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历史？

南亚和东南亚的材料的未受到重视的潜力，强调说明无论是在欧洲之内还是之外，迄今为止对海洋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时断时续、孤立无援的。这些丰富的关于海洋的地区性认知几乎没有与同时代的欧洲历史开展对话，导致了双方的贫乏。

然而，无论上述材料的潜力多么令人激动，但一部仅根据精英资源和这样的珍贵物品撰写的海洋文化史，必然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并非所有的文化都有文字和视觉资料，或同等程度地保存着它们。除了文字系统确实存在的南美洲和中美洲，“中世纪”的大洋洲、太平洋和北美洲都是史前社会。这里我使用“史前”（prehistoric）这个词，因为它，举例来说，被非洲考古学家用来描述书面历史出现之前的时期，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历史之前”。在此，海洋的文化史，必须从它们或许不太易读的日常物质文化、口述历史，甚至基因历史中进行阅读。

在此，欧洲中世纪史学家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和其他数据库中能学到很多东西。与文本史料和视觉图像丰富的欧洲、南亚和东南亚不同的是，在近东和伊斯兰教地区中部，尽管文字资料非常丰富，但海上图像极少，轮船图像甚至更少（Agius 2008； Nicolle 1989）。东非沿海的斯瓦希里文化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因为它没有保存任何早于15世纪的本土文字，而少量稀有的船只涂鸦成为仅存的与海洋有关的视觉表现。然而，至少在公元1000年后，斯瓦希里世界是完全的海上世界（Fleisher at al. 2015）。在这种背景下，对物质文化和考古资料的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斯瓦希里社会和其他类似的社会——居住在澳大利亚沿海地区和美洲许多地区的原住民——能否被纳入前现代海洋文化史，取决于我们是否整合其他类型的原始资料和它们带来的非常不同的方法。

如果物质文化和动植物遗迹考古之间的对话能够发展和持续，这两个领域就继续能够为撰写海洋文化史提供重要的新资料。在这方面，有一部著作充当了先锋。约翰·R.吉利斯（John R. Gillis）的《人类海岸》（The Human Shore）（2012）是一座重要的知识里程碑，是一位学者撰写的最接近于深层时间的海洋文化史。它从大约7.5万年前智人在非洲沿海大量存在开始(4)，到他们在美洲、大洋洲、太平洋最远端定居，再到我们现今在海岸再次居住。不过，在目前的背景下，他的著作尤显突出，是因为它是少量有意涉及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的海洋文化史之一。当然，吉利斯的重点是海岸，他的书很少把时间花在现代文化史所重视的主题上，比如海上生活或船上社会等。然而，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很少有人类社会是真正两栖的，也没有社会是完全生活在水上的，海岸一直是大多数社会和海洋之间最活跃的接口。虽然吉利斯在他写前现代的两章《另一种伊甸园》（“An Alternative to Eden”）和《古代水手的海岸》（“Coasts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并没有像我在此一样，把资料问题作为公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但他是试图这样做的。他所采取的方式，不仅尽可能以非欧洲为中心，而且还试图整合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数据以及各种各样的文本和视觉资料。事实上，在这两章中，考古学和人类学给吉利斯提供了主要数据。不可否认的是，第一章是真正以全球为重点的，但在第二章中重点却让位于更狭窄的地中海和大西洋，仅一笔带过了印度洋。此外，由于该领域变化非常快，许多章节现在都需要更新了。尽管有这些缺点，但吉利斯跨学科阅读的意愿为人类和海洋提供了第一个广泛叙事，它十分引人瞩目，且对于海洋文化史的未来也极其重要。

考古资料在撰写海洋文化史上的潜力，在它们早于文学和文献资料出现的中世纪英格兰就得到了极好的证明。经过之前15年的研究，现已鉴定出，大约有1000个喜好吃鱼的消费者，以及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海上群体开始转向远海和离家十分遥远的海域，去寻找新的鱼类资源。考古学家将海上捕鱼和海鱼消费的大规模扩张命名为“鱼视界”（Fish Event Horizon， FEH）（Barrett and Orton 2016）。如斯蒂芬妮·韦恩—琼斯和詹妮弗·哈兰德在《实践》中所述，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提供了远比文字资料更详细的视野和更精确的年代测定工具。不仅盐鳕鱼和腌鲱鱼在早于首个书面资料好几百年的考古记录中大量出现，而且考古研究还证明，或许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内，FEH就大大改变了不列颠群岛和北大西洋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们现在正在努力理解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它对中世纪文化史的意义，但双方存在着健康的分歧。如果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陆地上更易捕捞的淡水鱼资源的枯竭，新的海洋渔场开始被开发，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鱼类消费会如此之多？鱼类在基督教中作为斋戒食物的潜在用途是否导致了更高的需求，或这些新领域的开辟是由于对这种本质上仍然是奢侈食品之物的需求的扩大（Frantzen 2014：232—245）？鱼的遗骸是整个社会宗教信仰增强的信号，还是精英食物大众化的证据？

