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22]其后，宜昌地区博物馆发现了西周晚期的当阳磨盘山遗址。[23]后来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周代遗址，但都超不过西周晚期。从《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发掘报告来看，其中日用陶器的时代上限，也只能到西周晚期。[24]

在早期楚文化的探索中，早期楚文化的性质、面貌学界一直难以把握。20世纪80年代，多数学者将江汉流域西周、春秋早期的文化遗存与早期楚文化对应起来。如高应勤从楚族史、墓葬、遗址及地貌四个方面论证了沮漳河流域是探索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区域；[25]王光镐则提出了“江汉土著鬲文化”和“芈姓公族集团文化”的相关概念，认为“典型楚文化早期主要是以鼎簠对偶的早期青铜文化”。[26]张剑通过对淅川楚墓青铜器的分析，认为“楚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7]裴安平则通过对鄂西地区新石器晚期以来考古学文化的梳理，认为“西周楚文化不是原始土著文化直接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周文化影响基础上的一种变异”。[28]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2000年以后学术界对于早期楚文化的性质、面貌等又有了新的认识。俞伟超认为“商周之际形成的楚文化，正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本地文化结合了大量周文化因素形成的”。[29]杨亚长、王昌富对丹江上游的西周遗存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区域的西周中、晚期遗存属于楚文化的分布区域”。[30]王力之则认为“鄂西北区以广肩束颈罐等器类为中心的文化遗存就是早期楚文化”。[31]如今，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展，鄂西北、豫西南、陕东南这一区域的大量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被揭示，应该说为早期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

可见，早期楚文化的探索是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而逐步加深的，但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首先，从大的区域系统来看，目前在汉水流域中游地区及江汉地区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遗存在文化面貌上都比较接近，如果仅从文化特征上来判断，都可以纳入早期楚文化的范畴，这将会导致早期楚文化是江汉流域各族群文化的观念，使早期楚文化的空间范围无限延伸。其次，早期楚文化受到周文化和江汉地区土著文化的交互影响是显然的，但究竟是周文化的因素多一点，还是江汉土著文化因素多一点？若以汉水上游、中游地区为考察，则持周文化因素为主，甚至会出现将周文化指认为早期楚文化的研究现象；若以江汉地区为考察，会持本地文化为主，产生早期楚文化诞生于新石器以来的文化中的研究现象，将早期楚文化的时间无限延长。第三，在江汉地区楚灭国甚多，其所灭之国文化最后都成为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所灭国之前的国属文化显然不属于楚文化的范畴，不能将其文化遗存指认为早期楚文化。对于这些情况，学术界也对早期楚文化的探索进行了一些反思。[32]

其实，早期楚文化既不是周文化，也不是江汉的土著文化。楚人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由于蛮夷族群的融入，其文化特征不可避免地带有土著文化的因素。同时，楚人受周分封以及周王朝对其南土的控制，早期楚文化也必然受到周文化的影响。因此，早期楚文化形成的政治环境与西周时期的周代南土诸侯和荆蛮等江汉土著蛮族的政治环境具有相似性，故而此一区域的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比较接近，但我们并不能说它们都是早期楚文化。为了将早期楚文化从中剥离出来，我们应根据传世与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确定楚人的活动区域和楚国的地域范围，应根据春秋楚人的典型器物与器物组合来考察其最早的形成，以确定早期楚文化的文化特征和时间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早期楚文化定位为西周时期的楚人所创造的文化，既不会将其时间无限延长，也不会将其空间无限放大。

由于“丹阳”丹淅说的巨大影响，在目前的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工作中，有一些学者将此区域内的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指认为早期楚文化。[33]淅川下王岗遗址是此区域内为数不多的西周时期遗存未间断发展的遗址，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之地，遗址东、北、南三面被丹江环绕。该遗址早年曾被发掘，出土了一批周代遗存。[34]近年来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周代遗存，发掘者在简报中称：“下王岗遗址西周中、晚期遗存已是较为典型的楚文化遗存，而其西周早期遗存应是最早的楚文化遗存。”[35]

