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差异中比较

一 差异中比较的缘由

在地理学上，东南亚分为半岛东南亚和群岛东南亚两个部分。位于中南半岛西部的缅甸，作为连接中国与印度的大陆通道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交往的必经之路。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中南半岛上处于欧亚大陆最南端的马来半岛，自古以来就是马来人的居住地，今天马来西亚的核心仍然坐落于此。但是，由于东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与巴沙（原北婆罗洲）和马来半岛的海岛属性更强，人们一般把马来西亚视为东南亚海岛国家。处于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十字路口，马来西亚尤其是扼其咽喉的马六甲海峡，历史上一直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著称。这为缅甸与马来西亚两国殖民时期的比较研究，提供作为海岛的东南亚国家与大陆的东南亚国家在殖民时期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案例，也能加深对东南亚陆路通道国家与海洋通道国家重要性的了解。作为共同的东盟成员国，将马来西亚与缅甸的被殖民时期进行历史比较，还可以提供东盟“多元中统一”的案例，并分析“统一中不同”的历史原因。这是本书选择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殖民时期的缅甸与马来亚，及它们与殖民国家英国的关系的缘由之一。

本书选择比较研究方法的缘由之二是，马来亚与缅甸两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都有着被英国殖民的历史。被殖民之前，缅甸王国处于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其居民主要信奉上座部佛教，马来亚尚处于各种各样的苏丹或罗阇主政的时期，其居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一体化基本上达到成熟的程度，尤其是在被称为“缅甸本部”的地区；后者虽然经济贸易较为发达，但是，苏丹小国各自为政，政治与文化的整合程度低，除苏丹国之间及它们与外界的商业贸易的往来之外，经济整合也远远达不到缅甸王国的程度。但是，此后，这两个地区受到英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文化碰撞的进程。这一进程在马来亚长达171年（1786—1957），在缅甸长达124年（1824—1948）。这些因素对两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的模式，以及在全球去殖民化背景下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20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两国在不同的历史传统影响下，探索出走向国家独立和民族自治的不同道路，这其中英国作为殖民者对两个国家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不尽相同。这两个案例的研究，对于英国从帝国时代向英联邦时代的转变，以及对殖民主义与去殖民化理论的研究或许是一种补充。

最后，这两个国家在前殖民时代、被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代，都有多元种族构成与多元文化并存的特征。在这两个国家，种族之间的利益不断博弈，使得国家民族中的种族问题一直存在，在民族整合程度和族际关系处理方法上，以及在国家民族建构的成果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这些民族问题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与英国殖民统治相关，在多大程度上与其自身历史的发展及文化传统相关，又在多大程度上与战后去殖民化运动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相关，这些都是不能一概而论，且需要厘清的问题。本书希望选取马来亚与缅甸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作为探索两国国家建构和民族整合之不同结果产生原因的研究对象，在外因与内因及其互动关系方面深入分析，以便对东南亚当代民族问题的研究做出些许贡献。这是笔者采取比较研究方法的缘由之三。

同时，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尽可能把历史议题放在当时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加以考察，一方面扩大历史学研究的空间视域，另一方面也补充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历史视域。这也是笔者采取比较研究方法的缘由之四：殖民时期的马来亚与缅甸各有自己所处的国际关系场域，受制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鉴于上述四个理由，本书力图采取一种在差异中比较的方法，寻求英国殖民时期缅甸与马来亚各自发展道路的优势与劣势，厘清两者的差异性，及其个性化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进行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简单线性发展论。尽管线性发展在历史研究中很难完全回避，但是，当笔者的视角集中于英国殖民时期时，马来亚和缅甸被殖民时期在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家民族整合上的不可比性，显然远远小于可比性。

二 被殖民前一体化的缅甸与分散的马来亚

在前殖民时期，马来半岛、沙捞越和沙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更不用说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和中央集权。虽然马来人引以为荣的在7世纪到13世纪存在的室利佛逝王国，以及1403—1511年鼎盛一时的马六甲苏丹国，都是马来亚历史上统一与相对集中的典范。但是，前者是现今的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共有的历史遗产，后者覆盖面积不大、延续时间不长，只是一个以共同商业运作为基础的王国。无论是室利佛逝王国，还是马六甲王国，都无法与同时代中南半岛上，现今称为越南、泰国、缅甸的三个统一国家相比。马六甲王国不存在如缅甸的蒲甘王朝（1044—1287）与东吁王朝（1531—1752）那样的统一与集权，更不要说如贡榜王朝（1752—1885）那样于1757年将整个缅甸基本统一，并在中南半岛称雄。

