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夏尔·戴高乐（Ⅰ）

（1958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

我的母亲跪倒在地。我从未看到过一个人这样突然地瘫软下去。她甚至没来得及挂断电话。我在走廊的另一头，但能感觉到她的每一声哭泣和传遍全身的颤抖。她两只手捂着脸，像有点可笑的绷带。父亲走向她，挂上听筒，接着，轮到他自己也瘫坐在门口的扶手椅上。他低着头，哭了起来。沉默、惊惧，我待在长长走廊的尽头，没有动。我与父母亲保持着距离，感觉是在努力推迟逼到眼前的死亡，是短暂地抵御那我已猜到内容的可怕消息。我就这样待在那儿，站着，在苦难的边缘，浑身发烫，眼神满是戒备，注视着迅即传播的不幸，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击垮。

我的哥哥樊尚在1958年9月28日那个星期天死了，在图卢兹，在傍晚的时候。电视里刚刚宣布17668790名法国人最终接受了第五共和国新宪法。

那天，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都没去投票。他们在哥哥的床边度过了整个白天，他的病情在头天夜里恶化了。他接受了阑尾炎并发急性腹膜炎手术，整个白天陷入昏迷。

我还记得，值班医生曾长时间地与我父母交谈，以便给他们解释在他看来已不可怀疑的结局。在这次会面中，我被留在外面，坐在走廊里的一个椅子上，问自己那扇门后边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听。我想到我的哥哥，想到他出院后将会向我讲述的一切，而且，我已经在仰慕他此后几个星期里会享有的一种英雄的、死里逃生者的形象。那时，我八岁，而樊尚还不到十岁。这点微不足道的年龄差事实上却是重要的。与同龄人相比，樊尚又高又壮，体格健美，是那种俗话说生下来为新世界打造基础的人。他天生具有惊人的成熟，总是一面耐心地给我讲述成人世界的变迁，一面庇护我于它的风云变幻之中。在学校里，他享有无人可及的声望，但是当他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反抗老师，或者反抗父母。在我眼里，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他巨人般的高度。在他身边，我感觉自己在变幻无常的生活中得到了庇护。而且直到今天，他死后四十多年，每当想起我们的少年时代，他仍然是那个被爱戴和被崇拜的巨人。

父亲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然后向我走来，可以说他已是一个老人。好像在他身后拖着一种看不见的重负，阻绊着他的脚步。我看着他走近，模糊地感觉到他将要向我宣布世界的末日。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你哥哥刚刚死了。”没看父亲那痛苦的面容，没对他流露一点儿细微的感情，我冲进樊尚的房间，占有了他那由六匹白马拉着的铬铁四轮马车。这个玩具，或者说这个纪念物，是我叔叔，一个斜眼的、令人讨厌的小个子男人兼大旅行家，两年前从伦敦带给他的。它肯定来自白金汉宫附近某个平庸的纪念品商店，但是它的重量，它独特的闪光，它车体细部——车灯或车轮——的准确清晰，还有马的步态显现的力量，对我而言都充满魔力。如果他本来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这个东西，仅仅是这个东西本身，也足够给予我哥哥全部的威望。樊尚从来不借给我这套马车，借口是它太容易坏，而我太小，还不能玩这么复杂的东西。有时，他把车放在客厅的地板上，让我把耳朵贴着地板砖。他说：“别动。一点儿声也别出，闭上眼睛。你会听到马蹄的声音。”于是，当然，我听到了。我甚至看见马匹在我眼前奔驰而过，由我哥哥，勇敢的驭手执鞭驾驶，他在闪闪发光的车厢高处随车的颠簸而摇动。于是，我恍惚觉得自己正当童年，每一天都给这个临产的世界注入生命的力量。而且我期待长大，再长大，长得更快、更强，以这个王者长兄和大师骑手作为榜样。

在他死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摆脱他，就是占有那件东西，就是偷盗他的东西，以不忠的继承人的狂热行为。大概我是怕樊尚会把这辆四轮马车带到坟墓里去。也许我希望，凭借这被禁的也是神圣的物件，得到一部分他的荣耀、他的合法性，成为一个老大，至少能够抢劫死者，能够使他们沉重的马车跑起来。是的，在我哥哥死去的时候，我偷盗了他的东西。没有内疚，没有悔恨，甚至没流一滴眼泪。

