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秦汉雄风：长安与洛阳的都城格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扫灭六国，完成了大一统的霸业，在咸阳宫举行的那场盛大朝会，堪称历史的高光时刻。嬴政高坐于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上，目光如炬，威严地宣布“车同轨，书同文”的诏令。彼时，关中平原这片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一座注定要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都城——长安，正在悄然崛起。

长安始建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选址极具匠心，定在龙首原北麓的渭河平原。丞相萧何肩负起主持修建未央宫的重任，这座宫殿的前殿基址历经岁月的洗礼，至今仍傲然高出地面15米，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往昔的辉煌。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得以一窥未央宫当年的宏大规制，其周长达8.5公里，这个面积换算下来，竟然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六倍之多，足见其规模之惊人。到了汉武帝时期，对都城建设的热情愈发高涨，增修的建章宫更是创下了“千门万户”的壮丽奇观。史书中生动记载，建章宫“左凤阙，右神明，号曰璧门”，那巍峨耸立的阙楼，仿佛是通往神明世界的门户。据说，当时匈奴的使者前来长安，见到建章宫这般宏伟的建筑，不禁瞠目结舌，惊叹之声不绝于耳，由此可见建章宫的建筑艺术给人带来的震撼是何等强烈。

在城市规划方面，长安采用了严谨的“经纬涂制”布局。东西向的宣平门大街，宽阔得令人咋舌，宽度达45米，如此宽阔的街道，可轻松并行12辆马车。想象一下，在那个以马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12辆马车在大街上齐驱并进，场面该是多么壮观。全城以南北九街、东西九陌的规整格局，被巧妙地划分为160个闾里。每个闾里都像是一座独立的小城堡，由坚实的夯土墙封闭起来，只设里门与大街相连。班固在《西都赋》中形容其“街衢洞达，闾阎且千”，这短短八字，将长安这种棋盘式布局的规整与繁华展现得淋漓尽致。走在长安的街头，笔直宽阔的街道向远方延伸，街边的闾里排列整齐，里门开合之间，市井的喧嚣与烟火气扑面而来。

汉长安城的排水系统堪称古代城市建设中的一大奇迹。全城精心设置了25处排水涵洞，其中最大的宣平门涵洞，宽3.4米，高4.7米，规模之大超乎想象。这些涵洞均由砖石精心砌筑而成，底部铺设着特制的陶质排水管道。1980年代，在未央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一条全长超过2000米的排水渠。这条排水渠的渠壁，用的是汉代特有的“五铢钱纹”砖，历经千年的风雨侵蚀，依然保存得相当完好。抚摸着这些带有独特纹理的砖块，仿佛能感受到汉代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和对城市建设的用心。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后，对这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周代成周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新建的南宫和北宫遥相呼应，二者相距七里，中间有复道相连。复道就像是一条空中的纽带，将两座宫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后汉书》记载，北宫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仅仅从文字描述中，就能想象出这座宫殿的宏伟壮观，殿内可容纳万人同时朝会，那种庄严肃穆、气势恢宏的场景，令人心生敬畏。1960年代，在洛阳汉魏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德阳殿基址重见天日，其东西长107米，南北宽30米，规模之大，远超后世宫殿，这一考古发现为史书的记载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洛阳城的市场规划独具特色，展现出其商业繁荣的一面。城南的“南市”，周长八里，走进南市，只见店铺林立，设有“列肆万计”。在南市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汉代陶俑、钱币和铁器，这些文物仿佛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为我们还原了当时南市的繁华景象。其中一件陶制“酒肆”模型，制作得极为精巧，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店铺的经营场景。酒肆里，酒坛摆放整齐，店小二热情地招呼着顾客，仿佛能听到那嘈杂的叫卖声和顾客们的欢声笑语。城西的“金市”更是声名远扬，它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来自波斯的商人带着精美的玻璃器，与西域的商人带来的甘甜葡萄在此进行交易。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穿梭其中，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空气中弥漫着异域的气息，展现出洛阳城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包容与开放。