在马来亚历史上，室利佛逝帝国由几个相当于地方公国的卡达图（Kadatuan）组成，它们宣誓效忠于室利佛逝·马哈拉贾的卡达图，因为这个卡达图处于中心地位，并且具有强大实力。但是，室利佛逝帝国的政治管理形式，仍然是典型的印度教—佛教经典王国的曼荼罗模式：统治中心与其旗下的附庸组成所谓的联合邦国，基本上是半独立的城市国家，或者说是地方公国松散的联合朝贡体系。所以，室利佛逝政体是由其中心而不是边界确立的，它是由许多分支政体组成，而不需要进一步的行政整合。中央卡达图与附庸卡达图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在这种松散的朝贡体系下，整个地区的贸易小港口由当地附庸以国王的名义控制，附庸负责从各地收集的产品以供出口，只须把其中一部分收入上缴国王即可。卡达图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不可侵犯的，附庸卡达图首领对中央卡达图的忠诚度，取决于他们和中央卡达图王室成员的政治联姻关系。[14]这是一种海洋贸易在领海扩张中形成松散的朝贡体系，它们与同时代的越南与缅甸大不相同。后两者是有着中心区建构、纵向科层制管理，以及向边缘地区横向扩张意图的政体。澳大利亚学者米尔顿·奥斯本在《东南亚史》中指出，室利佛逝在数个世纪中可能存在很多首都，“首都也许只是比组成这个贸易帝国的其他港口和贸易点稍显重要一些而已”，“不论室利佛逝中心存在什么样的政权，由于其在基本的贸易安排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允许帝国的各组成部分拥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自由度，因而其权力的行使并不强硬”。[15]赫尔曼·库尔克进一步指出，考虑到只有一个权威，这种松散的领主—附庸关系，使得室利佛逝王国存在了500多年，其生命力甚至远超同时代许多所谓的集权帝国。但是，离心力在马来亚历史上，一直构成对中心权威的挑战，最终削弱了室利佛逝对其依附者的控制，及其作为最大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16]

在15世纪马六甲王国的鼎盛时期，其首都马六甲发展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口，其领土覆盖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北部。[17]与室利佛逝王国相比，马六甲王国有一个定义明确的政府，以及一套共同遵守的法律。在等级制度的顶端是称为“苏丹”的君主，不同于室利佛逝模糊的王权观念，马六甲国王的统治权力已经获得了基于血统的合法地位。伊斯兰教的传入则使马来人理解“道拉”（daulat）一词的主权含义。《马六甲法典》确立了苏丹任命的四名顾问官的政治地位：首席大臣“本达哈拉”（Bendahara）地位次于本达哈拉的国家司库“彭古鲁-本达哈利”（Penghulu bendahari），是统管警务和安全的“天猛公”（Temenggung），是确保马六甲海峡安全、实施《马六甲海商法》的海军首脑，兼苏丹首席使者的“拉卡萨马纳”（Laksamana）。在这个贵族集团之下的管理人员，是港口区的四名港务官“沙班答”（Syahbandar），他们分管在古吉拉特、印度南部—孟加拉—缅甸，东南亚海岛地区以及中国安南和琉球群岛中，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其中，管理古吉拉特贸易商人的沙班答，位置最为重要。[18]

可见，马六甲苏丹国在巩固马来半岛统一行政体系上，是第一个做出贡献的王国。尽管如此，在讨论马六甲王国的性质时，著名学者芭芭拉·沃森·安达亚仍然认为，马来亚的臣民及其统治者正如《马来纪年》中描述的那样，是以一种社会契约的方式密切结合在一起。马六甲的统治者认为，任何涉及臣民的决定都需要自己与民众协商并征求他们的建议，贵族开会议事逐渐形成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正是这种集体作出决议的程序，防止了马来统治者的专断行为。[19]这样看来，即便存在马六甲王国的中央与协商会议，也没有形成完整意义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机构及相应制度。马六甲王国还是一个管理松散、由商业利益而不是政治利益结合而形成，更谈不上与领土范围相关的聚合体。而且，就在马六甲王国鼎盛的1511年，它很快因葡萄牙人入侵而终结。