我叫保罗·布利科。五十四岁，一个尴尬的年龄，徘徊于生命的两种远景，两个相互矛盾的世界。每天我脸上都增加一层岁月的磨痕。我按时服用磷酸丙吡胺片[1]和降压药，而且，和所有人一样，我也不再吸烟。我独自生活，独自吃晚饭，独自老去，即使我努力与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孙子保持联系。尽管孙子年龄尚小——他快要五岁了——但有时我在他的脸上会发现某种与我哥哥相似的神情，也就是樊尚所表现出的经受人生所需要的那种自信、从容。像我哥哥一样，这个孩子好像有一种宁静的活力，然而，与他闪闪发光和探索的眼神交汇，总是一种不平静的经验。为了路易的四岁生日，我从书柜高层取下了那个四轮马车，把它放在他面前。他长久地观察着这个物件，那些轮子，那些马，但没有碰它们。他完全没有被征服，好像宁可在脑子里勾画这件东西的每个细节。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如果把耳朵贴在地板上，他也许——现在轮到他了——可以听到马蹄声。尽管满是怀疑，他还是蹲了下去。以这种方式，我在瞬间闪现的间隙里又看到自己的童年大步奔跑而过。

樊尚的葬礼是个可怕的时刻，而且从那天起，不管我们付出多少努力，父母亲和我，再也不能够重新组成一个真正的家了。葬礼结束后，父亲把哥哥的柯达布朗尼闪光照相机给了我，却不曾想到这个东西日后会怎样改变我的生活。

樊尚的死截走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连同一些最重要的情感。它深刻地改变了母亲的面容，以至于在好几个月里她完全像个陌生人。她的身体也同时消瘦干枯了下去，好像被内里巨大的空虚吞噬了。樊尚的离开也同时瓦解了她所有的温柔。母亲以前一直是那么亲切，而后来变得像个无情冷淡的后妈。父亲从前那么健谈，现在却把自己封闭在忧伤和沉默中。而我们的饭桌，从前热烈兴奋，现在却变得像僵尸的晚餐。是的，1958年以后，无论相聚或独处，幸福离开了我们，甚至在饭桌上，都是由电视机的扬声器来负责充塞我们的悲哀。

那个电视机，刚好是父亲在1958年的2月或3月买的。一台格朗丹牌的漆光木壳电视机，配有频道转换器，但图像总固定在唯一的频道上，它在那段时间里十分吝啬地把持着这块地盘。在学校里，这台新装备使我们——哥哥和我——极受欢迎。尤其是到了星期四下午，我们会邀请同学来看鲁斯蒂和兰丁丁[2]，以及佐罗传奇的最新剧情。那年夏天，在瑞典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中，法国足球队的辉煌战绩使我们到达了激情的顶点。下午，在转播比赛的时刻，客厅里有了赛场观众席的气氛。我们把每一个角落都挤得满满的，追随着勒梅特[3]的停球，科帕[4]和皮安托尼[5]的带球推进，樊尚[6]的强行突破，或者是方丹[7]的射门。在斯德哥尔摩的半决赛里，巴西对法国（5:2）那场的全部细节，直到今天还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清晰留在我的脑海里。柠檬苏打水的酸味、草莓蛋糕的甜味，以及叫人反胃的味道，那黑白电视图像的粗疏纹路，有时发生的使我们心跳停止的信号中断，那为我们抵挡下午斜射阳光威力的百叶窗，昏暗的光线给这一场合增加的闷热，加油的呐喊里哥哥发出的高于他人的声音，还有那雪崩一样的进球，渐渐地，欢呼声的强度减弱下去，快乐逐渐衰减，接着，客厅仿佛陷入悔恨，客人走光了，只在一个角落里，仅剩下哥哥和我，筋疲力尽、失望、沮丧，仿佛不会说话的木偶。几天之后，在决赛中，巴西击败了瑞典（5:2），而法国则战胜了德国（6:3）取得第三名。我对这最后两场比赛没有保留任何记忆。或许由于与这个恩赐的独一无二的下午相反，在那时，我支持哥哥，哥哥支持法国，而随后事情就不再只与足球有关。在这么久之后，尽管我们的生命中有无边的遗忘，但直到今天在我心里，还存在着这个精心保存、未被触动的小岛，这块兄弟间纯洁、闪光和共有的小小领地。

