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那一天，我的世界不复从前

我来自一个在午夜缔造的国度。而我与死神擦肩那一刻，时间刚过正午。

一年前，我出门上学，从此再也没能回家。我被一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开枪击中，在昏迷中飞离了巴基斯坦。有人说我不会再回巴基斯坦了，但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去。没人愿意被迫远离故土，与心爱的祖国分离。

如今我每天清晨睁开眼睛，总希望看到的是原来那个堆满自己物品的房间，地上到处是我的衣服，架上摆满我在学校获得的奖杯。而其实我身在异国，这里的时间比我亲爱的巴基斯坦、比我在斯瓦特河谷的老家要晚五个小时。我的祖国却仿佛比这里落后好几个世纪。这里有着你能想象得到的一切便利。每只水龙头都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清水，冷热由人控制；无论昼夜，电灯只需轻轻一按开关就会亮起，再也不必点燃油灯；炉灶直接就能烹饪，不用劳烦任何人去巴扎(1)扛煤气罐回家。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现代，你甚至能买到开袋即食的熟食。

我站在窗前，看到高耸的楼群和长长的街道，街上车流如织，车辆有序地列队前行，两旁的灌木和草坪修剪整齐，人行道整洁如新。闭上眼，恍然间，我仿佛回到了家乡的河谷——眼前浮现出巍峨的雪山、绿浪翻滚的田野和碧波荡漾的河流——一想到生活在斯瓦特的人们，我的心都化了。我想象自己重返学校，见到了我的朋友和老师。我再次与死党莫妮巴团聚，跟她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嬉笑打闹，好像我从不曾离开。

下一秒，我陡然记起自己其实身在千里之外，在英国的伯明翰。

剧变发生那天，是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个日子本就不怎么轻松，因为那天是我们的考试日，不过我身为一个书痴，并不像其他同学那么忐忑。

那天早上，我们像往常一样乘着三轮摩托驶上哈吉巴巴路一侧的泥泞小道，这种摩托车被漆得五颜六色，突突冒着黑烟，每辆车一般能挤下五六个女生。塔利班当政后，我们学校摘掉了招牌，伐木场对面的白墙上只剩一扇雕花的铜门，让人看不出端倪。

但在我们这些女生心中，那扇门好比一个施了魔法的入口，通向独属于我们的天地。我们一跨进门就一把拽下头巾，有如风拨开云层，露出阳光。我们迈着纷乱的步伐一路飞奔，冲上台阶。台阶尽头是座开阔的庭院，四周是各个教室的门。我们冲进教室，放下书包，然后立刻出来参加早会，所有人都立正站好，背对群山。一名女生会高喊“Assaan bash”，意思是“稍息”，于是我们所有人闻声而动，啪地伸出脚踝，答一声“真主”。接着她又喊“Hoo she yar”，也就是“立正”，我们又啪地收起脚踝，再答一声“真主”。

这所学校是父亲在我出生之前创办的。在我们身后的墙上，“胡什哈尔学校”几个大字浮在我们头顶，以红白两色的油漆骄傲地写成。我们学校每星期有六个上午上课。我十五岁，读九年级。在课堂上，我们背诵化学方程式，学习乌尔都语语法，用英语写作文并总结出“欲速则不达”之类的哲理。我们还会绘制血液循环图——我的同学将来大都想当医生。很难想象有人会把这视作威胁。然而，在我们校门之外，不仅有斯瓦特最大城市明戈拉的喧嚣，还有禁止女孩上学的塔利班。

那天早晨一切如常，只是我起得比平时稍晚。考试日的上学时间是九点而不是八点，这正合我意，因为我讨厌早起，而这天我能睡到日上三竿，睡到公鸡打鸣、宣礼员召集礼拜结束。父亲第一个来叫我。“起床啦，贾尼·穆（jani mun）。”他说。这个词在波斯语中是“灵魂伴侣”的意思，他总在新的一天开始时这样叫我。“让我再眯几分钟吧，阿巴（aba），求你了。”我央求道，把脑袋更深地埋进被窝。接着母亲走进来，大喝一声：“皮硕（pisho）。”这个词是“猫咪”的意思，是她对我的称呼。我这才发现时候已经不早，嚷道：“巴比（bhabi），我要迟到啦！”按照我们的传统，男人都是你的“兄弟”，女人都是你的“姐妹”。我们的族人就是这样看待彼此。所以父亲第一次带母亲去学校时，老师们都叫她“嫂子”，也就是“巴比”。这个称谓就这样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管她叫“巴比”。

我的卧室位于房子前部，是个狭长的房间，里面只摆了一张床和一个橱柜。橱柜是我自己用奖金买的，我曾因为在河谷地区呼吁和平、为女孩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而获奖，于是拿出一部分奖金买下了它。橱柜里，金色的塑料奖杯和奖牌摆满了好几层隔板，都是我在学校考第一名的奖品。我几乎次次都考第一，只失手过两回——每次都败在同班的劲敌马勒卡·努尔手下。我暗下决心，今后绝不能再被她赶超。

学校离我家不远，我之前一直走路上学。但在去年年初，我开始跟别的女生一起坐三轮摩托车上学，放学再坐校车回家。这段路只有短短五分钟车程，我们会沿着那道臭水沟行驶，途经胡马雍医生植发诊所的巨幅广告。最近，学校有位谢顶的老师头上突然冒出不少头发，我们就开玩笑说他肯定照顾了胡马雍医生的生意。我喜欢坐车上学，因为这样就不用像走路那样弄得满头大汗，路上还可以跟朋友聊天，和校车司机奥斯曼·阿里聊八卦。奥斯曼是我们的“巴伊·占”（bhai jan），也就是“兄弟”。他总爱讲些离奇的故事，逗得我们前仰后合。

