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热点探析：乡村振兴研究的纵深发展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对乡村振兴展开了多维度、广视角、深层次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乡村振兴研究向纵深发展。研究热点包括乡村振兴内生性动力、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乡村文化治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数字乡村建设等方面。

（一）乡村振兴内生性动力研究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充分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200]，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学界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一直在考虑如何从“输血式”发展到“造血式”发展，实现乡村发展的可持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内生发展理论研究。吴越菲通过对西方新内生增长理论的现实基础等进行反思，进而思考迈向农村新内生发展的中国道路。[201]文军等指出：“新内生发展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在价值理念、实践场域和行动方法等层面都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二者在将乡村内生发展视作共同的价值追求的同时，都将乡村社区作为共同的实践场域并采取整合式的行动路径。但新内生发展模式作为舶来品，其本土化问题仍有待探讨。”[202]张文明等人通过梳理内生理论发展脉络和理论之争的辨析的同时，提出“第一，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利用”;“第二，以地方居民为核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第三，激发参与主体的乡村认同”。[203]二是对某地区发展模式或经验的归纳与国外经验介绍。张方旭在研究陕西F村“绿色菜园”外姓返乡新乡贤领导乡村发展过程中，对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204]杨忍等人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总结出城市区域乡村地域模式、城市近郊乡村地域模式、城市远郊乡村地域模式等3种模式11种类型。[205]干靓等人则是以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内生型发展活力测评新工具的实践为基础，指出我国乡村发展活力测评指标体系应该“超越物质空间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构基于数据库的乡村科学决策平台在内”等。[206]

（二）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宏大的系统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需要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奋斗才能最终实现。如何对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成效进行评估，也备受关注。《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乡村振兴的五大要求构建了27个量化指标，力图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207]贾晋等人根据乡村振兴五大目标任务的解构，构建了“六化四率三治三风三维度”的指标体系，共35个细分指标。[208]也有针对某个区域、某个省份的研究。李慧燕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两个系统层下的5个准则层24个指标，对京津冀城市群11个地级市进行测算，最终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从重度失调到优质协调五个等级。[209]乔伟峰等人通过生产发展、生活保障、生态保育三个方面，构建了15个细化指标指数对江苏省的乡村振兴差异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210]此外，也有基于某个特定问题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如农村内生动力[211]、数字普惠金融[212]、产业发展[213]等方面。

（三）乡村文化治理研究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中国文明与农耕文明密不可分，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根基，是文化治理的内生力量。因此，乡村文化治理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具有全新的价值意蕴，留住了历史、记住了乡愁、重构了秩序，使乡村文明现代转型在精神层面成为了可能。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内涵研究。吴理财等将文化治理界定为：“文化治理就是多元主体以合作共治的方式治理文化，并利用文化的功能来达成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治理目标的过程。”[214]张波等则是基于治理概念的视角，认为“乡村文化治理是治理概念在乡村地区的延伸，也是治理理论在乡村现实场域中的深刻实践，是治理目标与治理过程的统一”[215]。张良指出：“中国文化治理先后经历了以政治化为引导、以‘市场化’为主的和以‘福利化’为特征三个发展阶段，反应了国家文化治理不断寻求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确定三者之间权利与义务边界的变迁历程。文化应该力求保持一种开放性、参与性、批判性的特质，在国家‘管理逻辑’、社会‘民本逻辑’、市场‘效益逻辑’之间寻求一个互相制约与合作的平衡点。”[216]二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研究。孙刚等认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的耦合性，“以传统文化治理作为参照，确立文化治理现代化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价值意蕴，从而在乡村文化的振兴过程中达成乡村社会良性运行的总体目标”[217]。张世定提出：“明晰乡村文化治理制度供给与制度构建的主要向度，必将为乡村振兴的实现与乡村善治的确立提供文化的柔性之力。”[218]

（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219]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一是关于内在逻辑的研究。有学者提出“政党下乡”[220]的概念。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的内在要求”[221]。“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是超越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助推乡村振兴内生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党建引领的村民自治迈向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是中国乡村治理范式的一次新飞跃。”[222]二是关于机制创新的研究。冷波以华北A县“选派书记”为个案，指出“选派书记”制度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对我国基层治理具有重要启发。[223]在当前信息化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互联网+、大数据等融合成为新的趋势和热点。宗成峰等基于党建融合“互联网”的发展新机制提出：“‘互联网+党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新业态，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既能够实时开放共享信息资源，又能够融合推进基层工作开展，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模式探索提供了新路径。”[224]张波认为“互联网+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耦合性，“‘互联网+党建’尚属新生事物，目前的运行与发展仍然不太成熟，这就要求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从理念更新、顶层规划、体制构建等方面实现新拓展”[225]。高立伟提出，新时代要构建党建引领下基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的新格局。[226]何得桂等从“属性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路径。“属性治理根据事物内在属性，通过纵横交错的协同化联动机制，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引领性治理，推动形成‘党组织引领—自治组织协调—地方政府推动—其他主体参与’的联动治理。”[227]

（五）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研究

随着5G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数字化、信息化在广大农村发展成为了可能。2019年5月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22年4月印发的《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为乡村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已有研究多关注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意蕴。陈一明认为，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凭借科学创新技术融合发展，在信息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下实现可持续发展。[228]牛耀红通过个案研究，认为数字社会公共领域以线上的互动建构了村庄的内生秩序，增强了彼此间的社会关联，再造乡村共同体。[229]一是助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夏显力等认为，数字乡村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以此科学锚定市场需求，激发发展潜能，赋能农业高质量现代化发展。[230]何雷华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论证了数字经济对生活富裕、地区间协调推进发挥着作用。[231]唐文浩通过多案例分析，提出助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与居民生活数字化整体性促成了数字技术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232]二是助力有效乡村治理。沈费伟、叶温馨认为：“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所蕴含的物理规律、固有价值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形成主体协同、技术提升的‘数治’模式，助推乡村振兴目标实现。”[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