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中国如今确实在发生变化，虽然这个变化很慢。但是当我们开始着手做某件事后，便一定能够做成。

——出席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的中国代表王景春

世界上没有一场伟大的运动不是从梦想开始的。

——孙中山

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西方的观察者也看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甚至连妇女也开始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同时，许多革命党人都认为革命已经成功，现在可以进行建设了，也就是所谓的实业救国，甚至孙中山也接受了袁世凯所委任的铁路总办的职位，美国成为他仿效的榜样，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在全国兴建铁路的计划。

“沉睡的女巨人”

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lliance）主席和创办人卡瑞·凯蒂女士（Carrie Chapman Catt），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她正在中国。1911—1912年，她对东亚进行了一年又八个月的考察，在中国的行程就有3000多公里。她此行的目的，是推动妇女的选举权。

她回到美国之后，1912年11月7日《纽约时报》就中国妇女问题，采访了她。凯蒂向记者展示了一面从中国带回的丝织的锦旗，用象征幸福的红色，镶以白边，旗上绣的是白色中文选举的口号：“互助同心”（Helping each other; All of one mind）。这面锦旗是在上海一次招待会上，中国妇女团体赠予国际选举同盟的礼物。

按照凯蒂的说法，中国妇女在国内的“每一个城市”都建立了她们的中心。凯蒂说：“因为她们的积极参与，清政府才被推翻，共和才能建立。现在她们要求选举权，否则她们将使用武力。”

在中国的时候，凯蒂还听到了妇女帮助革命的故事。推翻满清政府的“秘密会社”，妇女和男人们一样入会，与男人共同奋斗，准备起义，筹集武器弹药，发动革命。许多女学生离开了教会学校，组建女子武装。她们受到了很好的训练，配置正规装备。但是她们没有被允许参战，因为革命党认为，“如果让妇女直接打仗，将是一个耻辱，会被他国耻笑。”

结果，有一些妇女女扮男装走上战场。有一次，女战士坚决要上前线，牺牲了好几个。在南京，女兵爬上山顶，用自制炸弹扔向敌军。民国成立后，妇女们宣称：“她们与男人共同战斗，应该得到平等，要求选举权。”

但是，她们得到的回答是，虽然“要求是正当的，但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有30个妇女到访了国会，其中有一人砸碎了窗户。孙中山被惊动了，出来做了一些承诺，但他回去继续开会，把承诺完全忘在脑后。一位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女战士威胁道：“我们知道如何制造炸弹，也知道怎样扔出去。”^[1]

1912年12月1日的《纽约时报》还发了另外一篇爱德华·马歇尔（Edward Marshall）采访卡瑞·凯蒂的文章。这位马歇尔，就是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写《中国不是真共和，而是新专制》的那位记者。

根据凯蒂的观察，毫无疑问，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正在兴起。好几个世纪来，中国一直被称为“沉睡的巨人”（a sleeping giant），但是现在的中国，也可以被称为一个“沉睡的女巨人”（a sleeping giantess）。最近的革命运动令人激动，中国妇女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关于中国女性的陈腐观念。这不仅让那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外国人感到意外，而且让那些西方的中国通也很震惊。

孙中山先生宣扬革命、创建革命团体之初，就鼓励妇女参加革命。但是外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她们展示了非凡的工作能力，充满激情，全力投入，为起义贡献颇多，对她们评价很高。但外界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龙的国度（Dragon Kingdom）正在发生的剧变”。

妇女被组织起来，直接参加了反清的武装斗争。虽然这些妇女后来没有上前线，但是在上海，妇女建了一个炸弹厂，给革命军制造炸弹，“她们也有可能亲自使用这些炸弹”。武昌军械厂暴露，起义提前爆发，“大部分军火是由女革命者暗地隐藏的。”

女革命者参加了武昌起义。在革命激情带动下，估计有三四千名妇女参加了战斗。她们知道战争的残酷，会流血牺牲，但是她们被编成了女队，展现出军人精神。有些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己冲上了前线，表现得英勇顽强。还有红十字会的女护士，以极大的勇气投入危险的工作之中，带着医疗器械上了战场。在南京，600名中国女性全副武装，驻扎了几个星期。

凯蒂说，当时妇女的进步运动传遍整个东亚，中国特别有趣和令人惊奇。我们很难预测这一趋势将走向何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的女性将赢得她们的地位，她们的过去将成为过去。”

