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绘制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的海图

伊丽莎白·兰伯恩(Elizabeth Lambourn)

中世纪的海洋文化史是怎样一幅面貌,学者们还在研究当中。海洋有它的历史,甚至具体到文化史这种理念,也并不像起先看起来那样出现在近期,不过,海洋的文化史,特别是中世纪的海洋文化史,依然是较新的领域。对海洋文化史的研究,起始于对当代的,即18、19世纪的西方文化产品,如小说、游记或海景画等的研究。这个领域诞生在文学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当中,并最初由他们进行探索。随着中世纪史学家和其他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和地理学领域“尝试”这个理念,并根据他们自己的具体资料和学科重点来对它进行调整,这个领域现在已经成为重点。对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海洋文化史的理念实际上远未得到充分的探索,也相当的支离破碎,因此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在委托编写本卷之时,实际上需要它的编著者具备相当独到的思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一种可能并非他们本意的方式,点燃并助推对海洋文化史的研究。

正如《海洋:海洋地理学和史学》(The SeaThalass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一书的编著者所强调的那样,海洋的历史“在史学中……一直是少数派”(Miller 2013:278)。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这本书的语境中,很少有关于海洋的历史,当然也很少有关于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的大范围史学反映。这本书中的内容不仅散乱,而且也常常不连贯。该书的编者彼得·米勒(Peter Miller)敏锐地指出,研究这一领域的史学家大部分都在各自为战,“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也缺乏更广泛的交流”(17)。相反,作为这种“更广泛的交流”的一部分,大量相关的著作得以产生,但位于文化史或海洋史的特定框架之外:例如宗教研究、考古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物质文化研究等。

而本卷,则提供了一种亟须的机会以与更广泛的读者发展和分享这种交流,而且它出现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如前所述,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的书写一直以来都是以欧洲文献的文学批评为基础,得到的支持也来源于欧洲的视觉图像研究。如果文学研究成为这种历史的引路人,那可能是因为传统主题和其他文学手法清楚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海洋不仅是人、观念、万物流通的高速公路,同样重要的是,正如著名大西洋史学家卡伦·魏根(Kären Wigen)(2007:16)所言,它也是“想象力投射的空间”。用一句俗语来说:“海洋很适合思考。”不过,海洋文化史有落入一种舒适的、主要受文学驱动的格式的风险,这种格式不仅暗地里以欧洲为中心,同时还把注意力放在少数有文化的群体的富于想象的推断上,而这些人对海洋和海洋周边的居民所知甚少。那些通过文学传统主题和视觉图像将海洋知识化的人,并不一定是居住在海岸周围的人,也不一定是在海上航行和捕鱼的人。后两者通常是不识字的居民,拥有另一种海洋文化史,而正是通过这些群体和社会的——也许不那么显然“可读的”——物质文化,或者他们的口述历史和民间传说,我们能够开始了解另一种叙事。

不用说,这类“想象力投射”过程并非欧洲所独有,而是全球所有与海洋接触的人类的共性。在欧洲以外地区检验在欧洲背景中倡导的文学和视觉方法的时机当然已经成熟,而反之,欧洲无疑也会受益于在欧洲以外发展的思想和新方法。然而,如果海洋文化史要想繁荣发展,它还必须考虑如何整合和解释更大范围内的资料:当然包括口口相传的史料,但也包括大量非写实的文化产品和由海洋制造及以海洋制造的实物。在欧洲的背景下,实物为精英的文学投射带来了重要的对照物,但在欧洲之外,它们通常是撰写海洋文化史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资料。本卷并不假定文学文本或视觉表现是海洋文化史的唯一起点。文化史的下一波浪潮必须走出它在北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欧洲安全避风港,但仍然要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地理转移还涉及重大的方法论和理论转变。

如前几段所示,本卷无意佯装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对于公元800年至1450年的海洋文化史,它呈现的并不是“唯一”,而是“其一”,它的成形,一方面是由本系列丛书本身参数所塑造,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的编者和撰稿人的视野、好奇心和专业知识。在不希望将编著者过于严密“分割”的情况下,本书有意挑战之前的中世纪海洋文化史的文学重点,因此撰稿者中仅有两位文学史学家:一位是莎朗·木下(Sharon Kinoshita),中世纪法国文学和全球比较文学专家,另一位是詹姆斯·L.史密斯(James L. Smith),他的著作一直以欧洲中世纪水域史为重点,至少在撰写本卷的章节之前如此。除此之外,本书的章节还由一些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以不同的语言风格撰写。乔纳森·谢泼德(Jonathan Shepard)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中世纪早期的俄罗斯、高加索和拜占庭帝国;伊丽莎白·兰伯恩、罗克珊妮·玛格丽蒂(Roxani Margariti)和艾曼纽埃尔·瓦格农(Emmanuelle Vagnon)的著作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世界的物质和视觉文化史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三位考古学家也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埃里克·斯特普尔斯(Eric Staples)是一位在实验考古学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海洋考古学家;斯蒂芬妮·韦恩—琼斯(Stephanie Wynne-Jones)是斯瓦希里海岸考古学家,研究的重点是陶瓷证据和国内物质文化;詹妮弗·哈兰德(Jennifer Harland)是一名动物考古学家,她专门从事北大西洋研究,以及通过分析出土的鱼遗骸进行渔业和鱼类消费研究。

