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季明，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事情发生在三年前——也许是我人生的分界线，也是我无法摆脱的梦魇。
那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像往常一样走进一条安静的小巷。巷子里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些许潮湿的霉味。我没注意到身后跟着一个人，直到冰冷的刀刃抵在我的背上。
“别动。”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被绑架了。
我被关在一个破旧的小房子里，身旁只有一个窗，透进来的光线微弱。绑匪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自称江越。他看起来并不凶恶，甚至有些温和，但他手中的刀让我不敢轻举妄动。他让我叫他“江哥”。
起初，我试图反抗。他会用绳子绑住我的手脚，把我锁在房间里。但奇怪的是，除了限制我的自由，他并没有伤害我，甚至每天都会送来食物，还会问我冷不冷、饿不饿。
“你为什么绑架我？”我愤怒地质问他。
“你不会明白的。”他没有回答，而是低头点了根烟，沉默着。
几天后，我开始注意到，他的表现和普通绑匪有些不同。他从不对我恶语相向，甚至有时会和我聊聊琐碎的事，比如他的童年和他曾经的梦想。他说他以前想当画家，但生活把他逼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只是想让你陪陪我。”他说。
他的语气里有一丝脆弱，让我感到困惑。
一周过去了，我没有报警的机会，也没有逃跑的力气。相反，我发现自己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温和，有时甚至会主动为我松开绳子，允许我在房间里自由活动。
“你知道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现象。”江越某天突然开口，“有时候，被绑架的人会对绑匪产生好感，甚至感激他们。”
“你在暗示什么？”我警惕地问。
“没什么，只是觉得人类的心理真有趣。”他笑了笑，把一杯热水递给我。
我没有接，但也没有拒绝。
后来，我发现一件让我震惊的事情。江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恶人。他绑架我的原因，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他曾经被类似的情境伤害过。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对他实施过长期的虐待，而他的母亲却选择站在父亲一边。他说，他的母亲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她觉得父亲是爱她的，甚至在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还会给他做饭。”江越冷笑了一声，“你说，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我无言以对。
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的情绪也变得复杂起来。我开始不再讨厌江越，甚至有时会觉得，他也是个可怜人。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但我无法控制自己。
后来我才知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简单的“洗脑”。它更多地源于一种极端情况下的心理防御机制。被绑架者会把绑匪的“好意”无限放大，比如一顿饭、一句关心的话，甚至是一种不伤害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善良”的象征。
而我，正在经历这一切。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第十天。
那天，江越打开门，递给我一张火车票。
“你自由了。”他说。
我愣住了。
“为什么？”我问。
“我不想伤害你。”江越低头点燃一根烟，“我只是……需要一个人陪我说说话。”
我没有动。我站在那里，盯着他，看着这个强壮却又显得无助的男人。我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我应该报警吗？我应该逃跑吗？
最后，我拿起了那张票。
离开后，我没有报警。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对他真的产生了某种奇怪的情感，或者是因为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坏人。
但无论如何，那十天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开始大量阅读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资料，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对一个绑架我的人产生好感。
我发现，这种心理现象其实并不罕见。它的名字来源于1973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劫案，当时的被劫持者在案发后不仅拒绝指认劫匪，还为他们筹集了律师费。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人在极端压力下的一种求生反应。被害者会试图通过理解和接近施害者来保护自己，甚至会对施害者产生依赖。
更有趣的是，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绑架场景。在一些家庭暴力、职场霸凌，甚至是恋爱关系中，都可能出现类似的心理反应。它不是“弱者”的表现，而是一种人类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
三年过去了，有时我会想起江越。有人告诉我，他后来自首了，正在服刑。我没有去见他，也没有和任何人提起我们的故事。
但有时候，我会在梦里回到那间小房子。梦里的江越还是会递给我一杯热水，笑着说：“你自由了。”
而我总是无法回答他。
知识点：
1.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不是一种正式的精神疾病，而是一种心理现象，没有被列入精神疾病诊断标准
2.它的名字来源于真实事件：1973年瑞典银行劫案
3.不仅出现在绑架中：家庭暴力、职场霸凌、不健康的恋爱关系中，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心理反应
4.不是“弱者”的表现：它是一种生存机制，帮助受害者在危险中保护自己
5.好意”被过度放大：绑匪的任何不伤害行为，都会被受害者视为善意，进而产生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