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思索

一 爷爷的粮食增产论

爷爷今年85岁，和他聊天，问他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产量问题。爷爷说，那时候没有农药和化肥，家里也没有养牲畜，没有粪便作为肥料，所以只能是早起拣乡间路边的粪便，作为地里作物的主要养分。种子都是每年打下的粮食，早早地留出来，不敢吃完，就这样每年一亩地的小麦产量也就是100多公斤，撑死了也不会到150公斤。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爷爷还回忆说，虽属于黄淮海平原优质产粮区，但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家乡的确是粮食产量不高，那时候“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磨洋工”“大呼隆”成为全国农村地区共有的现象，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挫伤了老百姓的积极性，生产率极其低下。

对于化肥，由于村集体没有闲钱，大部分还是用农家肥，化肥的用量很少，即使用也是磷肥、钾肥等，但这些化肥肥力不佳，这样粮食产量再高也高不过250公斤/亩。其实当时村干部和村民都知道化肥的肥力，但是奈何没有闲钱买，真的是“望化肥兴叹”！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早上没有喊上工的人，但是大家起得都很早，早早地到自己家的地上干活，即使这样产量也不太高，因为土质、种子不行。后来慢慢地村里用起了农药和化肥，化肥主要是尿素，还有的通过关系买到日本产的尿素。这种尿素化肥具有很强的功效，再加上农药的使用让大部分虫害得到控制，“所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亩产增加到千斤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爷爷朴素的个人历史体验和观察与曾经担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的结论不谋而合。据何康回忆，在“大跃进”的年月，作为司长的何康到全国各地调查。在天津，一位当地领导告诉他，埋了一头死猪在小麦地里做肥料，以增加产量“放卫星”，“也不管会不会把根沤烂”。

何康至今记忆犹新，“不掌握科学规律，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时的观念没有转过来，把什么都用到极限，肥料100斤不够，就用200斤，不行再加。对我来说，这成为非常好的反面试验教材，终生受用，‘行事有变，物极必反’，做什么都不能无所不用其极”。[5]

父亲今年65岁了，他和爷爷一样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很好，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要说光靠这一个政策就能让粮食产量增加，他们都不认同，“国家推广的良种、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是最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良种、化肥、农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是不会让粮食产量上来的”。

二 与化肥有关的粮食增长史

千百年来，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粪肥都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肥料。化肥走入人类的视野还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现代化农业的基本特征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提高农产品产量，因此，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化肥成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

1838年，英国乡绅劳斯用硫酸处理磷矿石制成磷肥，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化学肥料。1850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发明了钾肥。1850年前后，劳斯又发明出最早的氮肥。1909年，德国化学家哈伯与博施合作创立了“哈伯-博施”氨合成法，解决了氮肥大规模生产的技术问题，让化肥普遍应用于农业生产成为可能。

不过，化肥大规模投入农业生产还是20个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

中国的化肥工业，在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的主持下，生产出了通常所称的“小化肥”。但是，小化肥数量不少，但质量不行，它的肥效即有效养分只有17.7%，而国际上兴起的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据陈锦华同志在《国事忆述》一书中介绍，施用1公斤尿素可增产稻谷4～5公斤。

1972年初，中央决定开启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项目，因这个引进方案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至1982年前后共建成投产13套大化肥设备。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设备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

按照1∶4、1∶5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6000万～8000万吨，占200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6218万吨的13%～17%，增产效果十分显著。[6]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UAO）统计，在农作物增产的总份额中，化肥的作用占40%～60%。在世界范围内，因为有了各种化肥，单位面积的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

当然，爷爷和父亲对于化肥的记忆，让我想起了著名作家冯俊科先生的小说《鸦雀无声》。《鸦雀无声》这篇小说主要是写一群因食用污染土地所产粮食而失语的村民的故事。这个故事更发人深省。县里建化肥厂时，村民们都去争化肥厂排出的“废水”，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打得头破血流。最后化肥厂不得不让废水多拐几道弯，普惠村民。一时间大家兴高采烈，“整个湨梁村都笑了。他们在欢歌笑语中迎来一个又一个丰收年”。

令人没想到的是，30年后的湨梁村出现了很多哑巴。原来，工业废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长期食用含这种物质的粮食、蔬菜、水果，可以致哑。最终，“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县委县政府责令化肥厂、制药厂，立即关闭停产。要不惜一切代价，给受到毒害变成哑巴的湨梁村人看病”。[7]