从目前考古学界对楚文化的认识来看，楚文化的典型特征形成于春秋中期前后，而早于春秋中期的楚式青铜器尚未见到，因此，与这些青铜器伴出的陶器就成了寻找楚文化渊源的重要依据。有学者就以楚陶器中的典型器“楚式鬲”的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早期楚文化遗存最早出现于夏商时期的盘龙城遗址，以鼎式鬲为代表；晚商至西周早期汉水东北地区出现柱足鬲遗存，西周中晚期时早期楚文化正式形成，出现早期楚式鬲和完整的早期楚文化陶器组合”。同时，还认为“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与楚国无关，西周时期的楚国也只是早期楚文化中的一支”。[36]对此，我们完全赞同其对于“楚式鬲”的追根溯源的探析，但对于其关于早期楚文化的认识则持反对意见。从其文的论述来看，显然作者的“早期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文化概念，而与严格意义上考古学上的早期楚文化概念差别甚大，因此才会得出“夏商时期的早期楚文化与楚国无关”等结论。确实，夏商时期的楚人与楚国还未形成，但是楚人与楚国还未形成，又何来的“早期楚文化”之说呢？难道“早期楚文化”是研究楚文化之前的江汉地区的文化？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讲，俞伟超认为“楚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楚人所创造的一种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并且“这种文化遗存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一定的空间范围、一定的族属范围、一定的文化特征内涵。在这四方面中，一定的文化特征内涵是最重要的”。[37]可见，楚文化是受到时间、空间、族属和文化特征规定的，不能将其时间无限延长、空间无限扩大和族群无限融入。楚文化只能是楚人与楚国所创立的文化。当然，楚人与楚国是有一个历时性的变化过程，早期的楚人是以“楚”称的族群，其受封而建立楚国，这时期的楚文化就只能是这个族群的文化，而不是其他族群与地域的文化；后来随着楚人势力的扩张，楚国空间的变大，许多蛮夷族群与地域被纳入楚人与楚国之中，这时期的楚文化不仅包括楚族群的文化，而且也包括楚人各个族群的文化。一种文化的产生并不是凭空而来，其来源也是多元的。从楚式器物的文化因素来看，其既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江汉地方文化因素的存在，如果将这种楚文化来源当作早期楚文化看待，那么楚文化之前的江汉地区的所有文化遗存都可以称为早期楚文化，因为江汉地区全部纳入了楚国疆域，其各个族群的文化都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称为“楚人”之前的各个族群的各个时期的文化就都应称为早期楚文化。这样一来，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白庙文化、路家河文化以及盘龙城类型商文化都是早期楚文化。因此，早期楚文化只能是西周时期的楚人与楚国所创造的文化，是典型楚文化的发育时期。