凯蒂听过20多位妇女的公开演讲，讲得非常好，她们显得很镇定，没有丝毫的羞怯，而且讲话都是观点清晰。在北京，她参加了一个妇女的盛大聚会，有1500多人参加。凯蒂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有趣和聪慧的女性。她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女翻译，把所有演讲都翻译给她听，她觉得“演讲都非常雄辩有趣”。

其中一名演讲者非常优秀，凯蒂便详细了解了她的情况。她是一名杰出的军官，训练了大量的女兵。她本人也曾为革命偷运枪械弹药。凯蒂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大家问凯蒂是否觉得她是一位美人，她表示没有觉得，虽然认为她的面容确实不错。然而，“这样差的审美招来大家的反对，她们表示中国的男女同胞都觉得她是中国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凯蒂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当政府开会讨论选举权问题时，“有女性找到了大总统袁世凯，告诉他如果不给予女性选举权，他可能会被暗杀。”袁世凯停顿了一下，踌躇了一下告诉她们，“那就随你们便吧。”她们对总统的态度十分不悦，告诉他：“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投票，你要知道谁把你推上了总统宝座。我们制造了炸弹，而你赢得了胜利。”总统并未因此改变主意：“来炸吧。”她们当然没有这样做，而总统也没给她们参政权，但是凯蒂认为，“两者迟早有可能发生”。

凯蒂提到，在上海的革命军总部，陈列着烈士的相片。革命爆发前，有72烈士，“其中一些就是女性”。凯蒂应该是指黄花岗72烈士，但是据考察，那里边没有女性，所以凯蒂应该是误解了。

凯蒂提到，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女性的照片，她的面容在凯蒂这个外国人眼中“都觉得非同一般”，因为看起来是“那么刚毅、镇定、勇敢，而且非常美妙”。照片中的女子穿一件日本和服，看起来就像“中国的圣女贞德”（Joan d’Are）。她是南京一位商人的独生女，父亲留给她所有家产。她决定接受教育，进了学堂。在那里接触到革命党和他们的事业。她开始帮助革命党偷运枪支弹药。她还成了一个成功的宣传者。

她被清政府逮捕。尽管没有找到所谓的犯罪证据，她还是被处决了。临终前，“将全部财产捐给了革命党”。凯蒂提到的这个妇女就是秋瑾，“现在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都记得她”。凯蒂觉得“这幅照片太美了”，便请了一位摄影师复制了一张。《纽约时报》刊登这篇采访的时候，也把凯蒂复制的秋瑾的照片刊登了出来。

女性已经深刻影响到新生的共和国。她们自由地谈论教育问题，甚至讨论义务教育的必要。她们打算派大约20名女青年到欧美受教育。凯蒂说，她遇到的推动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领袖，都把学校作为宣传的基地。她们义务教书，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姐妹们为投入将来的参政运动做好准备。还有知识女性开办了一家报馆，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凯蒂说：“这是一个激荡的时代”，各国的女性都在争取她们应有的权利，中国的妇女“也正在进入这个行列之中”。^[2]

妇女服饰的改变

在上面的《纽约时报》采访中，凯蒂也提到，中国女性参军后，就会剪去长发，不再穿裙装，只穿长裤。这个服饰变化其实并不剧烈，因为她们原来也穿裤子的，只是不再穿套在外面的裙子而已。凯蒂认为“中国女性的着装非常合理，没有修饰，容易改造，达到最佳的效果。”^[3]

《纽约时报》对妇女服饰的变化，也有专门的报道。按照《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中国的妇女的服饰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这篇报道告诉世界，中国也是有时尚的，指出那些认为中国不存在时尚的观念是不对的，并用事实来证明了这一点。这篇报道欢呼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哪怕还有许多顽固的力量在阻挠，然而各种西方潮流已经进入，年轻一代正在接受和适应它们。

虽然女人穿洋装还并不被认可，但是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洋装不是为中国妇女量身打造的，东方女人身材小一些，不一定适合西洋女装。但是西洋服饰风格正在对中国女性产生影响，启迪了中国女性的时尚观念。现在商店橱窗展示着时新女装，新式服饰设计表明新元素正被介绍进中国。

