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背景

作为一门典型的综合性与交叉性研究，动物研究涉及众多学科知识，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动物学、环境史、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地理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美术、视觉研究以及博物馆研究等。正如沃尔夫（Cary Wolfe）、富兰克林（Adrian Franklin）、布勒（Henry Buller）等人所示，动物研究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斑驳庞杂[4]。由于动物研究的繁杂性，目前学界就动物问题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或权威的定义，换言之，“它的主要术语与理论聚焦仍然是开放的”[5]，但这并不意味着动物研究缺乏主线引导，而是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定义”[6]。动物研究领军人物马文（Garry Marvin）和麦克休（Susan McHugh）曾以“为何”（why）、“如何”（how）、“是何”（what）三个关键词对动物研究的核心问题作出如下阐述：

为何动物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文化和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与建构？（在具体文化和社会中）动物是如何被想象、体验和赋予意义的？某一特定的人与动物关系所反映的关于人（或动物）的界定和标准是何，考虑个体以及群体的幸福，是否可对这一关系做出改善以及怎样进行改善？[7]

从以上可知，动物研究旨在考察那些与动物相关的、包括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通过重新检视人与动物的关系，重新思考“何谓人”“何谓动物”等哲学性问题，试图揭示不同“人类—动物”关系模式及其动物论述背后所承载的政治寓托、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生态意义、伦理导向、审美情趣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动物研究同文化研究一样，本身既是研究的客体与对象，同时也是政治批评与政治行动的场域，并借此期冀调节和修复现实世界中人与动物的矛盾冲突，对人类社会作出道德评价，为改善当代物种生存状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出谋划策。需要指出，动物研究所关注的“动物”不仅包括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观念、创作（文学、电影、剧场、视觉艺术）等想象空间的“再现动物”（representational animals）——无论是自然界存在或不存在的动物，还包括实际生活中与人类遭遇的“真实动物”（real animals），如野生动物、驯养动物、宠物动物、食品动物、实验动物、工具动物以及娱乐动物（动物园、水族馆、马戏团）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动物研究逐渐迎来了井喷式发展，西方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动物转向”（animal turn）[8]趋势。由社会运动到学术殿堂[9]，动物研究论著和专业期刊大量问世，动物研究组织和学术会议活动相继涌现，众多高等学府纷纷开设动物研究的相关课程[10]。凡此种种，都证明过去那些认为动物研究难登学术大雅之堂或缺乏理论现实意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到一百年前，德纳（Charles Loomis Dana）直批为动物代言者患有精神疾病，谓之“恋兽狂”（zoophil-psychosis）；及至20世纪60年代，反对《美国动物福利法案》（U.S.Animal Welfare Act）的人有时还指控推动该法案者患有这种精神异常；到了20世纪末，怀特（Robert J.White）仍旧声称动物使用不产生任何伦理问题，文内引用若将动物问题提升至道德层次，会对科学研究和农林畜牧造成伤害[11]。动物的真正价值，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所说，不在“适合食用”（good to eat），却在“适于思考”（good to think with）[12]，而透过对待动物的方式，甚至“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伟大及其道德进步”[13]。要言之，动物议题不仅是物种的生存状况问题，也是一面审视自我的镜子，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程度的反映，在构筑我们的人格身份、道德观念、文化传承和社会意识上，动物都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文学动物研究”（Literary Animal Studies），又名“动物批评”（Animal Criticism/Zoocriticism），是文学研究与当代动物思潮相结合的产物，是文学批评实践的“动物转向”。简单地说，动物批评主要探讨关于动物的文学再现及其象征意涵与真实动物的生命经验之间的关系[14]。动物批评研究涉及议题甚广，包括“动物象征主义”（animal symbolism）、“化人主义”（anthropomomorphism）、“动物生命的内容、价值及丰富性”（content，value，and richness of animal life）、“物种主义”（Speciesism）、“素食主义”（vegetarianism）、“动物保护”（animal conservation）、“物种灭绝”（species extinction）、“动物园”（zoos）、“生物医学”（biomedicine）、“动物产业综合体”（animal industrial complex）、“生命政治权力”（biopolitical power）等。其中的重要意旨在于，检视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解构人与动物、人性与动物性的二元对立，并由此分析动物比喻修辞如何影响对真实动物和人类的理解、物种主义如何参与剥削贬低人类和非人类的共谋，挑战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

