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料说明与文本结构

任何一种文献资料，都是作为历史文本存在于总体的知识网络之中，本研究亦不例外。本书所依赖的历史文献主要是清代民国传世的长江上游航道图志，如《金沙江全图》《峡江救生船志》《峡江图考》《上江图》《长江上游宜渝间航行指南》《最新川江图说集成》《峡江滩险志》等。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等处还藏有单幅长江上游航道图，这也是非常宝贵的古旧地图文献。此外，档案资料、文献汇编、报纸杂志、考察报告、口述资料等其他文献，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第一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宜昌市档案馆、重庆长江航道局所藏的近代川江航运档案，为本研究的展开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近代地方性的报纸杂志，如《星槎》《新世界》《渝报》等，也都有关于近代长江上游内河航运发展的详细记载。

在文本结构上，本书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叙述本书的研究缘起、问题意识、学术回顾以及概念界定。第二部分为主体内容，具体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为“传统的延续：清代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之考察”，通过梳理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历史轨迹，分析清代长江上游航道的图像表达与空间叙述。第二章为“现代性的引入：近代外国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主要考察近代外国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与地理考察，旨在思考西方殖民利益、空间控制与地图绘制的关系问题。第三章为“现代性的展开：近代海关与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标准化”，通过梳理现代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标准的确立过程，进而分析近代海关如何赋予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普遍性知识”的“科学宰制”特征。第四章为“现代性的回响：清末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本土建构”，主要探讨清末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本土谱系的建构过程，探析“传统”在“现代性”语境中的绘图实践。第三部分为“结语”，题为“从地图史学透视中国‘现代性’问题”。在全书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近代中国地图学对西方测绘技术与制图知识的认同与接受，是一场由西方文化传播者与本土地图绘制者共同参与的、颇为复杂的“在地化”知识生产过程。只有充分认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性，才能真正重建中国地图史学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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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源：《图像·证据·历史——年鉴学派运用视觉材料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2]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封面”。

[3] 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对图像资料的运用与解读，参见[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美]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家庭罗曼史》，郑明萱、陈瑛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等。国内学界对图像史学的提倡，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杨念群主编《新史学——感觉、图像、叙事》（第1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韦正《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等。

[4] 王加华：《让图像“说话”：图像入史的可能性、路径及限度》，《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5] 曹南屏：《图像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视域中的图像研究》，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61页。

[6] 自2011年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刘中玉主编的《形象史学研究》（现改为《形象史学》）已经连续出版多辑，至今已有12年。2014年9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就组织了题为“可视的叙事：形象史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笔谈，收入“眼光向下：形象史学的寓意与功能”“文字资料和非文字资料相得益彰”“形象史学悄然兴起”“形象史学：从图像中发现历史”“《玄风庆会图》政治在形象之后”“道符书写的灵异世界”“物、图史料更贴近历史真实”“冷战时期卫星影像中的鲁乡景观”“从图像、史境到形象史学”等重要文章。2015年11月，由科学出版社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合办的“首届中国图像史学论坛”在北京举办，同时宣布《中国图像史学》正式创刊。

[7] 蓝勇：《中国古代图像史料运用的实践与理论建构》，《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

[8] Harley，J.B.，“Deconstructing the Map”，Cartographica，1989，pp.1-20.

[9] 国内地理学界对哈雷“解构地图”思想的解读，参阅蔡运龙、[美]Bill Wyckoff编《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87—298页。

[10] [美]丹尼斯·伍德：《地图的力量》，王志弘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74页。

[11] 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7期。

[12] 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中国测绘》2002年第5期。此外，华林甫教授在研究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清代军事舆图文献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舆图也是一种史料”。参见华林甫编著《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3] 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4] 参见葛兆光《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收入《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87页；唐晓峰《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地图中的权力、意志与秩序》，收入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1—268页；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钟翀《中国近代城市地图的新旧交替与进化系谱》，《人文杂志》2013年第5期；孙靖国《江防海防图再释——兼论中国传统舆图所承载地理信息的复杂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潘晟《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丁雁南《地图学史视角下的古地图错讹问题》，《安徽史学》2018年第3期；《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地图上的南海》，《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等。

[15] 丁一：《“源流派分”与“河网密切”——中国古地图中江南水系的两种绘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

[16] 李鹏：《晚清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考察》，《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

[17] 华林甫教授已经看到当前中国地图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认为近代中国地图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转化环节）亟待加强研究。参见华林甫《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

