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人大讲坛，加紧研究和著述

1978年，听说中国人民大学要复校，那真是欢欣鼓舞。一复校，我就马上回来。回来之后，学校安排我教“西方经济学”，同时教“经济学说史”。两年后，又给我加了新的教学任务，教“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需要大量的数学知识，幸好我老伴教了我数学，要不我就没法上这个课了。再后来又给我加了一门课，叫“西方经济学流派和思潮”。因为西方经济学派别很多，主流派只是其中之一。

除了承担较重的教学任务外，我还加紧搞科研，总想把过去多年被耽误的宝贵时间补回来。

在教材建设方面，除了我跟高鸿业合作编写出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册）外，我又跟高鸿业、刘凤良、吴汉洪合作，先后编写了人大硕士生教材《西方经济学》、《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1998年，我跟顾海良、张雷声、黄泰岩合作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本书成为经济类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2005年主编出版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这本书是在国内多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34位作者分工与通力协作下完成的，可以看做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扩展和延伸，也可以看做是外国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继续和延伸。这本教材还入选了北京市高等学校精品教材。

在经济学说史专题研究方面，除了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198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49万多字的专著《英国古典经济理论》，这本书研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完成时期的15位代表人物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我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一般经济学说史著作的见解，逐一论证，澄清了一些模糊的概念。这本书的出版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了有分量的书评，给予了颇高的评价。这本书还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在数理经济学专题方面，我先翻译了英国艾伦的《数理经济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发表过少量用数学方法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论文外，主要是我和年轻学者合写了一本《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偏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够。实际上，马克思分析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可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做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会更有说服力，应用时效果也会更好。这是我们写这本《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的出发点。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通知我，说这本书已经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很快就出书。

在这之前，我重点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国内几十位老中青学者积极参与这一课题研究，形成了三卷本、255万多字的成果。就我自己来说，我早就想做这项专题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成几十个专题进行系统比较，通过比较，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正确在什么地方？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什么相对的强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应该加强哪些内容和方法？我们依靠学术团队的集体力量做了研究。谁都没想到，这一大部头集体著作会被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还可以提一下，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个人的著作有：《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合著主要有：《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吴易风、王健、方松英著，商务印书馆，1998），《产权理论与实践》（吴易风、关雪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吴易风、白暴力主编，已列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主译有：（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吴易风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