缅甸历史上出现过政权相对集中的蒲甘王朝、东吁王朝与贡榜王朝。从11世纪起，蒲甘王朝的统治者们就把一些城镇合并，将其置于国王统治之下，他们表现出具有维护一个中心的政治能力，这个中心的法律依据，是上座部佛教中巴利语教规规定的道德规范。上座部佛教使王权通过神光之说，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使这个“内陆的农业政权，对沿海地区行使统治权”。蒲甘王朝第三任国王江喜陀（Kyanzitha，1084—1112年在位）统治时期，佛教已经确立为缅人宗教文化生活的指导，促使骠人、孟人与缅人文化上的融合趋势，以及国王合法性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赠予寺院免税土地，来展示自己的高贵品质和神圣权威。[20]可见，缅甸王朝具有一定的政治向心力，国家权力中心以及它在缅甸中心区，宗教与社会文化的合法性，在蒲甘王朝时期已经开始出现。

东吁王朝时期，新王朝的缔造者莽瑞体（Tabinshwehti，1531—1550年在位）及其继任者莽应龙（Bayinnaung，1551—1581年在位），致力于在伊洛瓦底江流域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莽应龙“自己也扮演着典型的佛教国王的角色。他分发《三藏经》小册子、供养和任命僧侣、建造僧院和宝塔等。他还不断做出努力，编撰法典，鼓励商业，搜集司法判案，使得度量衡更加标准化”。他通过把孟人公主接进王宫，把孟人首领当作兄弟，以解决长期存在的孟人与缅人的纠纷。[21]美国历史学家维克多·利伯曼指出，在东南亚大陆的政治一体化中，“最成功的是缅甸的东吁王国，到1574年，缅甸在两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成功地统一了伊洛瓦底江流域，而且征服了当今泰国和老挝的大部分地区”[22]。通过行政改革和明智利用地缘政治的优势，后东吁王朝的国王们在北方霸权的护佑下，成功地开发上、下缅甸的资源，促进上、下缅甸的财富增长。1740—1752年，后东吁帝国逐渐解体，但是，其本质特征即走向一体化，则通过贡榜王朝统治者得到复兴和加强。因此，到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前，在缅甸已经形成了一个北起阿萨姆、南到丹老、西起阿拉干、东到景栋的广大地区，基本上形成效忠于以干燥地带为本部的一个政治中心的格局。后东吁王朝和贡榜王朝，还缩减了寺院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外藩首领、乡镇头人和泰人属国的自治权。这些变革改变了缅甸的社会结构、语言文化、宗教模式、自我形象和民众生活。[23]

笔者认为，缅甸在封建王朝时期，存在建构中央集权制的实践，在横向上，它主要体现为地理上对周边属国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兼并，这个过程在统一与分裂的交错中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在纵向上，它体现为中央行政制度的建构，直至贡榜王朝的初期，缅王依旧通过部分使用国家官吏，取代传统贵族的方式治理国家，而地方行政制度的建构则十分滞后。所以，被殖民前缅甸存在有限的中央集权制。尽管如此，“到1824年英缅战争前一直繁荣的贡榜王朝，是东南亚大陆西部历史上行政渗透力最强、商业经验最丰富的王朝”[24]。从中心向外围的领土兼并、上座部佛教及寺庙网络的政治与文化的牵拉，中心政治机构一定程度的建设，使缅甸比马来亚在国家一体化建设方面要成熟得多。从缅甸与马来亚这两个国家的前殖民时期的历史文化来看，进行殖民时期的比较难度会很大，无论是探寻两者的差异性，还是共同性都不容易。