“上海堪称远东的纽约”。漫步南京路，犹如在纽约的第五大道，可以发现新旧款鞋一起被展示，柔软光滑、小而尖，是专为裹足女人制作的；而设计优雅的低跟便鞋，则是专为天足妇女设计的。橱窗里开始展示皮鞋，还有高跟鞋，“时尚不比西方时髦女性差”。

其实，中国多年前就使用皮革制鞋，然而直到辛亥革命后，男人才开始穿皮鞋，随后女人也跟进。中国新女性追赶时尚，穿上了西洋鞋。但是女人面临男人的歧视，男人不愿看到女人服饰的改变，厌恶新女性，反感中国妇女着中式衣，穿西洋鞋，大步走路，不再恪守传统的妇道。

这篇报道认为，旗袍可能被淘汰，因为旗袍太紧身，如果旗袍不加大裙摆的宽度，就不能满足她们对现代生活的需求。中国妇女穿上下摆宽松的裙子，才能够大步行走。记者注意到，商店橱窗里展示了许多半土半洋的新式旗袍，裙摆已经变得宽大了。记者还认为，中国黑色裙装是习俗流传下来的，而在西方黑色几乎皆为男性穿着。而粉红色的旗袍只是在婚礼上才穿。

但是，现在上海的服装店正悄悄地抛弃旗袍“葬礼般的黑色”，并在样式上进行改动，诸如添褶皱、装松紧、用花边等。上海商店橱窗内挂出的新裙子，“哪怕对前卫的女性来说，也是离经叛道的，丝毫不亚于一场革命。”

关于中国妇女的上衣，传统上不喜欢色彩对比强烈，一般都是灰绿或灰蓝，用一些小装饰来点缀，一般是把图案编织到绸缎上。中国传统女装做得非常紧身，而西方妇女以穿着舒适为要。中国女人束胸，“患有肺结核可能和这个陋习有关”。宽松的特别是使肺部不受压迫的上衣受到女学生们欢迎。不过，关于中国女性服装束胸会引起肺结核，我认为是没有多少科学依据的，其实在西方女人中，束胸也是常见的。肺结核又称为痨病，是当时中国非常流行的疾病，主要是因为传染和营养不良。

过去中国妇女头发整齐地梳到头顶，盘成发髻，插入一支发簪固定起来。随着时尚的变化，虽然大多数女性仍然保持旧发型，但也有追求新样式的。她们把头发向后梳成两条辫子，盘在头顶上，还用西洋发卡和发饰来固定和点缀。西方流行的礼帽在中国还不流行，但一种用羊毛编成、精致的西式小帽已经出现在中国了。

在不同季节，中国妇女着装有不同的变化，时间和场合不同，着装要求也不同，估计得有半打以上的不同款式、厚薄的皮毛衣物才能轮换。根据不同季节，为确保体面，避免其他女人的议论，一个体面女人必须有39件衣服，才可能很好地周转。不过，这位记者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生活了解应该不深，所以他才会写道：“这种规则不仅适用于贵妇，也适用于劳苦人家的女人”，这显然不符合贫困人家的情况。其实，就是按照这位记者所记录的，家境还过得去的人家，如果手里边有点紧的话，“妻子可能将上一季的衣服典当出去，换取下一季穿的衣服。”按照我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了解，在那个时候的贫苦人家，有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是比较困难的。

有趣的是，这篇报道居然还提到了中国妇女穿内衣的问题，不过回答也很干脆：中国妇女“根本就没有内衣的概念”，也“没有臀围、胸围、腰围，也就是缺乏形体观。”对于她们来说，衣物就分为上衣和裤子。不过，“时髦的精神不可阻挡”，变革没有发生在内衣上，“但是在袜子上形成了共识”。于是，西式袜开始流行，欧洲和美国的厂家得到了大量订单，新的款式设计出来满足那些三寸金莲。^[4]

国歌展示“政治宣言”

1914年7月26日的《纽约时报》把张謇所写的《拟国歌》翻译成了英文，其歌词内容共三节：

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仑祖峰。

俯江河以经纬地舆兮，环四海而会同。

前万国而开化兮，帝庖牺与黄农。

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

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

呜呼尧舜兮，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兮，有而不与。

尧唯舜求兮，舜唯禹顾。

莫或迫之兮，亦莫有恶。

孔述所祖兮，孟称尤著。

重民兮轻君，世进兮民主。

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

吾有圉兮国谁侮，呜呼！合五族兮固吾圉。

吾圉固，吾国昌。

民气大和兮敦农桑。

民生厚兮劝工通商。

尧勋舜华兮民变德章。

牖民兮在昔，孔孟兮无忘。

民庶几兮有方，昆仑有荣兮江河有光。

呜呼，昆仑其有荣兮，江河其有光。^[5]