由于楚式青铜器出现较晚，因此以陶器文化为主流去追溯楚文化因素的来源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在楚式陶器中，标志性器物莫过于楚式鬲。“楚式鬲”这一名称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38]在其号召下，学术界展开了对楚式鬲形态演变的研究。俞伟超对江汉地区的各时代陶鬲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后，认为这种高腿小口红陶鬲（楚式鬲）是长江中游原始文明中的一种红陶锥足罐形鼎同商式陶器的结合。[39]杨权喜则按照功能将楚式鬲分为日用炊器类、日用盛器类和明器类，建议分区研究楚式鬲。[40]随着楚文化遗址及墓葬材料的大量发表，在楚式鬲的类型学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了楚式鬲的形态演变序列。何介钧分析了东周时期楚式鬲的特点，追溯了楚式鬲的渊源。[41]杨宝成对鄂东、鄂西两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对比，认为楚式鬲的最早形态乃脱胎于汉东地区的西周时期的柱足鬲。[42]张昌平则对不同功能、不同类型和不同来源的楚式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楚式鬲的文化因素主要承袭于西周中晚期姬周文化传统。[43]近年来，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展，鄂豫陕交界区域的考古发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商末西周时期陶鬲研究的不足，完整地体现了楚式鬲的流变历程。辽瓦店子遗址发掘者认为西周灰坑中的陶鬲，在器物的口部、肩部、裆部从形态到纹饰都属于典型的周文化风格，而裆部以下的高柱足则和遗址中典型东周楚式鬲有直接的发展演变关系，可以视作楚文化接受周文化在早期阶段表现出的一种典型特征。[44]淅川下王岗遗址的发掘者从鬲足形态进行分析，认为由尖锥形足、经截尖锥形足或纵剖而呈倒梯形的柱形足，至较高的柱足以及略呈蹄足的演变脉络较为清楚，而后者是楚式鬲的特点。[45]可见，随着考古材料的日渐丰富，学术界对楚式鬲的研究和认识越来越充分。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楚式鬲是在中原文化的鬲与江汉地区的鼎并存而逐渐融合形成的，在江汉地区南北由于受到不同文化影响的比重不一，体现出来的文化因素就会有一些区别。[46]但是，我们不能将楚式鬲的不同文化因素来源当作早期楚文化来看待，更不能将其来源文化视为早期楚文化。因为一支考古学文化的发展都是沿着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的，既受着自身演变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受着其他文化的影响，当其他文化影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其自身的文化演变就会被打破，产生文化突变现象。楚式鬲最早的形态无疑来源于中原文化的鬲，在江汉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其鬲的尖锥足演变为江汉地区鼎的柱足，形成了上部为鬲下部为鼎的结合物，在楚人接受并使用后，成为楚文化陶器中的典型器物。

根据陶器器物形制演变的规律，目前能够确认的最早楚文化遗存是在西周中期。在襄阳真武山遗址出土了典型的楚式柱足陶鬲以及楚式盂等器物，时代为西周中期至晚期，柱足鬲虽然还保留有周鬲的瘪裆作风，但已具备楚式鬲的基本特征，与春秋中期以后典型楚式鬲有直接的演变关系。[47]此外，钟祥六合遗址也有少量的西周时期遗存，其陶鬲形制与真武山西周中期陶鬲接近。[48]西周中期以后，楚文化遗存已遍布襄宜平原。宜城郭家岗遗址[49]是一处比较典型的以楚文化为主的遗址，时代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桐树园、肖家岭等遗址[50]发现了由西周楚文化系统直接发展而来的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遗存，并且面积较大，堆积较厚，内涵丰富。与此同时，沮漳河流域也出现早期楚文化的踪影。2012年在湖北宜昌万福垴发现了西周中晚期的楚文化遗存，[51]出土了11件编钟和1件鼎，以及鬲、簋、尊、瓮、粗柄豆等陶器。特别是一件编钟上有铭文，明确是楚国器物。[52]从出土的陶鬲来看，明显比当阳赵家湖早，应为西周中期，与当阳赵家湖等沮漳河两岸发现的西周楚文化遗存有一脉相承的演变关系。在宜昌上磨垴遗址第六层出土的A组陶器，时代为西周中期，为早期楚文化遗存。[53]在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分期中，第一期为西周晚期，第二期的上限也到了西周晚期的后叶，出土的器物中，以鬲、盂、罐、豆为典型楚文化的基本组合。[54]江陵荆南寺遗址[55]也出土了鬲、盂、罐、豆的典型楚文化基本组合，年代在西周晚期。可见，在西周中、晚期，早期楚文化已基本形成，楚人的活动区域从襄宜平原上扩展到沮漳河流域。

至于鄂豫陕交汇地区的西周早中期文化遗存能否被指认为早期楚文化？从辽瓦店子遗址、淅川下王岗遗址、过凤楼遗址等出土的西周早期的文化遗物来看，其明显是周文化的遗存，与关中地区西周早、中期的文化遗物接近。有学者通过对此区域的西周考古学文化研究后，认为在西周早期，辽瓦店子遗址、淅川下王岗遗址、过凤楼遗址等文化面貌存在共性；到了西周中、晚期，辽瓦店子遗址、淅川下王岗遗址逐渐趋同，并向典型楚文化方向发展，而过凤楼遗址则与楚文化相去甚远。[56]因此，此区域在西周早、中期应是周文化的分布区，不能将其文化遗存指认为早期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