两京的宫城建筑蕴含着深刻的“象天法地”理念。未央宫的“苍龙阙”与“白虎阙”，分别对应着东西方位，象征着天地间的秩序。建章宫的太液池，波光粼粼，它不仅仅是一处景观，更是象征着东海蓬莱仙境，寄托着人们对仙境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洛阳北宫的“天禄阁”与“石渠阁”，则取法天文星象，阁内珍藏着无数珍贵的典籍，其中就包括司马迁《史记》的最早抄本。想象一下，在宁静的夜晚，月光洒在阁楼上，学者们在阁内翻阅着这些珍贵的典籍，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

在交通建设方面，长安城外的“驰道”堪称当时的“高速公路”，宽达50步，道路两旁种植着挺拔的青松。这些青松像是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条重要的交通要道。从长安到洛阳的“两京大道”，每隔三十里就设有驿站。驿站里，马匹膘肥体壮，随时准备为传递信息和往来的官员提供服务。最快的“传马”，在紧急情况下可日行五百里，这种速度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已经是相当惊人了。1973年，在陕西临潼发现的秦代驰道遗迹，路面用黄土分层夯筑而成，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可清晰地看到深深的车辙痕迹，这些车辙见证了无数次的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汉代都城的经济功能同样十分突出。长安的“长安九市”中，“东市”是当之无愧的手工业中心。在这里，发现了一处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遗址中出土的“河平三年”铁剑，长1.2米，刃口经过淬火处理，锋利无比。想象一下，在那个炉火熊熊的冶铁作坊里，工匠们挥汗如雨，精心打造着一件件铁器，他们的技艺传承着先辈的智慧，也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西市”则是国际贸易的核心区域，出土的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壶，犹如历史的见证者，印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钱币和器物，见证了长安与世界的交流与融合，也反映出当时长安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东汉洛阳的手工业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城南的“马市”，专门售卖良马。在马市遗址出土的“铜奔马”，造型精美绝伦，生动地展现了汉代相马术的高超水平。这匹铜奔马，昂首嘶鸣，三足腾空，一足踏飞鸟，仿佛正在风驰电掣般奔跑，其精湛的工艺令人叹为观止。位于今偃师的“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发现了大型制陶作坊群，出土的“长宜子孙”瓦当，直径达43厘米，为历代之最。这些瓦当，不仅是实用的建筑构件，更是精美的艺术品，上面的图案和文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子孙后代的祝福。

两京的文化影响深远，犹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历史的天空。长安的“太学”，在鼎盛时期有学生三万人之多，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博士们在石渠阁激烈地辩论五经异同。他们引经据典，各抒己见，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洛阳的“鸿都门学”，更是开创了中国最早的艺术专科教育，蔡邕在此书写的《熹平石经》，成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蔡邕那苍劲有力的书法，刻在石碑上，供学子们临摹学习，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军事防御上，长安城垣周长25.7公里，现存最高处仍有12米，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踞。城墙上每隔120米设敌台，敌台就像是城墙上的瞭望哨和战斗堡垒，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来袭。城门外建“曲城”，曲城的设计增加了城门的防御层次，使敌人难以轻易攻破城门。洛阳城的“金墉城”更是军事要塞中的重中之重，其城墙厚度达15米，设有三重城防体系。站在金墉城的城墙上，俯瞰四周，仿佛能看到当年战火纷飞的场景，感受到其坚固的防御力量。

这些都城格局的开创，犹如一颗种子，在历史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城市规划。曹魏邺城的“中轴对称”布局，隋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均可追溯到秦汉都城的设计理念。正如《水经注》所云：“长安，故咸阳也。汉之旧都，三辅所凭，五陵相望。”这座承载着秦汉雄风的都城，虽历经岁月的沧桑变迁，但至今仍在默默地诉说着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它的故事，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探索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