三 缅甸与马来亚宗教信仰的差异

从宗教信仰与相关文化看，缅甸和马来亚的特征都是以一种单一的文本化宗教为主流信仰，同时容忍其他宗教信仰。从蒲甘王朝早中期到11世纪上座部佛教变成缅甸的主流宗教[25]，佛教文化与王室政治发展、寺院土地占有、寺院教育体系结合逐渐密切。17世纪以后，尽管寺院对土地的占有逐渐减少，而佛教高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部分由世俗官员取代，但是，王权与佛教的结合仍然十分紧密，新式教育基本上不存在。尽管“第一次英国人口普查反映了前殖民时期的模式，结果显示在上缅甸具有识字能力的成年人超过了50%”[26]，这种居民人口具有很高识读能力的现象，在当时的东南亚绝无仅有。佛教及其寺院对社会各阶层的渗透与控制，使缅甸臣民与王权的结合一直很牢固：第一，上座部佛教使国家统治者继承了卡卡瓦蒂即宇宙之王的政治—宗教观，它强调宇宙之王为未来佛的到来做准备，其他国王如果否认卡卡瓦蒂的地位会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第二，从宗教传统派生的语言、符号、仪式等，已经构成国王权威重要标志的组成部分，白象之类的传说在宗教上是有说服力的王室标志，这样，王室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第三，佛教王国统治者在选用王室教师、外交使节及王室顾问时，重点选择佛教高级僧侣。同时，僧侣们获得了包括免除税收、受赠寺院土地等特权，国家法令还规定有人出家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第四，王室的宗教捐赠与国王调解宗教争端的能力，也加强了国王的权威。这种强大的王权与正统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共生与互动的关系，在缅甸历史上一直十分突出。

以马来半岛为主的海岛东南亚，在早年历史上也曾存在信仰佛教的现象。例如，室利佛逝王国在中国的广东和印度南部的东海岸，都修建大乘佛教的大寺庙。[27]但是，1258年，阿巴斯·哈里发王朝被蒙古人摧毁，巴格达陷落后香料贸易路线被阻断，阿拉伯人开通了从东方到印度，经亚丁湾、穿红海至亚历山大里亚，然后北上欧洲的新商路。那时，埃及的哈里发们只允许穆斯林商船通过亚历山大里亚，印度西部与西北部的港口城市古吉拉特等成为转运香料重要的中心。到了15世纪的早期，马六甲王朝的宫廷皈依伊斯兰教，随着马六甲王国的扩张，其统治者利诱海峡地区的臣民也使其皈依伊斯兰教，马六甲王国的声威与商业成就进一步加速了海岛地区的伊斯兰教传播，使马六甲王朝的伊斯兰文化具有独特的“马来亚”特征。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伊斯兰教与商业利益的关系十分明确，“贸易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直接联系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28]。1433年开始，中国明朝限制私人贸易活动后，古吉拉特商人在马六甲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商人团体在不同场合都会发挥作用，使东南亚群岛诸民族熟悉伊斯兰教：不单是它的宗教力量，还有它的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29]。所以，马来亚苏丹王权与伊斯兰教的结合，最为重要的是在获取商业贸易利益方面的共存与互动。

其次，伊斯兰教在海岛东南亚的独特魅力，在于它能够包容此前存在的本土宗教，伊斯兰教的灵活性及适应性成为一种优势，使得各地的穆斯林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因而，当统治者得以展示他们作为领袖应有的独特性与包容性并存的文化属性时，他们也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一员。伊斯兰教借助它在马六甲王朝的影响，在整个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群岛传播。那时，马六甲王国作为商业与宗教的中心获得的声誉，使它成为海岛地区其他伊斯兰国家模仿的榜样，世人开始认为，马六甲王国具有独特的“马来亚”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马来语的使用与广泛传播，正如葡萄牙人在16世纪所说，虽然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的野蛮人语言各不相同，但是，所有人都会使用马六甲的马来语，这是整个地区大多数人的共同语言。[30]那时，马来语与马来文化如此一致，以至于“马来亚”这个词开始包括伊斯兰信徒应有的正确行为、标准语言、马来人习俗等诸多内容。[31]这样，在葡萄牙人征服马六甲王国前夕，伊斯兰教在北苏门答腊、西马来西亚、西加里曼丹和爪哇沿海的中心城镇的主流宗教地位已经牢固确立。

可见，在马来亚，王权与伊斯兰教的结合倾向于反映在经济利益与文化扩张方面；在缅甸，佛教的作用具有更多政治与社会的色彩。尽管两种宗教的发展都基于地域与海域的中国—印度—多岛海文化带开展，但马来亚更多地属于伊斯兰文化圈，缅甸更多地属于印—中佛教文化圈。虽然两个国家都存在单一主流宗教，统领当地文化与整合当地社会的企图，但在多岛海区域，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普世主义宗教，对马来亚的影响开始于15世纪—世界开始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上座部佛教是一种11世纪在缅甸本部已经存在的区域性宗教。从王权与宗教间相互利用的关系看，在国家建构中伊斯兰教注重穆斯林带来的经济利益及文化权威，上座部佛教注重于它对王权向心力的影响。