正如该报所宣称的，读起来非常像一个“政治宣言”（Political Platform）。这首新国歌回顾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思想，同时强调了“天下为公”“民主”“民生”“五族”等共和的新主张。张謇不愧为状元，文采飞扬，思绪横溢，虽然歌词形式有点旧，但是其中包含的思想却非常新，让美国人稍微领略了新成立民国的重要理念。

需要说明的是，这首张謇所写的国歌，应该是民国建立以后所征集到的国歌之一，有些应征的国歌在刊物上刊登，张謇写的国歌并没有成为最后的版本。袁世凯在称帝前，即1915年2月直接插手了国歌的制定，“交政事堂礼制馆妥速商拟，呈候核定。”一个月后礼制馆就制定出国歌，名为《中国雄立宇宙间》，并颁行全国。随着袁的称帝和死亡，这个国歌也自然废除了。

国歌最后的选定，是在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11月24日，教育部呈报设立“国歌研究会”，邀请文学及音乐专家，共同创作国歌。1920年10月，国歌研究会选定古代名歌——《卿云歌》为国歌，呈报国务总理。不久国务会议决定，自1921年7月1日，以《卿云歌》为国歌。^[6]

中国的未来

辛亥革命被当时的人认为是模仿美国革命，所以不少人相信，美国就是中国的未来。所以1912年11月《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新中国将会是一个新美国》（The New China Will Be a New United States）的文章，这是该报对王景春（Ching—Chun Wang）的采访。王景春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京奉（今天北京—沈阳）铁路局副局长，出席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的中国代表，上个月又参加了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商会大会（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报道一开始，便引用了王景春的一句话：“我们许多共和的支持者，都毕业于美国的大学，除了在南京参加反对帝制的革命，也像其他美国大学生一样喜欢讨论美式足球。”记者描述他谈起新中国的时候，那种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情。他充满激情，让听者也深受感染，虽然他的愿景几乎是“难以置信”。

他深信，“新中国将会是一个新美国”，而且举出了许多例子证明这个说法。当然他的重点放在他所在的铁路行业，指出铁路沿线展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有能量的中国”，突破了日本的压制，向前发展的中国。他不无乐观地表示：“中国在进步，而日本在倒退。”这让西方人很难理解。因为在西方看来，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而日本是进步的。记者因此问道：“难道我们的两眼看不见吗？”这只是“一个梦想吧？”当然不是梦想，对于王博士来说，“新中国就是远东的美国，切切实实的不是梦”。在这位耶鲁毕业生以及无数留美中国学生的眼中，这就是开始，“非常坚实的基础，彰显着美好的未来。”

王景春对中国铁路的未来发展，关于中国人民对外国，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都给出了乐观的看法。他说，“中国的国民性发生了改变”。哪怕只有一半实现，那这个变化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当谈起他做京奉铁路局副局长的经历时，王博士表示，中国是如此快速发展，所以说它是“另一个美国”是恰如其分的。

他告诉记者，作为中国最早的铁路之一，京奉铁路在若干年前就已完工，改变了中国人对铁路的误解。更重要的是，它不过是中国铁路大计划中的一个枢纽。另一个对中国以及东北发展将发挥重大影响的铁路枢纽工程，是从哈尔滨到北京之间的铁路计划。^[7]但是日本竭力反对这条铁路的修建，因为这条铁路连接北满至海岸，对东北的发展十分有利。

王景春分析了日本反对修建这条铁路的原因：如果像南满铁路延伸往奉天（即今天沈阳）以北那样发展，那么大连以南240公里的秦皇岛港将作为出海口。但日本人希望满洲的货物通过南满铁路运到大连，然后经海运到中国内地。这样的话，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便可得到从哈尔滨到大连的全部货运费用。如果新线建成，货物运往秦皇岛，日本就会减少收益。