[18] 2004年11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主办了题为“近代中国的知识建构（1600—1949）”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集结为《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专号出版。自2005年以来，桑兵教授主持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并出版了一套“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此外，章清教授也主持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的研究项目，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潘光哲研究员也主持了“知识仓库与阅读史”的研究计划。上述主题相近的研究课题从不同角度切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问题，力求探索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阐释西学东渐语境下中国本土知识与学科构建的形塑空间。

[19] 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第194—285页。

[20] 冯明珠等编：《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版，第14—16页。

[21]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4月26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页。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附草案说明）》，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5页。

[23] 史念海：《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

[24] 汪前进：《地图在中国古籍中的分布及其社会功能》，《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3期。

[25] 对中国古代运河图的综合考察，参见李孝聪主编《中国运河志·图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版。席会东关于清代黄河图的系列研究，参见《清康熙绘本〈黄河图〉及相关史实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5期；《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2辑；《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以“黄河改道图”的绘制运用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辑；《〈王石谷全黄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河图、河患与河臣——台北故宫藏于成龙〈江南黄河图〉与康熙中期河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4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与乾隆朝河南河患治理》，《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欧洲所藏清代〈南河图〉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7期；《九曲黄河方寸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江南黄河堤工图〉研究》，《殷都学刊》2013年2期。王耀对清代运河图的专题研究，参见《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6]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5页。

[27] 秦明智、林健：《甘肃省博物馆藏清顺治〈长江江防图〉》，《文物》1996年第5期。

[28] 陈熙远：《长江图上的线索：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观的历史变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2分，2014年；卢雪燕：《院藏彩绘本〈长江地理图〉：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故宫文物月刊》总第366期（2013年）。

[29] 张修桂：《马征麟〈长江图〉研究》，原载《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后收入《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77—590页。

[30] 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近代日本对长江航道军事谍报活动概述》，《民国档案》2013年第1期。

[31] 林加丰：《院藏雍正朝〈长江图〉解码》，《故宫文物月刊》总第304期（2008年）。

[32] 丁一：《“源流派分”与“河网密切”——中国古地图中江南水系的两种绘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

[33] 林宏：《中西长江口地理知识及地图绘制（10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6年。

[34] 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第65—66页。

[35] 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第107页。

[36]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第一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53—254页。

[37] 熊树明主编：《长江上游航道史》，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

[38] 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第65页。

[39] 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210页。

[40] 蓝勇：《三峡最早的河道图〈峡江图考〉的编纂及其价值》，《文献》1995年第1期。

[41] 蓝勇、金兰中：《清乾隆〈金沙江全图〉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

[42] 蓝勇：《近代三峡航道图编纂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

[43] 成一农：《“科学”还是“非科学”：被误读的中国传统舆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4] 姜道章：《历史地理学》，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394页。

[45] 参见蓝勇主编《重庆古旧地图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5年版；《重庆历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7年版；李孝聪、饶权主编，钟翀、张志清副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

[46] 李鹏：《追寻多样化的地方图景》，《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3期；《清代民国重庆军事地图叙录》，《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学术史视野下的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1940—1947）》，《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辑；《晚清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考察》，《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乾隆朝金沙江工程与〈金沙江图〉的绘制》，《历史地理》2017年第1期；《清末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现代性》，《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近代外国人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2辑；《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与民族国家建构》，《史林》2018年第1期；《旧瓶装新酒：近代川江本土轮船公司的成立与〈最新川江图说集成〉的编绘》，《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从地图史透视中国现代性问题》，《形象史学》2018年第1期；《清末民国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述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图绘大川：晚清〈峡江救生船志〉航道图研究》，《学术研究》2020年第6期；《民初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与〈峡江滩险志〉的编绘》，行龙主编：《社会史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97—216页；《蒲蓝田与清末民初川江航运的现代转型》，《国家航海》2022年第2辑（总第29辑）。

[47] 静石：《川江航行之行源及其近况》，《航业月刊》1933年第2卷第11期。

[48] 杨戒净：《四十年来之川江航行概况》，《中国航业》1941年第1卷第1期。

[49] 屈平：《川江航运之过去及其现状》，《商学丛刊》1936年第2期。

[50] 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

[51] 汪敬虞：《立德和川江的开放》，《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52] 参见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陆远权《通商贸易与区域社会变迁——重庆开埠二十年发展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文君《近30年来清代民国川江航运研究综述》，《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