这是我和樊尚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夏天。很快，戴高乐占据了哥哥的位置，在饭桌上，正对着我。我是想说，格朗丹电视机被安置在那儿，在我哥哥坐了十年的椅子背后。我忍受着这个变化，如同面对一种僭越，因为那位将军好像就在格朗丹里过日子。我很快就开始讨厌这个人。他自负的侧影、他的法国军帽、他的灯塔看守人制服、他高傲的外貌都使我不安，他的嗓音让我难以忍受，而且，我对一件事坚信不疑，这个在远处的将军，事实上一定就是我祖母真正的丈夫，是她的补充，她的天然对应物。某种程度的傲慢、一种对秩序和严厉的偏好，使他们极为相近。我的祖母是另一个时代的女人，在我眼里是丑陋、恶毒、尖刻、无信义的样本。在我哥哥死后，因为某些我始终没能明白的原因，她放弃了自己威严的宅邸，总来我们的寓所过冬。她把自己安顿在朝向圣埃蒂安广场的那个大房间里。在她留宿的那段时间，她以某种莫须有的借口，禁止我进入这所谓的“她的套房”。这个女人是我祖父列昂·布利科——一个地主，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遗孀，曾经一直像准将一样指挥着她的家庭。1920年代末，列昂曾屡次尝试摆脱这种兵营式的生活，他逃去了摩洛哥的丹吉尔几个月，在那儿参加宴会，还到游乐场去赌博。他的归来，看起来似乎总是喧嚣的：每一次，祖母都在宅邸的大门口迎接他，并由一位神父来给她保驾，面对这位神父，那善良的男人被迫立即忏悔他在北非的荒唐行径。这就是玛丽·布利科，不易接近、严厉、暴躁。在图卢兹的那些冬天里，我一再看见她僵坐在壁炉前，不停地捻动念珠，总是包着一块头巾。从走廊上，穿过半开着的门，我看着她嚅动着嘴唇在祈祷。她就像一架不能停息的机器，总是尽可能地向上攀升，朝着她唯一的目标：阴暗灵魂的得救。在这样的情境中，她有时会猜到我这异教徒的在场。我察觉到她目光中彻骨的寒冷，仿佛极地浮动的冰山，我的血液被冻结了，但我呆在那儿无法动弹，无力逃跑，就像因车灯光柱骤然惊呆而愣住的兔子。玛丽·布利科对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8]有一种的无边仇恨，尤其爱咒骂苏联是血腥的、不信上帝的国家。电视上哪怕出现一点点有关这个国家的暗示都会使她陷入真正的恐慌。但是，在她憎恨的长廊里，有一个人超越其他所有人，可以推测，那是一个她但愿能以自己基督徒的清白之手去扼断其喉咙的男人。他叫阿纳斯塔斯·米高扬[9]，领导着苏联的最高苏维埃。祖母怀着一种恶意的快乐把他的名字变了形，叫他“米高亚什——”，故意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拖出长长的嘘声。每当发觉这个苏联党政领导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她就用手杖在地板上敲几下，挺直失去弹性的身体，把餐巾戏剧性地摔在饭桌上，而且总是咕哝着同样的一句话：“我回屋去了。”由于仇恨的灌注重新获得活力，她就这样隐没在那长长的走廊里。不一会儿，人们会听到她房间的门发出猛烈的噼啪声。于是，在她的避难所里，她的巨大念珠的圆舞曲就将开始了。我还记得，有好长时间我想知道为什么米高扬，这个戴黑色帽子的小个子男人，在玛丽·布利科那里能引起如此的情绪爆发。当我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带着一种含糊的微笑说：“我想是因为他是共产党。”但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样也是共产党，而他们却从来没有遭遇到我祖母给予阿纳斯塔斯的这种霹雳。

尽管我从没当过那个党的成员，但我相信，在玛丽·布利科的憎恶者祭堂里，斯大林或布尔加宁远排在我之后，我就在这著名的“米高亚什——”旁边。她对待我，与我说话，都带着同样的蔑视。在哥哥去世以后，这个趋势就更明显了。在她眼里，樊尚一直都是仅有且独一无二的布利科家族的继承人。他有着父亲的相貌，而且，尽管年幼，却已表现出了严谨和成熟的征兆。至于我，不过是一个主根旁生出来的分叉，一滴精液的后遗症，一次神意瞬间的疏忽，一个胚胎的错误。我长得像母亲，这也就是说，像另外一个贫穷的家族，非常贫穷、遥远，山里人的家族。

直到1914年战争前，我的外祖父弗朗索瓦·兰德，始终以牧羊为业。他生活在比利牛斯山的高处，波特山口一个向阳的山坡上。在那个时代，可以说，世界真的在那高处停止了。而且，以一种特定方式，弗朗索瓦生活在真空中。那么大的雪，那么寒冷，那样孤独。就是在这母羊都很难站立的山坡上，那场战争来寻找他了。两个宪兵爬上裹在雾气中的山顶，给他送达了应征上路的命令。他，这个生活在南方和世界屋顶上的人，就这样去往北方的战壕深处，置身于地下六尺。他做了他必须做的，遭受了恐怖、毒气，然后回到家里，又老又病，精神紊乱。最初，他竭力尝试重新登上他的峰顶，但是，被芥子气留下的后遗症阻扰。由于虚弱的肺，他移居到了图卢兹的郊区。在那儿，我外祖母玛德兰娜买了一辆手推车，变成了卖四季蔬果的流动小贩。弗朗索瓦·兰德，他呢，为了治疗支气管病，始终闭门不出，一听到有人按门铃就惊惧不已。他从来不给任何人开门，因为他确信宪兵还会再来，抓住他，再把他送上前线。一个下午，我见到他在有人轻轻敲门后，迅速躲藏到床下。刚刚他还把我抱在膝上，敲门声一响，他马上变成了某种吓坏了的小啮齿动物。我记忆中的外祖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体格高大，很瘦，总是穿着黑色的短披风，手里攥着他包着铁皮的牧羊棍。很少说话，但是，一种巨大的亲切从他的脸上散发出来。他探问道：“谁？”既惊恐又专注地感受着这个世界，这个他有时躲在窗帘后观察的世界。