王景春指出，甚至对已经建成的京奉线，日本也不断地进行干扰。奉天以北的一条支线，延伸到南满铁路的范围，是满洲的较为富裕的区域，这条线是中国政府管理的。通过这条支线把货物运到内地，货车必须在奉天从南满铁路转轨到京奉铁路，交换距离不超过1公里，但每吨货日本人竟收取4美元。日本把东北视为其战利品，不允许他人染指。但是王景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会改变其认识，将不再视满洲为军事区，而是一片需要开拓和发展的区域，他们将会让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享有同样的机会去开发。从王的这个说法看，他对日本吞并东北的野心并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当然，日本的野心的暴露，也是经过了一个缓慢的过程。

王景春还介绍了中国其他地区的铁路发展计划。新铁路的修建工程正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没有铁路的地方也在规划之中。其中一些规划是由美国工程师帮助制定的，或者是留美归国学生主持。这些留学生不仅将铁路作为中国的发展路径，而且也是他们谋生的手段。美国培育他们成为工程师，回到祖国后从事这一事业，铁路建设工作必须由他们来完成。曾经有数千名华人到美国学习，现在大约有800名，未来几年将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到美国。毫无疑问，“现在的中国深受美国影响。我们的政府是美国式的，宪法是美国式的，我们中许多人感觉就像是美国人。”

在所有铁路规划中，最重要的是川滇铁路。一旦修筑完成，中国就会拥有一个真正的国家铁路网。现在北方有京汉路和津浦路，京汉路准备从汉口通往广州，更重要的是从汉口直达四川。“四川是中国最大、物产最丰富的省份，每年的生产总值等于日本和朝鲜之和。川西平原可以与法国相比，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那里矿藏丰富，铜矿和其他有价值的矿物遍布各地。”如何使这些物产进入到市场呢？虽然从汉口往长江上游可以通航，但要到达四川还有非常长的距离，因此修建川汉铁路将非常重要。

对于铁路问题，中国也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当中国建筑了第一条铁路时，受到了沿线居民的重重阻碍。如京奉铁路沿线的人们曾用暴力阻止施工，王景春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工人在铁道旁竖了几根电线杆，一个农民却将马拴在电杆上。工人解开缰绳将马赶走，当农民发现马不在了，非常愤怒。那个农民回到村里后，召集乡邻讲述了事情经过。于是他们倾巢而出，破坏了好几公里的铁轨，带来巨大的损失。

现在，沿线的人们却对这条铁路赞不绝口，因为他们已经体会到了铁路的好处，沿线居民过去贫穷，现在变得富裕起来。不再被迫将价值五角的商品，由于运不出去而以一角贱卖。“中国如今确实在发生变化，虽然这个变化很慢。但是当我们开始着手做某件事后，便一定能够做成。”

除了铁路，王景春还提到了中国在其他一些方面的改革。如在历法方面，一些“进步人士”建议放弃农历，以与世界接轨，许多人认为这个绝对不行，因为中国已经使用农历数千年了。但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个改变两天之内便完成了。同样，中国人剪去了辫子，这在几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鸦片也是中国长期没法解决的问题。“现在美国吸食鸦片的人超过中国”。过去吸鸦片被看作是地位的象征，但现在是犯罪。“抽鸦片者被社会排斥，无法在政府任职。实际上，在中国已很难买到鸦片。”这些改变的发生都是因为民众的意愿，在过去五年中鸦片买卖得到控制，这比美国人限酒还成功。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是真正的做生意，而不是与国际政治纠缠在一起的所谓贸易。”王景春批评西方包括美国把商业与政治搅在一起，中国需要外国资本，而不是作为资本附件的“险恶的政治索求”。在谈判商业贷款时，突然转向政治。显然，这里王景春说的是六国贷款，这个问题我后面还会进一步讨论，美国也最终退出了这个贷款行动，因为美国不同意许多干涉中国内政的附加条款。

王景春表示，中国非常希望与美国发展贸易关系，“中国对于美国人民给予的帮助非常感激，从未忘记海约翰（John Hay）国务卿、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总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相信，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太平洋地区的“伟大共和国必将实现共同的发展，两个国家都是和平的爱好者，都有成功的潜质。”最后，王景春明确地预言：“美国一定会从一个新生的中国获得极大利益，而对于中国来说，将会变为今天的美国。”^[8]