[53] 参见吴松弟《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吴松弟、方书生《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库——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姚永超《中国旧海关海图的时空特征研究》，《历史地理》2014年第2辑（总第30辑）；《中国近代海关的航海知识生产及其谱系研究》，《国家航海》2016年第3辑（总第16辑）；《近代海关与英式海图的东渐与转译研究》《国家航海》2019年第2辑（总第23辑）；李明义《洋人旧事：讲述百年前发生在宜昌的故事》，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2016年版；吴松弟、方书生主撰《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使用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54] 蓝勇：《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清代长江上游救生红船制续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清代长江红船救生的地位和效果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清代长江救生红船的公益性和官办体系的衰败》，《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地方志书——救生类专志》，《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2期；《晚清海关〈中国救生船〉与东西洋红船情结》（与刘静合作），《学术研究》2016年第4期；《难言之隐——清代内河救生慈善组织内部服务有偿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6期。

[55] 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清代滇铜京运对沿途的影响研究——兼论明清时期中国西南资源东运工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清代京运铜铅打捞与水摸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2期。

[56] 蓝勇：《对先进制造技艺与落后传承路径的反思——以历史上川江木船文献为例》，《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近代川江木船主要船型流变及变化原因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近代川江木船情结与轮船制造力、航行权、利益权之考量》，《江汉论坛》2018年第5期；《传统制造名实类分无序与技术时代断层研究——以近代川江木船船型调查反映的现象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57] 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1页；秦和平：《川江航运与啯嚕消长关系之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

[58] 邱澎生：《十八世纪滇铜市场中的官商关系与利益观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1分，2001年，第49—119页；《国法与帮规：清代前期重庆城的船运纠纷解决机制》，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版，第275—344页。

[59] 陈新立：《清代川江航运业中的纠纷与滩务管理》，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1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218页。

[60] 尹玲玲：《试论宋代三峡新滩地区的滑坡灾害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明代三峡地区地质滑坡对交通和社会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辑；《明清时期三峡地区环境变动下的驿传变迁与改革——关于三峡新滩地区的滑坡地质灾害之影响的个案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城镇水资源问题与水利工程建设》，《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论清末三峡云阳兴隆滩的滑坡灾害》，《史林》2015年第6期；《新滩·新龙滩·兴隆滩——记清末三峡滑坡灾害后的一次地名与聚落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2辑；《记长江三峡地质灾害后的江流与航道变迁——以1896年云阳县兴隆滩的滑坡灾害为中心》，《中国农史》2018年第4期。

[61] 邓晓：《川江流域的物产、木船与船工生活》，《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老重庆的城门与码头文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川江号子的文化内涵》，《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1期；郑敬东：《长江三峡交通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黄权生、罗美洁：《千年坝梦：长江治水文化研究》，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1年版；张铭、李娟娟：《〈峡江一瞥〉译补图注》，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陈俊梁：《晚清以来川江码头地理研究（1840—1949）》，博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23年。

[62] [日]松浦章：《清代内河水运史研究》，董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251页。

[63] [日]川胜守：《清乾隆朝的云南铜京运问题与天津市的发展》，《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明清貢納制と巨大都市連鎖——長江と大運河》，汲古書院，2009年。

[64] Nanny Kim，“River Control，Merchant Philanthrop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52，2009，pp.660-694.

[65] Nanny Kim，Mountain Rivers，Mountain Roads：Transport in Southwest China，1700-1850，Leiden and Bosten：Brill，2020.

[66] Igor Iwo Chabrowski，Sing on the River：Sichuan Boatmen and Their Work Songs，Boston：Brill，2013.

[67] [美]罗安妮：《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王果、高领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68] 叶可松编：《水道图志用法指南》，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1—2页。

[69] 船舶教材编写组编：《内河普通水路图志》，人民交通出版社1960年版，第47页。

[70] 有学者曾将长江上游河谷地貌分为通天河、金沙江、川江、三峡四段。不过，历史语境下川江的地理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川江一般分为上川江与下川江，其中下川江包括长江三峡，一般称之为峡江。在本书中，笔者将长江上游按照通航范围，从广义出发划分为金沙江和川江（包括长江三峡）两大河段。参见沈玉昌《长江上游河谷地貌》，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6页。

[71] 对于川江在长江航运乃至世界范围内流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蓝勇教授指出：从流域历史地理学的比较视角看，中国川江流域文化在历时性上是世界唯一大河上游文明，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川江特殊的自然环境与区位地域，塑造了世界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大河上游文明和世俗程度最高的文化区。特别是川江是世界内河航运最繁忙同时又是最危险的河道，由此产生了规模宏大的拉纤盘滩提驳场景、特殊地位的滩师角色、内容丰富的号子文艺、特殊的地名群、丰富的专门文献，同时也滋生出在世界历史上都少见的码头文化体系、江湖社会概念、饮食菜系和戏剧河道划分标准。参见氏著《试论中国川江历史文化的世界性》，《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