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的故事

1955年，我告别了速成中学的教师岗位，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当时我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一开始设在国民经济计划系，第二年单独成立经济系。入学之后，我简直是如饥似渴，特别迫切地抓紧时间学习，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读书，一点儿也舍不得浪费。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外语课只开设俄语，其他外语都没有。那时学苏联，来的苏联专家都用俄语讲课，听不懂，有翻译来翻。学俄语我有一个小小的优势，就是我在扬州工作的时候，中苏友好协会苏北分会从哈尔滨请了一位“白俄”——十月革命时流亡到中国的俄国人，来教俄语。我当时对学外语是梦寐以求的，所以学起来非常认真。那个“白俄”老师看我学习很认真，也注意到我，常常让我回答问题，特别教我跟他学习发音。当时这些流亡的“白俄”很多是原来俄罗斯的贵族，在语音上特别讲究，我跟他学习后在俄语发音上有不小的收获。

进入人大，我以为大学的俄语一定很难。听了一学期课，课程内容我过去几乎都学过。这时我猛地生了个念头：能不能要求免修俄语？我把这想法跟老师一说，老师说人民大学还没有过免修俄语的。我又把我入学前学俄语的情况告诉老师。老师拿出材料让我读，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比较顺利地读了，问题也答上来了。老师就跟我说：“你能不能自己写个书面报告送上去，请领导批一下。我们当教师的没有这个权力。”于是，我就写了要求免修俄语的报告，由系办公室转报学校。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要经校长亲自批，因为当时没有先例，学校教务部门也不能做主。我的报告报给了吴玉章老校长。吴老看了报告之后，指示对我进行考试。俄语老师对我进行了口试和笔试。考过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报告批下来了，同意我免修俄语。

免修俄语后，我想这下好了，有时间学英语了。可是找遍全校外语课堂，竟然没有英语课堂。当时刚解放不久，书店里也没有英语教科书。后来有一次，我在王府井外文书店找到一本苏联编的英语教科书，是用俄语解释的。我看了看，觉得还可以凑合着用，不懂的地方再翻词典。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发音没办法，我不会国际音标，自学英语不会国际音标就没办法拼读单词，更不要说背单词了。苏联编的英语教科书的每个新词都用国际音标标好，大部分音标英语和俄语都用，这好办。但是少部分音标是英语特有的，我就没办法了。不会的怎么办呢？当时我就问教我们的俄语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位老师教教我英语的国际音标。俄语老师看我确实想学，就给我介绍了一位老教师。这位老先生一看有这么个小青年找上门来学国际音标，就很热情地教我，尤其着重教我学好英语特有的音标。这样，学会了国际音标，也就可以读单词了。我就这么开始拼读并记忆英语单词，开始阅读苏联编写的英语教科书。但这时我学的英语真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既不能听，也不能说。

1959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正好高鸿业教授两年前冲破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当时他想读《资本论》，并想学俄语。他提出他与我互帮互学。当然，我知道，他教我学英语有足够资格，可我没有任何资格教他俄语。后来我们商定，都以自学为主，有问题就一块儿讨论。当时我讲授经济思想史课程，不会英语还能凑合。后来让我教西方经济学，不会英语根本不行。当时教研室那么多人，就高鸿业和我两个人教西方经济学。高鸿业在美国学的经济学，拿到的是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又在美国当教授教经济学。我跟他相比，差得太多。这就使我更迫切地感到需要掌握英语和西方经济学。我们两人长时间相互帮助，后来就合作编写西方经济学教科书。1988年出版我们合编的第一部教材《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册），这本书也是国内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一部西方经济学教材。我是沾了他的光，他是第一作者，我是第二作者。人家都知道高鸿业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编的西方经济学应该是可靠的，所以这书也很受欢迎，从1988年到1998年十年间印刷11次，后来经过修订，又发行了第二版。我们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照搬西方的，而是在原原本本介绍西方的西方经济学之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评析。这本书入选了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我上学的时候兴趣挺广泛，什么都想学。1956年，中央广播乐团第一提琴手每周末都到人大来义务教学，给大家讲怎么拉小提琴。我对此特别有兴趣，每次都听。后来就从伙食费里攒钱，打算买一把小提琴。新琴买不起，我就到旧货市场买了一把旧琴。那位提琴老师还对我说：“你买的那把旧琴很不错，还是个名牌！”并说买新的不一定比那旧的好。其实我也不懂，算是误打误撞上的。就这样跟他学了一段时间小提琴。

过去我还学过一段时间钢琴，那是我在苏北区机关学校工作的时候。当时机关占用了教堂的一部分房子，给传教士留下了生活用房。教堂有一位法国修女，每天下午5点左右在厅里弹钢琴，弹得挺好的。我正好那时候下班。我在读师范学校的时候学过风琴，现在听到弹钢琴，觉得比弹风琴好听多了。所以我下班后常常站在那儿听。我听了几次后，她注意到我了，问我：“你对钢琴有兴趣？”我说：“很有兴趣！”她还问我会不会五线谱，我说我在师范学校学音乐课时学过五线谱。她一听我会五线谱，就从琴架上拿起乐谱，让我试读。我读了之后，她挺高兴的，说：“行。我教你钢琴吧！”她教我大概有一年多一点。