在外祖父去世前不久，1957年的一个星期日，我母亲曾带着他去了波特山口的峰顶。他和我，肩并肩地旅行，而我不曾记得他在整个行程中说过一句话。但是，自从公路开始爬坡，自从安全带变得越来越紧，弗朗索瓦渐渐地，开始被风景、房子、这个重新找到而无疑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的往日世界所吸引。他的目光仿佛因一种野性的、动物的欢乐而闪烁着。他重新发现了高山上的寒冷，那高空中难以分辨的气味，天空的光明，土地的颜色和香气。到了路的尽头，他下了车，开始拉着我向一条熟悉的山岭小径走去。对这个人要领我去的那个地方我一无所知，但是我感觉到他温热的手抓着我的手。他说了一些话，诸如：“天好的时候，所有的绵羊都在那边，在这个山坡上。我的狗，它总是在路边等我。”现在我想，他是为他自己说的，看着超越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生活，凝视着他的记忆中可能存在的地平线。因为，在今天，在他指给我看的遗址上，只能看到高低起伏的滑雪场上有一长列静止的空中缆车立柱。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弗朗索瓦·兰德吃力地坐到了地上，把我揽在怀里，用他的手扫过整片风景，说：“你看，小家伙，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我因此也部分地是从那里来的。尽管仍在幼年，但我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布利科家族——我是想说我的祖母，那个将军的妻子——只是有限度地接受了与这低微山民的联姻，对我外祖母兰德的菜贩身份更是不愿提起。看起来，玛丽·布利科曾长期竭力劝阻我父母的结合。赞同这样一种完全不平衡的联姻是不可能的。布利科家的长子远非只配得上一个残疾且半疯的牧羊人的女儿。婚礼是在家族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兰德家的任何一个人，也从没有见过——除了我的父亲之外——哪怕一个布利科家的人。与母亲说话时，玛丽·布利科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调，在那个时代，这是专门说给不受欢迎的儿媳的：“那谁，如果不从小调教这些孩子，再往后你就管不了他们了。”“你们出门的时候，别忘了，那谁，给维克多带些面包干，我发现他胖了。”当她在我们家时，她和母亲说话就像在和她自己家养着的众多仆人说话，和她所谓的“那谁”说话。我想，我的祖母是唯一的我曾真心盼望她死的人。我也曾长期抱怨我的父母没有让这个人安分一些，不过，在那个时代，逆来顺受地忍耐直系尊亲的折磨的确是正常的，哪怕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坏蛋。

自从樊尚死后，我们的生活就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而且每年有两个月，当祖母来住的时候，生活就变得完全像是地狱。除了攻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俏皮话，玛丽·布利科也把她的专制施于我父亲的体形，她批评家里的饮食烹调，禁止我在饭桌上说话，还禁止我未经批准就起床。有时候，我违反了某一项她的规矩，她就忍不住跺着脚向我父亲大叫：“我可怜的维克多，你把这孩子养得跟个动物一样。总有一天，他会让你眼里哭出血来。”

很久之后，人们给我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在我祖父列昂·布利科生命接近结束时，得了一种近似阿尔茨海默症的疾病，这使他的理智大大受损。他不仅忘记了一切，还常把一笔笔为数不少的钱送给他的某些农场雇工，借口是“土地归劳动者所有”。祖母完全不把这一理由看作通情达理的标记，没有从这些重复的赠予中体会到一个在晚年被进步观念触动的富裕农场主的慷慨之心。与这些相反，玛丽·布利科从她丈夫的举动中，看到的只是他的重病的最后发作，而且，以他的精神失常危及祖产的未来和家人的安全为理由，成功让人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

受不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折磨，被包围在狂躁的疯子中间，于世上孤身一人——祖母禁止自己的孩子去看望他们的父亲——列昂·布利科很快就失了方寸，陷入沉寂之中，一年之后，任自己悄悄地滑向了死亡。