四 东南亚被殖民国家的两个典型

本书的着眼点是缅甸与马来亚，讨论英国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历史上，都存在被它殖民统治的时期。尽管英国的殖民目标、统治类型、时间长短、殖民遗产不尽相同，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双边关系始终存在。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主要出于其争夺马来亚在海上运输中的重要战略位置，以及掠夺马来亚丰富的自然资源的经济利益考量。缅甸在1937年前一直作为英属印度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英国开始在缅甸的殖民活动，主要出于保护英印帝国在西部边疆的政治利益，与向西扩展疆域的目的。在马来亚，英国政府与商人、探险家等民间殖民者的活动共进互补，英国攫取例子是马来亚最早的殖民地槟榔屿。1786年，吉打州苏丹阿卜杜拉在缅甸与暹罗的挤压下，将槟榔屿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想借此获得英国政府的保护，英国商人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Wright）被赋予谈判权利，以乔治三世的名义接管了槟榔屿。[32]但是，此前英国商人利用马来半岛，进行对好望角东海岸地区的转口贸易已经存在，并一度排挤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在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牢牢控制了在印度制作棉布与生产罂粟的地区，马来人对鸦片烟草混合物已经上瘾，加之英国在远洋航海方面的技术领先于欧洲，对于贩卖武器又不像荷兰人受限于公司的禁止。因此，18世纪中期，英国商人在东南亚海岛开展商贸活动已经非常游刃有余。1786年，莱特甚至建议东印度公司向槟榔屿大量输入鸦片，以吸引各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1781—1826）从印度到达新加坡，开始也只是在英印政府默许下进行私人探险行为，1819年他已经与廖内-柔佛苏丹国的司法大臣即新加坡地方长官签订合约，获得英国人在岛上开办工厂的权利。可见，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英国商人与东印度公司对于在海岛东南亚、尤其是马来世界采取一种变相的侵略行为。

缅甸刚开始只是作为英属印度帝国的一个不重要的地区，似乎没有太大经济价值，也不存在作为跳板向东攫取殖民地的可能性。因为缅甸东邻泰国是一个正在通过现代化使国力日盛的国家，英国很难把它收入囊中。而且，欧洲列强在东南亚竞争的局面下，认为使泰国成为英国与法国殖民者之间的缓冲地更为现实。更何况，英国人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的殖民目标，仍然以商业贸易开发、自然资源占有和国内产品倾销为主。那时，缅甸并不是英国政府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向缅甸王朝施压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英国利用外交、突袭，特别是武力征战，直到第三次英缅战争才控制了缅甸的大部分地区。[33]

可见，英国殖民者对马来亚的目标，更多是出于商业主义与资源主义的经济需要，对缅甸的目标最早是出于对英印帝国边境安全的考虑。第一次英缅战争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第二次英缅战争后，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当缅甸成为世界第一大稻米产出国，以及越来越多矿产资源被发现后，攫取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才成为英国殖民缅甸的双重目标。

英国殖民者侵略这两个国家时，由于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建构与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互动关系，且互动行为所依存的环境因素也不可忽视，环境因素既包括历史传统上的文化环境因素，也包括地理环境及其周边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因素。

在缅甸上百年、马来亚近两百年的被殖民时期，英国进行殖民统治的方式总体上是“分而治之”，而且“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并用。从殖民统治方式的划分来看，完整意义上的“直接统治”在缅甸表现得更突出，第三次英缅战争后英国人废黜了缅甸王朝的末代国王，所谓“间接统治”的载体已经不复存在，“直接统治”就顺理成章了。但是，英国的伦敦政府对被置于英印帝国行省地位的缅甸，主要是通过英印帝国的加尔各答政府来进行统治，直到1937年，英国殖民当局决定正式分离缅甸与印度后，缅甸才直属伦敦政府的殖民地事务部管辖，在其中心区即缅甸本部实现了英国的“直接统治”。可是，这样极端的统治仅维持数年，缅甸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陷落，相关的政治体制建构尚处于初始阶段。而且，即便到这个时期，缅甸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继续处于英国殖民者的间接统治之下。

