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在全球化理论特别是世界政体理论中，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O）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不但是世界政体中的主要行动者，还是世界文化的重要传播者，是推动世界同质化进程的主要动力。作为世界文化的传播者，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施加压力，要求其遵守国际公约和相关责任义务要求，成员国之间因而变得日益相似，不同的国家在多个领域都实行相似的政策，包括教育（Bradley and Ramirez，1996）、环境保护（Frank，Hironaka and Schofer，2000b）、科学（Finnemore，1993）、女性普选权（Ramirez，Soysal and Shanahan，1997）以及社会福利的提供（Strang and Chang，1993）。

国际组织作为制度扩散的动力，对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方面，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这些跨国组织是推动经济一体化、建构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成员，当然它们也须为南北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不断扩大负一定责任。在政治全球化方面，它们为推动制度一体化和全球整合贡献巨大。国际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使我们可以观察政治全球化的动力、过程和机制；它也为进行经济和政治全球化后果的比较和评估提供了经验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在描述国际组织的作用时，不可避免地讨论到它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它是扩大还是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规模和影响力。国际组织和民族国家都是全球化进程中重要的行动者，探讨二者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化进程本身，也能促进我们发展国家理论和全球化理论。

然而，很少有研究具体考察国际组织的来源、国际组织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及其对现代政府规模的促进作用。本书聚焦于这几个重要而又常被忽视的问题。具体来说，本书第五章考察了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s）在20世纪后半叶的起源及其发展，第六章和第七章描述分析了20世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GOs）对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的促进作用。第八章则以东亚5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同时考察分析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对政府规模的影响作用。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国际组织是这样一类组织，它从多个国家吸收会员（international membership），其组织目标、活动范围涉及多个国家。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是国际组织的两种主要类型。

政府间组织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旨在促进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沟通和联盟关系的形成。现存最古老的政府间组织是1815年由维也纳国会创建的“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其作用是“保证莱茵河和边缘地区航行的高度安全”对于政府间组织来说，成员国将一些权力转移给政府间组织，后者又设立了目标和议程，要求成员国加以遵循。政府间组织也可以监督和指导成员国采取具体政策。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成员国提供政策建议、融资渠道和金融资源，但这些帮助和服务是有前提的，即成员国须要服从某些条件才能换取金融贷款。成员国（特别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为获取贷款，往往不得不答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这些条件多涉及改变其现有政治经济政策的要求，如降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让市场自行发挥作用等。这些条件常常并不符合贷款国的真正需求，执行后也未必收到良好效果，但却是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以他们为核心、以保护他们利益为出发点的国际经济政策的构成部分。如果贷款国不完全履行这些条件，其贷款资金将被扣留。

国际非政府组织是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它也从多个国家吸收会员，多以普世性价值为指导原则（如人权、教育、普选权等），其组织目标多涉及改变世界范围内的某种现状（如保护环境、减少武器、促进教育等）。最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一是1863年在瑞士成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它是一个志愿性的国际组织，最初旨在在战场上提供救济援助。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减轻苦难，促进穷人利益，保护环境，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或开展社区发展”的活动。发展中国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要重点。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填补了地方政府履行基本职能的空白。

国际组织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主要全球参与者。世界政体理论家认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单一的政体、一个统一的社会体系和独特的世界文化（Boli and Thomas，1999）。这个世界政体不仅仅由国家、跨国公司（TNCs）和利益集团构成，世界政体中还包括世界文化以及传播世界文化的国际组织。而世界文化则嵌入国际组织（Boli，Loya and Loftin，1999）。世界文化在许多领域重塑了国家，从而促进了世界各地的制度同构。例如，大多数国家已经授予女性选举权。妇女选举权的采纳不是出于国内政治的必要性，也不是国内利益集团斗争的产物，更不是国家间竞争的结果。在不赋予妇女投票权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样可以保持繁荣（例如沙特阿拉伯）。相反，女性的选举权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已经被国际组织和其他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文化对单个国家施加压力，而后者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全球合法性。国家不仅关心经济繁荣和效率，而且关心合法性（Berkovitch and Bradley，1999；Paxton，Hughes and Green，2006）。作为单一政体的、统一的世界政体直到20世纪的某个时候才形成（笔者将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指出）。世界政体的出现只有在单个民族国家之间构成了全球性网络后才有可能，在这个全球网络中，各个民族国家彼此紧密相连并相互依存。