那一时期，祖母还远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定期与另一个男人来往。据她说，他是那种可靠的工头，监管她的产业和佃农的工作。事实上，尽管有她的基督戒律，玛丽·布利科和所有人一样，有时候也需要一个男人。

在列昂·布利科死后的几个月里，事情没有什么改变，直到这个新朋友表示想要拥有我祖父的步枪。玛丽·布利科相当警觉，她从来不把自己的财产和她的那位无赖的财产混在一起，她以一个高价出让了这件家传武器。对此，至今人们还议论说，这比我祖母的其他贪婪且古怪的行为都更不体面。虽被敲诈但还是颇为高兴，那个情人回到家里，立即就开始清洗这件火器。没有人知道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时候，子弹射出了。人们只是发现这位漂亮朋友躺在地上，脸被射出的铅弹打中。虽已抽搐变形，他手里还抓着我祖父列昂的那支步枪。

我想念樊尚。他死了两年之后，我还总是无法接受他的消逝，不能习惯他的缺席。我需要知道他就在我的身边。至于我的父母，当然，他们工作，继续一起进餐，继续在同一间卧室睡觉。但是，他们看起来不再希望什么，不论是在一起，还是分别之时。有时，我感觉到在我们的周围，世界以无可置疑的脚步前行，而我们被震得昏头昏脑，拘禁在自己的痛苦中止步不动，成为这种生命大潮的局外人。

战后，在家人的经济援助下，我父亲买下了带楼房的、有螺旋坡道通往四层停车场的汽车修理厂。他给自己的产业起名叫“日与夜汽车行”，还在底层开了一家西姆卡[10]汽车特许经销部。他出售并修理该品牌旗下的阿隆德、阿里安、特里亚农、凡尔赛、尚博等车型系列。今天，我完全无法说出，维克多·布利科怎样看待这些小轿车，或者说他对汽车有什么总的看法，因为，在我们共同生活期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谈论汽车的事。也许除了那一次，1968年给我选择第一辆车的时候，那当然不是一辆西姆卡车，而只是一辆1961年生产的旧大众1200。

我的母亲克莱尔，很少谈及她的校对员职业。她仅仅曾给我大致解释过一次，说她的工作就是修改那些虚拟语态的用法，或者对过去分词的搭配很少留心的记者、作家们的拼写和语言错误。人们可能会以为那是一件相对平静、重复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少会产生焦虑的。而实际上，与此恰恰相反。一个校对员从来得不到休息。她不停地反思、怀疑，尤其担心把疏忽、错误、不规范从手下放过去。我母亲的精神从来不能放松，以致经常感觉需要随时去找一本关于法语特殊用法的书，查证一个规则的习惯用法，或者查证她修改的某一处的合理性。她说，一个校对员是一张网，负责对语言的不纯洁做出反应。她的专心度和要求越是高，那网眼就越是细密。但是克莱尔·布利科对自己最丰硕的捕获物也从来都不满意。相反，她总是被那些细小的疏忽，那些不停漏出她的网的未得到改正的浮游生物，纠缠得不得安宁。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正吃着晚饭，母亲站起来离开餐桌，去查她的某一本百科全书或者专著，而这只不过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解除一个怀疑，或者平息一下突然袭来的焦虑。这种行为就母亲的个性来说，并不奇怪。大多数校对员都会形成这种要求核对的强迫症，而且采取由他们的工作性质所产生的查阅行为。对完美与纯洁的永恒追求，正是校对员的职业病。

从外部看，克莱尔和维克多·布利科这对夫妇有着与这个充满乐观精神的时代相一致的外表，在这个就业充分、百废待兴的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家用电器。不错，我的父母很像是那种精力旺盛、充满希望的男人和女人，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两段空心木，心不在焉，在河中间待着不动。在固定的时间，他们看着和听着这个临产的新世界的啼哭，但是，面对整个凶险的过程，他们始终无动于衷。比属刚果的命运，约瑟夫·卡萨武布的阴谋，莫伊兹·冲伯，帕特里斯·卢蒙巴之死和上加丹加矿业联盟的局势演变，对他们都一样，很少产生什么触动。[11]在这肆无忌惮的暴力面前，对着这台似乎已被托付照管我的教育的电视机，我不停地祈求哥哥回来，重新拥有他在饭桌上的位子，以使人们可以最终关掉这台格朗丹，使生活重新回来，我们一起重新开始旧日的、1958年9月28日那个手术并发症使之中断了的交谈。