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没想到学生会竟然有一架钢琴。钢琴一共两把钥匙，一把给了我们同班来自上海的一位女同学，她家境很好，小时候家里就有钢琴教师专门教她。人大学生会理所当然地给了她一把钥匙。这位同学还帮我借了一把钥匙。那时候上晚自习都在教室里，到时间统一关灯，想再看书都看不了。我在晚上下自习之后，便摸黑去学生会把钢琴打开弹一弹，晚一点回宿舍。就这样挤时间去过过弹钢琴的瘾。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就自己买了一架钢琴，想弹就弹。反正当时上学确实是什么都想学。除了这些业余学的东西外，我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也都不错，还得过吴玉章老校长亲自颁发的中国人民大学优等生奖状。

后来留校工作了，我在逐步熟悉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在知识结构上最大的缺陷，除了英语之外，就是数学。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是很多的。西方经济学分初级、中级、高级，到了中级经济学，数学就多了。到了高级经济学，要不认识字，打开教科书就可能误以为是数学教科书。所以，为了从事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必须把数学知识补上。我在大学本科时也学了一点高等数学，但非常简单，现在根本不够用。在继续学数学这件事上，我要感谢我的老伴刘天芬，她在北京邮电大学教数学。我跟她说：“行了！你除了到学校上课，在家里还要再给我上课，当家庭教师吧！”她教我数学也很严格，要求必须做作业，做了之后她给我批改，一定要我老老实实地学。要不是她帮忙教我数学的话，我也搞不了西方经济学。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这样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地学来的。

20世纪80年代末，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除了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外，我也想在英语口语方面能有所提高。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到我去的那个学校外语系中文专业找有关人员，作了个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很想学英语，想找几位美国同学帮助我学英语，作为回报，我教他们学中文。我还提了要求，这几位学生必须是美国出生的，发音标准。没想到，报名的美国学生还挺多，他们想跟我学中文。他们也挑我，问我是不是北京人，我说：“说老实话，我是江苏人，但我在北京已经很多年了。”从1955年到北京算起，我确实在北京已经待了很多年了。美国这所大学教中文的是来自台湾的老师，他帮我说话，说：“他普通话的发音比我还好！”这也是实话。这位老师说普通话（他们叫“北京话”），发音还确实有点不如我。他这么说了之后，报名的人就更多了。后来我挑了五个，这样周一到周五，每天一个人，下午两节课结束之后，就来我的办公室，用一小时互教互学语音。美国学生也很严格地分配时间，看着手表，前半个小时教我英语，到时间就换作我教汉语。这样双向交流，大家都不花学费，也都有收获。可惜的是我年龄大了，当时都57岁了，听说能力很难有很大提高。所以我常想，要是年轻一点的时候来就好了。

我的知识是杂七杂八地凑到一块儿的，都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后来我带博士生，他们有的曾误以为我是博士。我说：“我什么‘士’也不是。不仅不是博士、硕士，我连学士学位都没有！”我毕业的时候只发了一个本科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

我学计算机也是这样。在美国那一年，看到美国教授已经普遍使用计算机，这使我萌发了回国后也要学计算机的念头。回来后，我们学院办过很多届计算机培训班，但都通知年轻教师去，根本不叫我们这些老年教师。老年教师有的也觉得自己老了，大概学不了那个东西了，也就不坚持要去。我却认为不会有学不了的东西。但是，我也不好意思挤进培训班，如果到时候跟不上学习进度，拖人家后腿，那多不好啊！可是我又非常想学。当时我想，要学的话首先要有计算机，先把计算机买了再说。买了之后，我连开关都不会啊！怎么办呢？我就去逛书店，买计算机自学教材。前前后后一共买了计算机文化基础、入门篇、简明教程、自学教程、学习捷径、实用教程、办公应用篇等10本书。我按图索骥，一项一项地照着书上说的操作。记得第一次完整地打出一句话的时候，真是高兴极了。

此前，我们系最早用计算机的一位博士生知道我想学计算机，曾劝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我劝您别学这个了！”后来这位博士返校时碰巧看到我正在计算机上写文章，而且用汉语拼音敲键盘的速度还不慢，颇有点惊讶，说是过去对我的自学能力估计不足。

我能学会打字还有个原因。1958年，我们的老校长吴玉章是政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制订出来后，首先要得到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认可，然后向全国推广。当时要搞汉语拼音方案的教学试点，除了在外地，吴老说：“在咱们人大也搞个试点。”说来也巧，正好让经济系做试点，又正好让我们班做试点。我就跟着学。老师挺会教的，在了解我们班每个人从哪个地方来、操什么口音之后，就根据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的特点逐一纠正发音。学汉语拼音对我帮助很大。当时学过之后，除了查字典注音外，不知道还能怎么用。没想到几十年后在计算机上用上了，在手机上也用上了。现在我都在计算机上写作，在计算机上处理来往邮件，在计算机上查资料，在计算机上修改博士论文，还在计算机上翻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