动物批评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跨领域特征，其借鉴了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各种成果。这些理论资源可追溯到20世纪后半叶：欧陆哲学中德勒兹和加塔利（Gilles Deleuze & Felix Guattari）的《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1987），分析哲学方面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1975）、雷根（Tom Regan）的《动物权利研究》（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1983），以及动物行为学领域古道尔（Jane Goodall）、弗西（Diane Fossey）等人所做的大量田野调查，都为重构动物生命提供了理论启示或实证依据；女性主义者亚当斯（Carol J.Adams）、多诺万（Josephine Donovan）、普鲁姆伍德（Val Plumwood）、戈德（Greta Gaard）等则致力揭示性别主义与物种主义的同源性[15]；基于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land ethic），深层生态学者倡导“生命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的概念，即人不在自然之上或之外，而在自然之中，自然也并非为了人类而存在[16]；以诺斯克（Barbara Noske）、本顿（Ted Benton）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动物研究者，着重揭露了动物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集约饲养即“工厂化农场”（factory farming）中被物化和商品化的普遍现象[17]。此外，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s）、德里达（Jacque Derrida）的“解构理论”（theory of deconstruction）、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人类学机器”（anthropological machine）、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同伴物种”（companion species）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前动物批评显示出相当活跃的研究态势，用科普兰（Marion Copeland）的话来讲，21世纪的文学动物研究“日趋繁荣”[18]。纵观国内外文献，英语文学研究的动物批评硕果累累。相对而言，国内的动物批评系统性阐述较少，无论是在单一某个理论框架下展开的讨论，还是从具体动物意象选择层面所进行的分析，都不尽如人意，并且因袭和继承国外研究维度的成果偏多，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本就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视域之外的动物书写，国内理论界与批评界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但从国内外英语文学研究的整个动物批评现状来看，由于诸多原因还存在许多亟待完善的环节，主要问题笔者概括如下：就研究对象而言，以往论著多半集中在英美文学，对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动物书写则关注较少，而对其展开综合性的深入考察更少[20]；就研究视角而言，大部分研究拘于权力话语分析，特别是人类世界的各类政治场域如后殖民批判、男权主义批判等[21]，导致研究的重复率与效仿率较高，而相关文献又表现出研究者可能只抓住某一点便笔诛墨伐、走入强制阐释的死胡同，突出体现在评论者解读非英美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作品时，绝大多数都仅聚焦后殖民或流散问题[22]；就研究方法而言，目前文学研究的动物批评包括文学研究本身多囿于人文社科领域，很大程度从根本上限制甚至误导了对动物的真正理解，近年来有研究者试图打破该研究范式，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动物研究建立联系，但仍需更多努力[23]；就研究思路而言，与传统“文学就是人学”的思维定式形成鲜明对比，不乏因对“唯人论”矫枉过正而径直走向另一极端的研究模式，即“唯动物论”，这显然犯了同样的本质主义错误。以上所有都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大探索空间，它们既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本研究的落脚点。[24]

当代新英语小说，是英语在殖民地长期使用的副产物，主要涉及除英伦诸岛和美国以外的非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印度次大陆、加拿大、加勒比海等地英语文学创作。20世纪后半叶，新英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开始崛起，这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也受到了世界英语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研究者们大都从后殖民、流散和女性主义等角度对其进行论述（尤以第一种角度为甚）[25]，对动物这一主题却关注较少。批评家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认为那是作者出于修辞目的。事实上，这类作品的动物书写已然构成文学世界中一个不可轻忽的现象、一道意蕴丰富的景观，作家们把叙事指向动物本体的同时，在主题开拓、形象塑造、艺术表征和伦理诉求等多个向度呈现出崭新姿态。因此，本书拟以当代新英语小说为考察对象，以动物研究为理论基点，力图系统全面地分析文本中的动物书写，在开展批评实践的同时，尝试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文学研究的动物批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