王景春在辛亥革命后还担任过京汉铁路副局长，1914—1916年任交通部铁路会计司长兼代邮政司长。1916—1917年任交通部顾问、中日关税会议委员，京汉、京奉铁路局长。1919年作为专门委员出席巴黎和会，1920—1922年任中东路技术管理局中方代表、东省铁路公司理事、交通部路政司长、中东路会办。1925年出席国际电信邮政会议，任邮政电信会议总代表。1928—1930年任中东路理事长，任中国教育代表团团长出访美国。1931年至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派驻伦敦购料委员会委员，1949年后去美国，1956年病逝。

孙中山雄心勃勃的计划

根据《纽约时报》1913年5月24日的报道，孙中山委派了他的全权代表李亚（George Brenson Rea）到伦敦，主要是寻求5亿美元的贷款，以在未来15年内在中国修建1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李亚曾在纽约为多家报纸做记者，后在北京创办《远东时报》（Far East Review）。他对中国铁路修建很有研究，当时正在为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效力。

报道说，孙中山与袁世凯商定，两人经济和政治各司其责。孙中山向李亚提出了建设6万英里（9.6万公里）铁路的计划。但从6万英里缩减到1万英里后，李亚开始筹款。他向《纽约时报》表示，很荣幸得到孙中山先生的任命，这是作为一个在华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他之所以被选中，除了他对铁路的了解之外，还因为他在中国居住了10年。

在得到孙中山的授权书之后，他首先便计划去美国贷款。摩根财团在华已经时间不短，如果由摩根牵头，5亿美元的贷款应该不成问题。其他国家也可以加入贷款计划，但是在贷款合同中不应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他希望美国在10年间提供1.25亿美元贷款，其余部分由其他国家提供。

令李亚失望的是，当他到达美国的时候，威尔逊已经宣布不参加六国银行团，所以，他只好转向欧洲寻求支持。不过，他相信威尔逊总统迟早会向美国财团开放向中国的投资，因为美国资本也需要寻找市场投资。不过，他也意识到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让美国人十分谨慎，更何况美国本土也有投资机会。

他表示，首先是“代表中国”，虽然他是一个美国人，但不是考虑美国的利益。他意识到其所处位置很复杂，“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伦敦求对中国有利的贷款”，但是同时还要为美国资本“保留后来进入的机会”。

李亚说，欧洲各国是希望中国保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代议制。这表现在过去的贷款条文中，这也是中国国会议员反对对袁世凯贷款的主要原因，他们担心袁世凯获得资金支持后，凌驾于国会之上，变成一个独裁者。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因对“君主制的偏好，不待见美国的民主制”，但是他坚信英国将在不远的将来改变想法。

袁世凯无疑是当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其次是孙中山。孙中山是有理想的人，如果袁世凯试图凌驾于议会之上，孙先生无疑会重新出山。虽然他6万英里铁路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正是这位年轻的、美国化的中国领袖，完成了不可想象的成功的革命。”孙中山的经历告诉人们，“世界上没有一场伟大的运动不是从梦想开始的”。^[9]

巧合的是，当《纽约时报》对李亚进行采访的时候，宋教仁已经被暗杀，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他只是隐晦地提到，如果袁世凯凌驾于国会之上，那么孙中山就会重返政治舞台，完全没有提到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动荡。当然，他离开中国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可能对国内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其实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基本上已经把他的铁路计划束之高阁了，因为他又踏上了新的漫长的革命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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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na’s Suffragists Ready to Use Forc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7，1912.

[2] 以上见Edward Marshall，“Worldwide Awakening to Woman’s Place in Affai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912。

[3] Edward Marshall，“Worldwide Awakening to Woman’s Place in Affai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1912.

[4] “The Fashions Change in China Just As They Do Here.” New York Times， August 3， 1913.

[5] “China’s New Anthem，”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14.《纽约时报》并没有逐字逐句而是按照大意翻译。中文原文见《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第7册，《诗词·联语》第160页。

[6] 冯先知编著：《中国近代历史大事详解——军阀风云》，第149页。

[7] 那个时代，无论是西文还是中文，对东北最常用的词是“满洲”（Manchuria），除非特有所指，在本书中都通称为“东北”，不再特别注明。

[8] “The New China Will be a New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1912.

[9] “Seeks $500,000,000 Loan for China.” New York Times， May 24， 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