我开始坐车，是因为母亲不放心我独自走路上学。我们这一整年都不断受到恐吓。有些威胁登在报上，有些则是托人转交的字条或口信。母亲很担心我，不过塔利班从没把哪个小女孩列为袭击目标，所以我反而更担心父亲，因为他总在公开场合跟塔利班唱反调。8月，父亲的好友，与他并肩作战的社会活动家扎希德·汗在祈祷途中面部中枪。我知道大家都在提醒父亲：“一定要多加小心，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汽车开不进我家那条街，所以每次回家我都得在水沟旁那条路上下车，穿过一道带栅栏的铁门，再爬一段台阶。我一直以为自己要是遇袭，就一定是在这段台阶上。像父亲一样，我也爱沉溺幻想。在课堂上，我偶尔会走神，想象回家时，那段台阶上突然跳出恐怖分子，向我开枪。我很好奇自己到时候会是什么反应。我会脱下鞋子扔向他吗？不过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跟恐怖分子的行径没什么两样。还是恳切地请求吧：“好吧，你们尽管开枪，但在开枪之前，请先听我说。你们这样做大错特错。我并不是针对你们，只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上学。”

我并不怎么害怕，不过也开始在每晚睡前确认大门已经锁好，还向真主发问，想知道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把这些全告诉了死党莫妮巴。我俩从小住在一条街上，小学时就成了好友。我跟莫妮巴无话不谈，能从流行音乐一直聊到《暮光之城》系列电影，再聊到哪种美白面霜最好用。她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又担心家里人不会支持，于是索性对外宣称她将来想当医生。在我们这个社会，女孩子即使有机会工作，也很少能从事教师或医生以外的职业。但我是个例外——我从不掩饰自己将来不想当医生，而想成为发明家或政治家。每当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莫妮巴总能发现苗头。“别担心。”我安慰她说，“塔利班从没把哪个小女孩当作目标。”

校车一到，我们就冲下台阶。别的女生跨出铁门之前都会裹好头巾，然后上车坐到后排。我们的校车其实就是俗称的“戴纳”（dyna）——一辆白色的丰田城镇之王微型卡车，车上平行摆放着三条长凳，中间一条，两侧各有一条。二十名女生和三位老师挤坐在车里。我坐在左侧，两旁分别是莫妮巴和低我们一届的学妹莎兹娅·拉姆赞。我们怀抱着各自的考试袋，书包搁在脚边。

后来的事，我只有模糊的印象。我记得戴纳里闷热难耐。天气迟迟不见转凉，唯有遥远的兴都库什山脉还残存着薄薄一层积雪。我们所在的后车厢没有窗户，两侧只挂着厚重的塑料布，不时拍打窗框。塑料布早已变黄，还结着厚厚一层灰，根本看不到外面。我们只能从车后望见巴掌大的天空，偶尔瞥见太阳。此时的太阳就像一颗昏黄的圆球，浮在遮天蔽日的沙尘之中。

我记得校车像往常一样，一过检查站就拐下大路，绕过那座废弃的板球场。之后的事，我就完全没印象了。

在关于枪击的梦中，我梦见父亲也在车上，跟我一起中了枪。梦中我的周围人山人海，我四下张望，搜寻着父亲的身影。

而在现实中，我们的校车突然被截停在路上，左侧是一座杂草丛生的陵墓，墓主是斯瓦特第一位统治者的财政大臣谢尔·穆罕默德·汗；右侧则是零食加工厂。我们应该是刚过检查站，才开出不到两百米远。

我们看不见车前的情形，但好像有一名穿浅色衣服的青年突然冲到路中央，挥手示意我们停车。

“这是不是胡什哈尔学校的校车？”他问司机。奥斯曼大哥觉得这是明知故问，校名明明就印在车身两侧。“可不是嘛。”他回答。

“我需要收集几名学生的信息。”对方说。

“那你应该去找校办。”奥斯曼大哥表示。

他话音未落，另一名白衣青年就蹿到车后。“瞧啊，是记者来找你做采访了。”莫妮巴说。当时，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已经开始在各大会议上发言，为女孩受教育的权利疾呼，反对塔利班这种禁止我们女性公开露面的人。我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连外国记者都有。但我从没遇到过半路拦车的记者。

来人戴着一顶大檐帽，看上去像大学生模样。他跳上后挡板，在我们头顶弯下腰。

“你们谁是马拉拉？”他问。

我们谁也没吭声，但有几个女生转头看我。全车只有我一个女生没有遮起面容。

这时，那人举起一支漆黑的手枪。事后，我得知那是一把柯尔特45型手枪。几个女生尖叫起来。莫妮巴告诉我，当时我攥紧了她的手。

后来，我从朋友口中得知袭击者一共开了三枪，一枪接一枪地连续射击。第一枚子弹钻进我左侧的眼眶，停在我左肩下方。我瘫倒在莫妮巴身上，左耳血流如注。另外两枚子弹因此而偏离目标，打在我旁边的女生身上。其中一枚击中了莎兹娅的左手，另一枚射穿她的左肩，击中了凯纳特·里亚兹的右臂。

事后，朋友们告诉我，她们看见袭击者开枪时，手在剧烈地颤抖。

到了医院，我的长发和莫妮巴的大腿早已浸满鲜血。

谁是马拉拉？我就是马拉拉。而这里讲述的，就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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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扎（bazaar），波斯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