在现行的海洋文化史中,地中海地区自然占有重要地位,这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有所反映,如莎朗·木下的《旅人》、罗克珊妮·玛格丽蒂的《岛屿与海岸》、艾曼纽埃尔·瓦格农的《表现》,其作者都是地中海学家。不过,这些章节,还有其他一些章节,也在这些水域之外展开,将地中海的素材与其他海域结合起来,或实际上专注于非洲—欧亚大陆(Afro-Eurasia)周围的非地中海水域。《知识》(埃里克·斯特普尔斯)和《岛屿与海岸》(罗克珊妮·玛格丽蒂)两章将地中海与更广阔的印度洋世界,从非洲东部直至中国东海岸、韩国和日本结合起来加以探讨。考古学家斯蒂芬妮·韦恩—琼斯和詹妮弗·哈兰德在《实践》一章中详细地比较了中世纪时期的两个关键海域:大西洋和西印度洋。乔纳森·谢泼德的《网络》横跨北大西洋和黑海,并且聚焦连接北部水域与东地中海的河流网。在《冲突》一章(伊丽莎白·兰伯恩)中,探讨了能够将围绕欧洲水域(广义上)的暴力主题而发展起来的现有学术研究主体转化到印度洋的方法。所有章节中,在地理学上任务最艰巨的是艾曼纽埃尔·瓦格农的《表现》和詹姆斯·L.史密斯的《想象的世界》。这两章的取材从早期的北大西洋直至中国东海岸、韩国和日本,在史密斯的章节中,甚至还有毛利人的奥特亚罗瓦(Aotearoa)(新西兰)。由于本卷文字所限,无法寄希望任何一章能够让其主题涵盖全球。我们主要将重点放在连接非洲—欧亚大陆的“旧世界”的历史上,而让美洲和大洋洲在本系列的后几卷中得到展现。就这一点而言,詹姆斯·L.史密斯《想象的世界》一章是富于开创性而卓有贡献的,它在波利尼西亚文化史和想象力的投影上花了不少篇幅。即便如此,人们可能仍会合理地认为,对西非花的篇幅依然是不够的,作为编者,我苦恼地意识到这个缺憾。这样选择重点并不是思想上的懒惰决定的,而是由于在跨越非洲—欧亚大陆如此广阔的地区、连接历史和数据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用彼得·米勒(2013:17)的话来说,这些历史和数据当前“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也缺乏更广泛的交流”。综合概述和比较历史是复杂难写的,本卷的构想需在综合性和内容范围之间进行权衡。米歇尔·巴拉德(Michel Balard)的《历史中的海洋:中世纪世界》(The Sea in HistoryThe Medieval World) (2017)选择的覆盖全球的方法在本卷中并不合适。巴拉德的著作中有少数几个单独的章节论述加勒比海地区、南美、西非和远东海洋历史的特定方面,由此做到了覆盖全球,但读者只能在欧洲和地中海依然占绝对中心的更大框架内对这些非欧洲的资料进行选择并作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模式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史系列丛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丛书的精神恰恰是综合性与结合性。尽管在地理范围上受到限制,但我们的这卷书积极地对广泛不同的材料进行综合和比较。作为一名编者,我所面临的极大挑战,是找到勇于在离家如此遥远之处进行遨游的学者,即使在这些地理界限之内。编撰本书是极其不易的。我们谨希望美洲、大洋洲和西非的学者们加入这一新生的交流,并在将来对完整的中世纪海洋全球史作出贡献。

我们也认识到,使用“中世纪”这个术语存在问题,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术语和概念,却被应用于意图去欧洲中心化的叙事。这样的分类是由出版者设定的,但它们也反映了普遍的学术运用情况。尽管有大量的学术争论,但“中世纪”并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词,所以我们继续在这里使用它。尽管有瑕疵,希望它的问题不会妨碍读者们了解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资料和思想。本卷所有的撰稿者都认识到,将中世纪的术语扩大到欧洲之外,正如历史学家凯瑟琳·戴维斯(Kathleen Davis)和迈克尔·普特(Michael Puett)在围绕“全球中世纪”这个观点的早期交流中所言,将涉及“对殖民历史和民族主义历史许多主要主张的冲撞”(2016:2)。这个词带有浓重的殖民意味,但是,小心谨慎地对它进行运用,有助于我们从世界“同时代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引发新的交流,极大地丰富现有的交流,并为围绕着联系和相遇的过程而过于简单地构建起来的全球史提供重要的替代选项。虽然本卷不能够也不敢称完整覆盖全球,但它接纳并吸引了目前更多地撰写中世纪全球史的学者。

这个类型的系列丛书通常把自己摆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介绍性概述的位置,以及在某个特定主题下广泛的知识潮流流动的位置。相较而言,本书提供的则是一个论坛,将彼此无关联的学术论述联系起来,并参与到海洋文化史“更广泛的交流”当中。这里是提出我们“未知”的地方,同时它也提供机会让我们表达“所知”,并标出进一步研究之后我们可能的所知,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研究得更好的地区和世纪的方法和问题,转化到原始而未被解析的、多得多的中世纪现存的文字资料、视觉资料、物质资料中而进行进一步研究的话。本书的章节难免常是探索性的、思考性的、试探性的,甚至对“概述”系列丛书应有的自信、肯定的基调的采用也显得谨慎。

尽管并不完美,但我们希望我们对在很大程度上未知的、布鲁姆斯伯里丛书所称的“中世纪”(事实上我们愿意如此明确地陈述)的海洋文化史的知识空间进行绘制的首次尝试,能够促进海洋文化史学家们彼此进行崭新的对话,同时给刚刚从其他学科涉险而来的更多的读者带来新的观念和问题。这一领域相对年轻,这从多方面来说都是好事,在此太多的原创主张还未提出,因此也无须争夺。本卷的许多章节代表着跨越如此广阔的海洋和时间范围的世界首次尝试。作为本卷的编者,我代表本中世纪卷的所有撰稿者,竭诚欢迎你加入这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