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框架安排

第一章评述并比较了几种主要的全球化理论，包括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国家竞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世界政体理论。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规模的扩大，这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世界各地是变得越来越相似了，同质化趋势不断加强，像世界政体理论预测的那样，还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越来越大，像世界体系理论预测的那样？抑或是这两个相反的过程相辅相成地出现？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是，由于全球性力量越来越深地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那么它相对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力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动？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下降了吗？本书从全球化理论出发，试图基于数据分析，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

首先，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进一步评析了相关全球化理论。第三章主要围绕着制度趋同/趋异的角度进行，第四章则以现代国家的发展为对象，详细描述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演进过程，特别是福利国家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制度与其的异同。这两章为后面的经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本书的第五、六、七章以制度趋同/趋异为主题，分别讨论了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演进。国际组织一向被视为制度趋同的促进力量，但本书发现，国际组织的结构中也蕴含了许多不平等。第六、七章围绕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进行，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描述分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趋同。第八、九章分别以东亚的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和美国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全球化进程是如何改变、塑造国家的规模和制度的。第十、十一章则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为研究对象，尝试以全球化视角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和国家再分配功能的演进。第十二章为结论。

本书的数据主要来自各类年鉴、联合国报告等全球性数据库以及其他研究者收集的数据。国际组织是本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数据来自1953～2003年《国际组织年鉴》（Yearbook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1953～2003），它们提供有关世界各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最完整的数据。关于民族国家崛起的数据包含了从1816年到该民族国家创立为止的相关信息，共涉及145个地区（territories）。到2001年，这些地区中有139个已经向民族国家过渡。至于政府规模，数据涉及东亚5个国家（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从1971年到2009年的宏观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数据，是笔者基于各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在线数据库获得的。关于美国福利改革的数据则来自对美国各类年鉴的充分利用和重新编码。关于中国的数据则来自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书在经验分析中，以量化分析为主。笔者采用了几种统计技术。①对时间序列的截面数据（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data，又称面板数据），采用自然三次样条法（natural cubic splines）处理时间效应，以确保得到无偏估计。这是处理非线性事件关系的较为简便易行，也较为准确的方法。②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以纠正时间序列的截面数据分析中由于违反常规OLS回归假设而产生的有偏差估计。③logit回归和针对罕见事件的Firth logit回归方法，以及对事件计数采用了负二项回归和泊松回归。④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以便处理不同省份、不同行业的企业数据。⑤针对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

使用这些技术的分析表明以下一些情况。①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仍将总部设在核心国家，这可能给国际非政府组织创立方带来巨大的成本。②二战以来民族国家这一制度样式的全球扩散过程，连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的地方性过程，共同构成了民族国家制度扩散、数量增长的动力。③在针对5个东亚国家的分析中，经济全球化对政府规模的缩小效应可以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崛起来缓解，后者因而促进了政府规模上升。因此，全球化进程具有限制负面影响规模的自我限制特征。④针对美国的分析表明，美国的福利制度之所以相比其他发达国家较为落后，与美国较为分散的宪政结构密切相关。只有当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和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均取得多数席位，且内部足够统一时，才有可能通过重大社会福利改革。⑤针对中国的分析表明，对外开放显著影响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其中外资企业进入降低了中资企业的收入，而对外贸易则提升了中资企业的收入。⑥本书还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卷入全球化的不同方式，来理解这两地在社保制度这一再分配制度结构上的差异。

本书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揭示二战后民族国家兴起的动力。与以往学者集中考量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权力格局不同，本书发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机制也是民族国家特别是二战以来新成立民族国家的动力。第二，发现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过程是相互依赖的，这表明在评估全球化后果时需考虑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不能简单地视经济全球化或政治全球化为相互独立不受干扰的过程。第三，关于美国福利制度改革的考察则表明，全球化亦有可能仅提供遥远的合法性背景，其国内的宪政结构则是其主要动力。在美国案例的考察中，笔者强调国家的宪政结构具有相对于利益集团、大众舆论、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等社会性因素的优先重要性，这也是较少为研究者注意的方面。第四，关于中国的研究则表明，我国的不平等状况与再分配制度设置亦深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这启发我们在未来关于转型中国的考察中，需要将全球化的力量和进程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