不管答案如何，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尤其是，如韦恩—琼斯所说，它究竟是单一的欧洲的变化，还是更广泛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如果是，又是如何和为何？FEH背后的考古研究突出表明，我们对近代早期之前鱼类消费、海上捕鱼、非洲—欧亚大陆周围其他地方的海上交流知之甚少。这些答案将对参与撰写未来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海洋文化史的资料类型与学科产生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答案会影响这些未来历史的地理范围，以及它们是否包含直到15世纪后期都依然处于“史前”的文化。在这方面，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考古研究已经做好了被纳入讨论的充分准备，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这在本卷中还未成为可能。对中美洲后古典玛雅时期（900—1500年）海上贸易和盐的开发，或对安第斯山脉中部太平洋海岸多样而活跃的海洋文化的考古研究，都是非常先进的，在挖掘方法和理论方法上都有很大的贡献。米歇尔·巴拉德的《历史中的海洋：中世纪世界》收录了希瑟·麦基洛普（Heather McKillop）、豪尔赫·奥尔蒂斯—索特洛（Jorge Ortiz-Sotelo）和埃米利亚诺·梅尔加（Emiliano Melgar）关于中南美洲海洋考古研究不同方面的三篇论文，这是极具创新性的，为研究欧亚非大陆的中世纪史学家提供了容易获得的概述和基础阶段使用的参考书目。

在没有文字历史存在的地方，语言学证据和物质证据在绘制文化互动和移民地图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世纪，人们注意到南岛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在马达加斯加留下的独特而深刻的印记，它们体现在语言、音乐、葬礼仪式、造船技术和饮食方式上，然而被采用的机制和时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出来的。在之前的10年中，语言和考古数据正在迅速被人类、动植物残骸的古基因（aDNA）分析的潜力所超越。基因分析新技术现已彻底改变了这一领域，它提供的新数据表明，来自东南亚沿海，尤其是南婆罗洲的人口和植物在8世纪前到达了马达加斯加（Hoogervorst and Boivin 2018）。跟随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汤姆·胡格沃斯特（Tom Hoogervorst）和尼科尔·博伊文（Nicole Boivin）在他们的论述中强调，这种现象需被理解为东南亚出现的活跃的、更广泛的印度洋航行和贸易网络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迁徙利用了有利的赤道洋流，从东南亚的岛屿航行到马达加斯加，其跨越远洋的旅程超过了1600海里（3000公里），可能在查戈斯群岛和塞舌尔群岛作了停留。马达加斯加可谓中世纪远距离定居和融合最成功的例子之一。相比之下，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格陵兰岛的定居只持续了500余年。

尽管在太平洋的发现在这些章节中只是题外话，但正如罗克珊妮·玛格丽蒂在本卷第135页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这一时期还见证了“人们……（在）太平洋中最偏远的一些海上陆地”的定居，“……它们尚未被纳入‘全球中世纪’的学术视野”。正如埃里克·斯特普尔斯对航海的论述，就历史来源而言，太平洋的问题尤其特殊。然而，古基因分析也在快速改写着人类与这片广袤海域之间关系的故事和年表。太平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一，它是最大的海洋，有165200000平方公里（63800000平方英里）。遗传学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南岛民族朝东向这个水体占绝对优势的“另一个”半球扩张的最后阶段是在11至13世纪（Wilmshurst et al.2011：1815—1820）。在这几个世纪里，世界上仅存的无人居住的群岛——奥特亚罗瓦（新西兰）和拉帕努伊岛（Rapa Nui，复活节岛），因来自东波利尼西亚的长途海上移民而首次有人定居。阿纳韦卡（Anaweka）独木舟的6米长段（图0.6和图7.1），原本是一艘更大的波利尼西亚航海独木舟的一节，出土于奥特亚罗瓦南岛的西北海岸。这艘船骸是有力而极其罕见的物证，它提醒人们中世纪的互通具有完全的全球性规模（Johns， Irwin， and Sung 2014）。太平洋因它的航运技术已出现在约翰·麦克（John Mack）的《大海：文化史》（The Sea： A Cultural History）（2011）一书中，作为人类扩张的重要战场，它也出现在吉利斯的《人类海岸》中。随着波利尼西亚人航海和探索的规模和野心在我们这一时期变得突出，太平洋无疑将在未来的海洋文化史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基因学、语言学、船舶技术和全系列的考古专业，在未来应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海洋文化史也将会被发现存在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基因中，在锅碗瓢盆和食物残骸中，在祭祀供品中，在陆地上加工和消费海洋资源的痕迹中，在口岸和海港的建筑中，或在沉船和重建中世纪船舶的实验中。问题在于，至少在欧洲的很多地方，这两个领域很少进行对话。考古学认为在文化史的论文中纳入它的论述没有必要也没有用，而当文化史仍与文学和图像资料紧密结合时，它往往显得与考古材料和技术格格不入。譬如，不列颠群岛的文学史家更愿意使用为19世纪太平洋航海发展起来的数据和模型，而不愿意使用在他们自己的地区能获得的大量中世纪考古证据（Goldie and Sobecki 2016； Sobecki 2008：13—15）。相反，虽然中世纪考古学家必定纳入文字资料证据，这在历史考古学中也是正常之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使用的资料必然会和文学史家及艺术史家使用的资料相同，或他们会使用文化史论文。真正的跨学科、跨地区的著作，如薇姬·萨博（Vicki Szabo）关于中世纪北大西洋捕鲸史的先锋尝试《巨鱼和蜜黑的海洋》（Monstrous Fishes and the Mead-Dark Sea）（2008），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常做法。对于将鲸鱼视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鱼的文学理解，对于考古遗迹，以及对于针对那些真正进行猎捕者，或更准确地说，在鲸尸中觅食以及食用鲸鱼者的实践与文化的更以民族志学为基础的见解，萨博都进行了艰难的对抗，这正是海洋文化史在未来应该进行的活动。

因此，虽然后续章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研究和视觉资料，但也有部分章节从物质文化、动物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中引入了海洋文化史的证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的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文化史的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谁的文化史正在被表现和讨论。如果美洲和大洋洲加入公元1500年前的真正的全球海洋文化史中的“旧世界”，它们的历史将绝大多数由来自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