在马来亚的海峡殖民地于1867年作为直辖殖民地，改属伦敦政府殖民地事务部直接管理。从这个角度看，在马来亚英国的“直接统治”不是不存在，只是这个直辖殖民地地域虽小能量却大。在大多数原苏丹国或罗阇属地，旧统治者仍然是殖民地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作为“间接统治”的履行者一直存在。就英国在缅甸与马来亚的统治方式做整体概括，英国对前者倾向于进行“直接统治”，对后者倾向于进行“间接统治”。本书力求在确立研究出发点的合理性，以及差异比较方法论的可行性后，分析研究英国殖民时期及去殖民化时代缅甸与马来亚的历史发展进程。以便弄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平等的互动与相互适应，以及在不同环境因素下殖民地历史对两个现代国家发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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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称“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改称“马来西亚联邦”，并包括新加坡在内。1965年新加坡退出后，仍然使用此名称。讨论被殖民时代使用“马来亚”更合理。

[2] 王成：《从西方化到本土化：英国的殖民统治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3] Dennis McCornac，“Income Inequality in Burma”，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22 October 2013，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915230920/https://www.dvb.no/analysis/income-inequality-in-burma/33726.

[4] Christina Fink，Living Silence:Burma under Military Rule，London:Zed Books Ltd.，2001，p.211.

[5] Thomas Fuller，“Ethnic Rifts Strain Myanmar as it Moves toward Democracy”，The New York Times，4 April 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4/05/world/asia/ethnic-rifts-strain-myanmar-as-it-moves-toward-democracy.

[6] Nang Mya Nadi，“Displayed by Fighting：Villagers Take Shelter in Hpakant”，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25 September 2012，https://reliefweb.int/report/myanmar/displaced-fighting-villagers-take-shelter-hpakant.

[7] Amarjit Kuar，“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Governance in Malaysia:Policy and Performance”UNEAC Asia Papers:Journal of the UNE Asia Centre，pp.21-28，Special Issue:Migration and Security，2008.

[8] Robin Brant，“Malaysia's Lingering Ethnic Divide”.BBC News，4 March 2008，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7121534.stm.

[9] Barbara Leitch Lepoer，Singapore，Shonan:Light of the South，Library of Congress Country Studie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p.75.

[10]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澳]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0—326、344—348页。

[11]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澳]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第352—356页；王成：《从西方化到本土化：英国的殖民统治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12] Jomo Kwame Sundaram，“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UNRISD，1 September，2004，https://www.files.ethz.ch/isn/45937/7.pdf

[13] 罗圣荣、赵鹏：《1957—1980年马来西亚民族关系》，《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3期。

[14] So Kee-Long，“Dissolving Hegemony or Changing Trade Pattern? Images of Srivijaya in the Chinese Sources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29，No.2，1998，pp.295-308.

[15] [澳]米尔顿·奥斯本：《东南亚史》，郭继光译，商务印书馆2012版，第28页。

[16] Herman Kulke，“‘Kadātuan ŚrīvijayaS’ - Empire or Kraton of Śrīvijaya ? A Reassessment of the Epigraphical Evidence”BEFFEO （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 d'Extreme-Orent），Vol.80，No.1，1993，pp.159-180.

[17] Tun Ahmad Sarji bin Abdul Hamid，The Encyclopedia of Malaysia，Kuala Lumpur:Archipelago Press，2011，p.119.

[18]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澳]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第47、54—55页。

[19]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澳]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第50、55页。

[20] [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版，第135—136页。

[21] [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2003年第431页。

[22] Victor Lieberman，Strange Parallels，Volume 1:Integration of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c.800-18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0.

[23] Victor Lieberman，Strange Parallels，Volume 1，pp.209-210.

[24] Victor Lieberman，Strange Parallels，Volume 1，p.87.

[25] [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2003年，第242页。

[26] East Indies （Census），General Report of the Census of India，1891，Imperial Series，London:Printed for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893，pp.137，142-143.

[27] [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第265页。

[28]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澳]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第59页。

[29]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澳]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第60页。

[30] Mark Dion，“Sumatra through Portuguese Eyes:Excepts from the João de Barros' ‘Decadas da Asia’”Indonesia，Vol.9，No.1，1970，p.143.

[31]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澳]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第63页。

[32] [澳]芭芭拉·沃森·安达娅、[澳]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第128页。

[33] Joerg Baten ed.，A History of the Global Economy:from 150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