阿尔及利亚战争，如同许多其他事件一样，这些另一个世界的图像在电视机凸起的屏幕上滑过，凝固为一个遥远和抽象的概念。然而，在1961年的夜里，我们经常被震颤图卢兹的爆炸声惊醒。这种由秘密军组织[12]以签名方式宣称负责的谋杀波及每一个街区，在民间尤其引起了很多议论。在我家，人们或许也听到了爆炸声，甚至还可能看到了什么，但不管怎样，我们什么也不说。甚至当我们午餐的沉寂被弗朗索瓦维尔迪埃小道上汽车喇叭有节奏地应和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口号所打破时，也是一样。三声短，两声长，被遣送回国者的莫斯电码。而且，当与我父亲的车行邻近的邮局被一颗塑料炸弹炸飞时，我们也没多说什么。

与之相反，1962年的圣诞节聚餐，却是例外地喋喋不休。那是在我祖母玛丽·布利科的住处进行的。所有家庭成员都聚齐了，当然，除了很少来往的退休菜贩玛德兰娜·兰德，还有我不久前死于肺病的外祖父弗朗索瓦。医生和玛德兰娜发现他蜷缩在床下，气息已无。在战争时期，他总被要来对他验明正身并领他到天知道的地方去的两个宪兵的幽灵恐吓。这一次，弗朗索瓦·兰德悄悄地不辞而别，永久地摆脱了他们。他被安葬在自己的土地上，在那高处，他从前所住的山峰上，离那一行无动于衷的滑雪缆车吊缆不远。

那次圣诞节聚餐，长时间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那时十二岁，在我看来，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丝毫没有更成熟一些。这一年，简直可以说，整个家庭聚到一起不是为了晚餐，或纪念我所不知道的宗教节日，而就是为了争辩什么“大事件”。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审慎地指称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布利科一家折射了当时这个国家正在流行的形形色色的观点。首先，我的祖母，她曾是忠实的贝当主义者，晚年转而皈依戴高乐派的信条，粗暴的基督徒，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孟戴斯，反对我，不喜欢每一道菜之间的等待，完全不在乎那块蔑视宗教、对基督教信徒来说已永远失去了的土地——阿尔及利亚的命运。我的大姑妈苏珊，我父亲的姐姐，她亲生母亲相当忠实的摹本，当然，反对孟戴斯，在某些情况下也反对犹太人，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我，而且永远怀念一个白人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她的丈夫于贝尔，酷似带有南方口音的电影演员埃迪·康斯坦丁，前民兵，前驻中南半岛的士兵，从前世界的老油条，据人们说，他还曾积极参与秘密军组织的活动。我的二姑妈奥迪尔，皮埃尔德斐尔马高中的英语教师，反种族主义者，顺理成章地也是社会主义者，与贝尔纳·道森以同居形式共同生活，后者是离异体育记者、橄榄球专家，而且从不掩饰其对法国共产党的同情。在父系亲属一边，还有让，我的一个表兄，大我十岁，不大可能是苏珊和于贝尔的儿子，一个把巴枯宁[13]和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挂在嘴边的复杂角色，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男孩，他注定要在他曾形象地预见其降临的、1968年5月之后不久的一次车祸中一去不返。

我的父母亲？他们忠实于樊尚过世以来所陷入的那种状态：沉默，和蔼，礼貌，不可否认地在场，但同时又完完全全地缺席。

开餐前，我祖母主持背诵了某一段她通晓其奥秘的祈祷文，一连串无休止的圣恩使所有人都厌烦透顶，大家成了一个火十字团部落，急切地想要进攻地上的食粮。

他们赶忙刀斩海鲜，解决索特尔葡萄酒和肥鹅肝，然后再彻底地处理奥兰、阿尔及尔、特莱姆森和赛伊达的命运。[14]于贝尔举起酒杯：

“祝所有那些独立的阿拉伯佬圣诞快乐。想想人们在那边不再是在自己家了，这总是有点不一样啊。”

道森竭力试着解释，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从来就属于法国，而且，在殖民时代之后接着的就是独立的时代。

“你说话活像是婊子的另一个儿子。”

“于贝尔，我希望，您说这话的时候不是想着将军。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

“但是，妈，所有人，甚至孩子，都明白您的将军真是婊子的儿子，他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国家，而且还让人枪毙那些保卫他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道森问道。

“我想说，他下令处决了真正的法国人：罗歇·德格尔德、克洛德·皮埃斯特、阿尔贝·多沃卡、巴斯蒂安迪里，你明白了什么没有？”

“你是说那些秘密军组织成员，还有那些曾策划谋杀他的家伙。”

“不对，我的老伙计，我跟你说的是爱国者。”

“在您嘴里听到爱国者这个词，于贝尔，可是蛮有味道。”

“您懂什么？我可不在乎您怎么想，奥迪尔，不在乎您和一切您的社会共产主义小阴谋诡计。”

“于贝尔，您不能这样说我女儿。想想孩子们。收敛一些。”

