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俄国际交流，访俄报告引争议

1989年，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去美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我首先到洛杉矶，在南加州大学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地。波士顿是名校集中的地方，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儿，耶鲁大学离波士顿也比较近。这些名校我都去了。多到几个大学访问，有助于多了解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情况，有助于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除了与学者交流以及参加学术会议外，我花了不少时间收集相关材料，特别是从各家图书馆复印大量珍贵资料，选购相关书籍，一起装箱打包，因为空运太贵了，所以就海运回国。我自己随身带的行李中也有满满一箱子书。回国时带书特别费力，当时我一回来就病倒了。海运回来的书还要自己去天津港提取，所以我过了好长时间才请人帮忙到天津港把那些书提取回来。

等病好一点之后，我就开始总结访美期间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关于西方经济学最新理论动向的论文。同时，与博士生王健、方松英共享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图书资料，合作研究并撰写了前面提到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一书。

1995年9月，我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在这一个月里，我先后与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副主任和学部下设研究所的所长或副所长、研究员等进行了交流，并顺访了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讨论了俄罗斯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经济问题。日程安排很紧，几乎每天上午、下午都安排见面和谈话，了解他们对俄罗斯改革的看法等。当时也没有录音设备什么的，全靠手记，我跟他们一边谈，一边记。事后，我跟他们打招呼：“回国之后，我想报道、介绍你们的观点，可不可以？”他们都表示同意。

回国后，我根据记录写了一篇访俄报告，题目是《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没想到这篇报告的发表引来了一场“大祸”。访俄报告共分10个部分，分别为：从苏联到今日俄罗斯的演变过程，私有化及其后果，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对策和后果，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的形成，改革已经失败，俄罗斯的前景，俄罗斯的新经济思潮，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俄罗斯带来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各种政治力量在进行激烈的较量，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报告最初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上。后来有几家报刊转载或摘要转载。报告的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支持者说很好，反对者说很坏。

有一家报纸在《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的大标题下，加了这样一段话：“报告这样结尾：我们唯有停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这段别有用心的话纯属谎言和诬陷，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那篇访俄报告在结尾处根本没有这样的话，报告的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这样的话。

对这篇访俄报告，台港和国外媒体也反响强烈。台湾的一家通讯社对此别有用心地发了消息，香港的某些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也别有用心地作了歪曲报道或评论，美国CNN驻京记者要求对我进行采访。当我因访俄报告被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时，个别学术同行见到我，突然把我当做素不相识的路人，或是突然变成我的批判者，对我的访俄报告公开发表了大批判文章。这些批判文章有的都超出了学术批判的范围，变成直接辱骂我个人了。我出去开会，也遇到与此相似的情况。我真感到不大好理解，自己的心理准备也不够，感到有点难以接受。

当然，有不少朋友冒着有可能被指责“划不清界限”的风险，以不同方式对我表示支持。有几位学者还公开发表文章，仗义执言。

事实证明，我这份访俄报告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俄罗斯一家大报当时从头版下转第三版刊载了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长篇报道，说：“吴易风教授的详细而可靠的报告被连载在《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上……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对看到私有化病源而不愿意类似灾难降临在自己国家的独立思考的人是一个剧烈的震撼。”

经过这件事，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有可能遇到各种情况，顺利时，必须戒骄戒躁；被误解以至被批判时，要学会从容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