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史诗是一种口头传统和动态民俗生活事象，是民间文化的宝库。一部史诗就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它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1]。中国史诗研究的独特优势在于，史诗蕴藏丰富、形态多样、传承悠久，除了饮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学界还发现并记录了数以千计的史诗或史诗片段。藏族、蒙古族、土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赫哲族、满族等北方民族，以及彝族、纳西族、哈尼族、苗族、瑶族、壮族、傣族等南方民族，都有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其中很多仍以活形态的口头演述方式在本土社会的文化空间中传承和传播。这些活态史诗可以为史诗学理论研究提供活生生的对象。

在史诗整理与研究方面，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搜集和整理史诗，到80年代，史诗研究粗具规模。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诗研究”丛书陆续出版，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情况、重要的史诗文本和歌手，系统总结了许多重要的史诗理论问题，集中体现出当时我国史诗研究的整体水平，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2000年，朝戈金出版著作《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该著作借鉴国际史诗学晚近的理论成果，围绕史诗歌手冉皮勒进行个案研究，总结了口头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3]由此，中国史诗研究开始进入学术转型和范式转换。所谓转型，是从搜集和占有各种实时文本资料转向对文学事实的科学清理，即“由主观框架下的整体普查、占有资料而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4]。同时，中国民间文艺学从书面范式向口头范式转换，史诗研究界开始从偏重研究作为文学文本的史诗转向把史诗作为一种口传形态的叙事传统、动态民俗生活事象、言语行为和口头表达文化进行研究。[5]20世纪末至今，随着相关的史诗研究逐步展开，中国史诗学术在借鉴国际史诗学术的同时，积极进行自我建构，史诗学在我国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社会学科，在学术旨趣、研究范式、概念及范畴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对中国当代史诗学关键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科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选题的学术价值在于可以推进中国当代史诗学理论研究。我国有得天独厚、分布广泛、形态多样的各族各类史诗传统，其中许多是“活形态”史诗，是“最好的田野场”[6]，能够为揭示史诗形成的规律、推进史诗理论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快速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很大提升。然而，史诗理论建设相对薄弱，史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未达成共识，未形成系统的史诗理论框架。可以说，史诗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已凸显为中国史诗学的一个迫切问题。因此，本书不因循学界常见的具体史诗传统研究或从历时的角度梳理史诗学学术史，而是着眼于全局，对中国史诗学理论研究中重要的关键词及其问题域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从关键词的角度是纵向的，但更是横向理论抽绎，是从局部进入整体性的研究，可以推进中国当代史诗学理论研究。

本书选题的学科意义在于可以激活史诗学与文艺学的纵深化研究。本书着眼于在当前新的国际学术格局中，对中国史诗学研究的现状进行重新审视，在中国本土丰富多样的史诗文本和多样化活态史诗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当代意识和本土话语对国际史诗学理论进行科学诠释，梳理和提炼具有本土性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史诗学理论概念、范畴，探讨其发展前景，力求在现有史诗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和突破，以促成新的中国史诗学理论的生成。这可以为进一步完善和促进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诗学理论体系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对于推动我国史诗研究与世界史诗学平等对话，促进我国史诗研究不断深入，提升我国史诗研究的话语权起到积极的作用。从学科角度而言，本书的研究对于拓展文艺学研究的边界，激活史诗学与文艺学的纵深化研究，促进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促进作为学科的史诗学的建设与发展，强化史诗学理论研究的自觉，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际史诗理论，进而建构史诗学的中国学派”[7]，起到积极作用。

本书选题的现实意义在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中华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国当代史诗学理论研究，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史诗实践研究，能使广大读者认识并信服，由我国各族人民以集体智慧结晶的史诗，确实是反映中华民族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于丰富各族人民的生活、弘扬民族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推动多民族文化发展，维护文化多样性，抢救和保护人类宝贵文化遗产也具有学术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