“我收敛了二十年了，妈，二十年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人们要求我不说话。不管奥迪尔怎么想，我始终是站在我的国家和国旗一边的。不论是贝当元帅时代，还是在奠边府[15]那会儿。在你们暖和地过所有那些圣诞节的时候，是谁在马背上颠簸，嗯？而在阿尔及利亚呢，如果不是秘密军组织，又是谁让民族解放阵线那些闹独立的土贼畏惧？”

“你知道你的秘密军组织制造了多少受害者吗？两千五百名法国人和两万多穆斯林。”

“说下去，贝尔纳，接着说下去，再给我来一点贵党的宣传。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吧。不是两万，而是四万甚至六万北非阿拉伯佬，本来当他们刚开始要对我们动手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平息下去。人们就是利用恐怖反对恐怖来建立和保卫帝国。”

“的的确确，爸爸，你是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法西斯。”

“你，小混蛋，闭嘴吧。”

“于贝尔，不管怎样，这是您的儿子。而且我们是在圣诞夜。”

“您说得对，妈，我请您原谅。”

“于贝尔想说的就是，由于所有这些自决权的故事，人们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您看吧，以这样的速度下去，在法国我们也将很快不是在自己的家了。况且，不是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吗？您曾想过，您，有那么一天这个国家的财政部部长叫维尔弗里德·鲍姆加特纳吗？不就是这样吗，鲍姆加特纳？”

“这能说明什么，苏珊？”

“我求你了，奥迪尔，别装傻了，别让你自己再一次在大家面前显得可笑。”

“我可笑？是你们，你丈夫和你串通一气，一个小时以来给我们表演你们的拿手好戏，谈论什么帽徽、阿拉伯佬和犹太人，像是你们彼此之间的对话？你们以为这是在维希[16]那会儿还是怎么的？”

“哦，好了，维希，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时，我父亲从座位上站起来，轻轻地把餐巾放在台布上，说：“我去拿火鸡了。”

在厨娘的帮助下，当他用手臂托着盘子返回时，两姐妹之间的紧张已平息下去。法兰西永远可以围绕着一只家禽重归于好。我的表兄让，被他父母的贝当主义腔调所激怒，站到窗前点了一支雪茄。这种明目张胆的放肆刚好给我祖母一个理由火冒三丈。在让彻底爆发之前，她开始悄悄地发怒。用她的手杖敲了地面三下，以她能够做到的全部恶毒和权威发话：“年轻人，我请您立即去吃饭！”那些词在她的齿间滚动，好像剃刀的薄刀片一直切入骨髓。

就是在1962年的圣诞夜，我听到了她大声说出可能是这世上最恐怖的话。那是在甜点、中南半岛、阿尔及利亚、维希之后，接着还有凡尔赛宫的消费，线条流畅的弗雷格特家庭旅行车的舒适，标致403的安全性能，圣埃米利永[17]随便哪个窑里出产的波尔多红葡萄酒的绝美，图卢兹体育场的艰难赛季，舒尔茨在图卢兹足球俱乐部的生涯，儿童的未来，昂达伊海滨的度假，以及必不可少的女佣和打扫房间的女仆别无二致的偷窃主人的故事。就是关于这最后一个主题，我祖母发了言。她说，她有一个永不失效的办法可以保证她的用人忠诚老实：“我支付最高的小费以赢得最低的卑躬屈膝。”苏珊和于贝尔脸上现出不可控制的神经质的笑，有点像人们放了个屁的样子。我相信，其他所有人都觉得尴尬、不自在，尤其是在“一个圣诞节晚上”。那位厨娘，忙于收拾饭桌，做出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在那老妇人若无其事而心里一定在清点餐具的目视下继续干活。

这老妇人死于接下来那年的夏天，在我们于巴斯科海滨度假期间，所以必须匆匆放弃海滩赶回去，以便在这不讨人喜欢的面容腐烂之前再见最后一次。我们才到她的住处，苏珊姑妈——她已把大权揽在手中——就要求我最后一次拥吻我祖母。想到用嘴唇去接触一个死者就使我恶心。我姑妈领着我走近尸体，它放在一个黑得已经像坟墓、去掉了全部装饰的房间的中央。空气里飘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混合着蜡烛、白花的气味，而且，我肯定，还有一种已经腐烂的肉味。光线很暗，玛丽·布利科的脸比她活着的时候还吓人，似乎永久地表现着人类最低劣的情感。我注意到她的眼睛没有完全闭上，于是就想象，透过那蜡黄眼皮的缝隙，这个令人厌恶的女人，超越死亡，还继续监管她已遗传给后代子孙的基因缓慢演进。面对这个场景，我感觉我的身体变得僵直，肠胃打结，可背后姑妈的手坚定地把我推向了那个“将军夫人”的遗骸。一种生理的、消化系统的恐慌攫住了我。我想象在盖单下面，大量蛆虫已开始活动，释放大量的粪液，它散发的气味已渗透皮肤的毛细纤维。数不清的蛇在我的肠道里兴风作浪，接着，我突然觉着它们升到了胃里，穿过我的喉咙，塞满我的嘴，终于，向死者清白的盖单上射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束。所有人在这场痉挛中看到了我的痛苦和我的情感表露，这使我在丧事期间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因此，为了不让我的敏感再受折磨，人们决定让我回避去墓地和把棺木下葬到某处——我特别希望是地狱——的插曲。

