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概述

第一节
研究缘起

话语标记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被发现并受到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迄今大约七十年。西方语言学界话语标记研究在8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产出了一大批重要理论著述。话语标记理论被引介到国内、汉语语言学界对汉语话语标记展开研究始于新世纪初，至今二十余年，在短短二十年间相关研究蔚为大观，范晓（2016）断言“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今国内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此言极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话语标记理论引介与应用到汉语研究几乎是同步，而且迅速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学术专著、论文及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等各种形式与层次，研究内容涵盖了众多领域，从宏观研究到个案分析，从理论探讨到应用实践，可谓备受关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社科基金还是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项目，语言学科每年获批的立项都能见到以汉语话语标记为研究对象的课题，这足以看出话语标记研究受学界重视的程度。

话语标记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与众多成果，但毋庸讳言，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尚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与完善。汉语话语标记研究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应用研究薄弱，尤其是针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与教学的研究还很不够。这种不足的突出表现是：没有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与教学的角度来研究汉语话语标记，即没有从学习角度探讨与总结出汉语话语标记的特点，进而运用到教学中，使学习者能熟练掌握汉语话语标记，语言程度真正达到流利与地道的水平。目前的研究状况是，关于话语标记的理论研究大多“画地为牢”，很少涉及应用，当然也就不会从学习角度就话语标记本身探讨其性质、特点、规律等，而关于话语标记的教学研究，虽然成果不少，但主要是学位论文，且以硕士学位论文居多，这些成果一般都是采取调查方式归纳和总结学习者使用话语标记的情况，结合教材或语料对话语标记学习进行分析，力图提出教学建议，这类研究呈现出“套路化”趋势，难免流于肤浅。这就导致了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理论与应用研究“两张皮”——理论与应用“各扫门前雪”，理论研究无关学习或教学，而教学研究只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提出的教学建议也很粗浅与趋同化。

范晓（2016）指出话语标记研究不足时，认为学界“对汉语话语标记研究还是比较粗疏的”，就话语标记的学习与教学来说，范先生的意见也是切中肯綮的。诚如上述，在话语标记研究中，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存在着严重脱节现象，教学研究非常滞后，换言之，就是话语标记研究上，“体”与“用”不匹配、不相通。Margarita Borreguero Zuloaga＆Britta Thörle（2016：1，16）指出：“话语标记大多是小的语言成分，乍一看似乎很不显眼，有时被认为是对话中的填充物。然而，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元素是非常有效的交际手段，说话人可以在文本和互动两个层面上组织他们的话语。因此，掌握话语标记语是提高母语和二语交际能力的重要前提。”既然话语标记在母语和二语的交际能力都具有积极作用，那不仅应该从母语本体角度出发弄清话语标记的面貌、特点、性质、规律等基本问题，还应该从二语学习角度探讨话语标记学习的特点、性质、规律等重要问题，发现与探讨“体”与“用”的“接口”（Interface），这样才能使汉语作为二语学习与教学更有针对性，使话语标记在二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上发挥积极作用。

针对汉语话语标记理论与教学研究的现状，基于学习与教学角度研究话语标记、连通“体”“用”的理念，我们面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开展话语标记研究。通过对教材、大纲、语料等的考察分析，结合问卷调查，勾勒出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话语标记的基本面貌，以此为出发点，对汉语话语标记特点进行重新认识，发现其内在特点与规律，力图构建起学习汉语话语标记的难度等级，为学习与教学提供切实有用的借鉴与参考。

通过梳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话语标记教学相关文献，发现实证类研究成果总结出的学习者汉语话语标记使用规律，诸如“只用标记的实义，少用虚义”（白娟、贾放，2006），“情态类”标记是各类标记中留学生掌握得最不好的（参见庞恋蕴，2011；李瑶，2016；闫露，2018）[1]，结合我们自己在教学中搜集的语料和积累的经验，与他们的研究发现也有相似之处，但表述各不相同，因为对话语标记的分类或功能的认识不同。透过不同的表述与研究视角，再从汉语话语标记的性质、功能、特点等去思考各种表述背后的共同性，我们认为这与汉语话语标记的主观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是“虚义标记”还是“情态标记”，它们都具有高主观性。由此我们作出了研究假设——主观性是话语标记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关键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学习的难易程度。本课题就是基于这个核心假设，采用演绎法，在研究中围绕着话语标记的主观性差异及强弱等级的确立到与学习难度的关联性，一步一步进行了论证与研究，假设的大多数想法得到验证与明确，也发现了不少预先没有想到的特点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