国际组织诞生于19世纪。国际组织的数量在进入 20世纪后迅速增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显著减少，二战以来则迅速恢复了以往的增长态势。第六章中的图6.1描述了从1816年到2001年的政府间组织的发展情况。1900年时，政府间组织的总数仅为30个，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幅下降，到2001年这一数据已稳步增加至6743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51个，1915年下降到4个，1943年下降到1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快回到了快速增长的轨道（Boli and Thomas，1999）。

民族国家

在前现代世界中，大多数国家都不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nation-state）指这样一种政体组织样式，即全体公民地位平等，以宪法约束国家权力，以民族（nation）作为文化整合和政治整合的基础（Kroneberg and Wimmer，2012；Wimmer and Feinstein，2010）。这与其他几种政体组织形式，如帝国、王朝、王国、城邦等有显著分别（Tilly，1992）。如帝国（empire）多由多个民族构成，民族间和民族内部存在等级结构，国家边界随中央权力的变化而移动。王朝（dynasty）在西方常指改变帝国的统治者家族的更替，强调统治者血缘的延续和变化。如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和汉诺威王朝的交替。“帝国”的概念强调的是多民族构成的广泛疆域，其首领不一定是皇帝，如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希特勒称为“元首”。王国（kingdom）则是指有国王的政体。城邦（city-state）又被称作“城市国家”，它是以单个城镇为中心的国家，规模狭小，政治组织也较为松散，居民仍可能存在等级制（如雅典城邦的自由民与奴隶之分）。

但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所有这些政体组织样式都统一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权力集中（centralized）、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功能分化的（diffentiated）、自治的（autonomous）组织体系。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民族国家的成员在语言、宗教和文化符号上具有高度认同感（McNeely，1995）。正如Wimmers和Feinstein（2010）所阐述的那样，民族国家是“一个拥有成文宪法的独立国家，以地位平等的全体公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笔者将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详细讨论这一点。这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成文宪法，并且在本质上它不是由占支配地位的种族和宗教团体所控制的，而是以全体公民或“人民”的团结为特征。民族国家这一政体样式的全球扩张遵循与国际组织相似的模式。正如第六章的图6.1所示，在19世纪中，民族国家数量增长缓慢（从1816年的4个增加到1900年的36个），而在整个20世纪，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急剧下降，它迅速增加到2001年的151个。

民族国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个管理结构，管理着几个地理上相邻的区域，具有集中和分化的组织系统。按照这种观点，它在资源动员、财富吸取、人员组织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因而能击败其他竞争对手，包括帝国、城邦、王国等。因此，在近代以来不同类型的国家间的战争中，它笑到了最后（Tilly，1992）。

另一方面，在世界政体理论看来，民族国家是一种文化产品，“民族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理性”（rationality）是其三大基本价值。民族自决权要求一个民族（nation）成为一个国家；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概念的扩张——人权、公民权利、妇女权利和儿童权利——赋予每一个人以平等地位，并建立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围绕原子化个人（atomized individuals）来组织社会是民族国家的基础。理性，特别是目的/工具理性，确保科层制组织能够以高效、标准化的方式组织人类活动和系统过程，最大可能地消除不公平对待和腐败。由于民族国家存在这两个方面，其组织样式在全球范围的崛起是追求内部效率和外部合法性的共同结果。

总而言之，作为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组织之一，民族国家遵循了与国际组织类似的增长模式。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民族国家的文化方面是第六章、第七章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