这个结局是胜利的，但也是无奈的。这篇小说虽是杜撰，但是反映的事实却令人深思。

三 不能忽视的农药增产价值

另一被认为与粮食增产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农药。

根据历史记载，早在1000多年以前，在古希腊，已有用硫磺熏蒸害虫及防病的记录。中国也在公元前7世纪用莽草、蜃炭灰、牧鞠等灭杀害虫。1763年，法国用烟草及石灰粉防治蚜虫，这是世界上首次报道的杀虫剂。

农药的发展历史，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以天然药物及无机化合物农药为主的天然和无机药物时代，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的有机合成农药时代。从第二阶段开始植物保护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机合成杀虫剂的发展，首先从有机氯开始。20世纪40年代初，出现了滴滴涕、六六六。二战后，出现了有机磷类杀虫剂，20世纪50年代又发明了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

随着这些农药的发明，世界各国开始了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农药阶段，各类高效、低毒的药剂，为世界农业生产的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我国现代合成农药的研究从1930年开始。1930年浙江植物病虫防治所建立了最早的农药研究机构。1943年四川重庆市江北建立了中国首家农药厂，主要生产含砷无机物——硫化砷和植物性农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药工业才得以发展。1950年中国开始生产六六六。1957年中国成立了第一家有机磷杀虫剂生产厂——天津农药厂，开始了有机磷农药的生产。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药产量已经能够初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农药的广泛使用，也极大地减少了病虫害，从而保证了收成。年年成灾的蝗虫、黏虫、螟虫等害虫得以有效控制，粮食增产也就有了一个有利因素。

农业生产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能量投入和产出过程，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是对农作物的能量投入。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农业生产的能量消耗中，化肥占24%，农药占1.6%；英国则分别占38%和0.9%。可见使用农药消耗的能量很少。

但是使用农药后，作物所能产出的能量却远远超出农药消耗的能量。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撑，但是从村民朴素的感官中，可见农药对粮食产量的增加作用不可忽视。

四 良种亦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

另外就是良种因素。

1971年春天，湖南杂交水稻协作组把袁隆平1970年获得的“野败”材料分别送给10个省、区、市的20多个单位进行研究。经过全国科研人员两三年的艰苦努力，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试验成功。

首批籼型杂交水稻有其独具的特点和强大的优势，其根系发达，分蘖性强，茎秆粗壮，穗大粒多，米质良好，适应性广，抗逆性强。它只需一般稻种1/10的种子，即每公顷15～22.5公斤，就获得每公顷7500公斤以上的产量。

经过广大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杂交水稻得到迅速推广，从1976年到1985年，10年累计种植面积达5066.7万公顷，这在中国水稻良种推广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经过多年、多地区试种和大面积生产实践，无论是籼型杂交稻还是粳型杂交稻，都比常规稻一般每公顷增产750多公斤，多的增产1500～2250公斤，这对促进粮食生产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另外，李振声研究的小麦高产新品种试验也取得成功。1979年，麦远缘杂交育种研究取得突破，并在黄河中游一带成功推广。他培育的小偃6号到1988年累计推广面积达360万公顷，增产小麦16亿公斤。从全国范围看，到20世纪80年代末，小偃6号在生产上累计推广面积达800万公顷，使小麦产量增产30亿公斤。

1987年，李振声带领中科院400余名科技人员对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治理，6年时间实现黄淮海地区粮食增产252.4亿公斤。

父亲和爷爷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可以完全把新产下来的麦子吃完或者卖掉，因为不需要用自己的粮食作为种粮，到县、乡种子站购买种粮或者政府推销种粮，成为那个时代与以往不一样的风景。

父亲说，购买的种粮就是奇特，一亩地产粮500公斤左右，而自己留下来的种粮的二代或者三代却只产二三百公斤。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型高产粮食品种的培育，使粮食生产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现大幅增产，它对于巩固农村经济改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五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粮食增收的原因

以往人们都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粮食的增收主要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推广。毫无疑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了和我国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农村成功改革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但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显然还有其他一些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因素：良种推广、成倍地增加了单位化肥施用量、农药的推广等。这些使得农业增产增收效果明显，对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给予了有力支持。

这些因素都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不但建立在适合国情的生产关系之上，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建立在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有了高产的良种得以推广，有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最终也有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些因素一起共同支持了农村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

爷爷和父亲种了一辈子的地，改革开放前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他们同时也不认识字，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念了什么书。当笔者工作后，和他们谈论为什么这三十多年就吃饱了肚子？爷爷和父亲给出了不同于书本上的答案。

按照这个思路，笔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搜集了相关资料来佐证。最终得出这一结论。

笔者不是要去推翻以往认知，或者创造出惊世骇俗的理论。只是用自己的方法验证父辈们朴素的直觉和感觉，而这些直觉和感觉，不仅是很多原发性改革最直接的驱动力，也是我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时期，理性思考和总结改革经验时不能忽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