在葬礼期间和服丧的日子里，没有人流过哪怕最小的一滴眼泪。穿着黑衣服，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副严肃的神色，但是这些脸上没有一点忧伤的痕迹，人们已转而注意遗产继承的前景去了。和所有这种情况一样，这个分配激活了各种层次的隐秘的嫉妒、卑劣的情绪、卑鄙的行为，中产阶级通晓其中的奥秘。最终，经过一些私下里的交易，两姐妹，社会党人和火十字团，出于对祖产的共同利益达成协议，她们阴险地联合起来以抛开我可怜的父亲，他由此感到深深的、合情合理的悲伤。他看着母系的财产从鼻子底下溜走，而几乎只给他留下了家宅老房子的空壳。这一新的凌辱加在失去长子的打击之上，夺去了他尚存的些许活力。当然，他还在卖他的西姆卡，但是还能卖多久呢？

这就是那个时代里的我家，令人不愉快的、过时的、反动的、极度阴郁的。以一个词概括，就是法国的。它就像这个国家，自认为还幸运地活着，已经克服了它的耻辱和贫困。一个现在已足够富有的国家，可以蔑视它的农民，让他们去做工人，给他们建造荒谬的由低劣而丑陋的高楼构成的城市。与此同时，汽车的变速箱也从三挡增加到了四挡。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来使这个国家上上下下确信，高速增长已经启动。

在这样的法国长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一个胆怯的、卡在夏尔·戴高乐和他的总理蓬皮杜之间度过青春期的少年。此外，在与性有关的方面，他别想得到一点儿信息、一点儿教育。被剥夺了长兄可能传授的学问与经验，守着消沉而默然的父母，我不得不把自己这方面的启蒙托付给一个快乐的着魔似的贪图享受的家伙，他极为能干，富有想象力，有魔鬼的邪恶，没有一丝道德观念，也不知抑制为何物，但却天生有令人生畏的健康。他叫大卫·罗沙，比我大一岁，但是，肯定比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都多几辈子的生活阅历。

注释

[1]常用于治疗心律失常的一种药物。——中译注，下同。

[2]鲁斯蒂和兰丁丁是儿童剧《兰丁丁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Rintintin）中的主要角色。

[3]Francois Remetter（1928—2022），法国足球门将。

[4]Raymond Kopa（1931—2017），法国著名球星。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与方丹合作无间，率领法国队进入四强。

[5]Roger Piantoni（1931—2018），1950年代法国最优秀的前锋之一。

[6]Jean Vincent（1930—2013），法国足球左边锋，后执教南特足球俱乐部、喀麦隆国家队等。

[7]Just Fontaine（1933—2023），法国著名球星。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创造了单届世界杯进13球的世界纪录。

[8]Pierre Mendès France（1907—1982），法国政治家，1954—1955年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理。

[9]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1895—1978），苏联政治家，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0]创立于1935年的法国汽车品牌，后被标致汽车收购。

[11]1885年柏林会议将刚果划为比利时国王的“私人采地”，称“刚果自由国”。1908年转交比利时政府，并改称“比属刚果”。1960年6月30日刚果宣告独立，约瑟夫·卡萨武布当选总统，帕特里斯·卢蒙巴任总理。同年7月11日，在比利时的支持下，莫伊兹·冲伯领导矿藏丰富的加丹加省从刚果独立，引发分裂危机。

[12]指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军事组织OAS。该组织针对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政客、记者、知识分子策划了一系列暗杀行动，还会在暗杀现场留下签名，以达到威慑恐吓的目的。

[13]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14—1876），俄国思想家、革命家，有“近代无政府主义之父”之称。

[14]奥兰、阿尔及尔、特莱姆森、赛伊达均为阿尔及利亚城市名。

[15]越南奠边省省会。1954年发生的奠边府战役是法越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战役，法军失利后宣布投降。

[16]维希法国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政府。1940年6月德军占领巴黎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新政府于1940年7月迁至法国中部城市维希。

[17]法国多尔多涅河右岸市镇，波尔多最古老也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