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组：《应科目时与舍人书》与《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

此二篇皆为处困境时求人援己之作。韩愈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翌年于吏部试博学宏辞科，有《应科目时与舍人书》，是科不中，后于贞元十年、十一年又两试博学宏辞，均失利。《上宰相书》云“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即谓此也。柳宗元一贬永州，再贬柳州，北还无日，极其郁闷。元和十三年（818年），在柳州刺史任上，作《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韩愈作书时才二十六岁，意气犹盛；柳宗元上书时已四十六岁，衰疲至极，次年即卒于任上。

先看韩文：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滨，大江之，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麟凡介之品汇匹俦也。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无高山大陵、旷途绝险为之关隔也。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为獱獭之笑者，盖八九年矣。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说焉。阁下其亦怜察之。

韩愈之书，通篇托物以喻，自比怪物，而自信异常。因已登进士第，故谓“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而一旦得水，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傲岸之态毕现。既渴望“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又自视甚高，不肯放下身段，声称“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非我之志”；既不满于“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却又不放弃“鸣号”以求得“转之清波”的希望。“怪物”的自喻，恢诡的意态，塑造了不妥协地与命运抗争的士人形象。求人之文却写得气势不凡，毫无卑下之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雄奇奔放的风格。

再看柳文的前半篇：

月日，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谨再拜献书于相公阁下：宗元闻有行三涂之艰，而坠千仞之下者，仰望于道，号以求出。过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顾。就令哀而顾之者，不过攀木俯首，深颦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无可奈何。然其人犹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乌获者，持长绠千寻，徐而过焉，其力足为也，其器足施也，号之而不顾，顾而曰不能力，则其人知必死于大壑矣。何也？是时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己，然后知命之穷，势之极，其卒呼愤自毙，不复望于上矣。

柳宗元之陈情书在上面的引文之后，还有“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踬殒坠，废为孤囚”及“伏惟念坠者之至穷，锡乌获之余力，舒千寻之绠，垂千仞之艰，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等下半篇文字，如孙琮所言，此乃“前虚后实”之文，“上半篇是隐喻，下半篇是实说”[8]。虽前伏后应，结撰严谨，相较于韩文，毕竟有辞费之憾。

韩柳二书，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在运用隐喻吁人相助上如出一辙。柳书后出，似模韩而有变化，韩径以“怪物”自比，柳则借众多比喻自述窘境；韩书作于初试吏部之日，柳书写于久贬不归之时；韩书气盛，柳则气衰；韩书愤号，柳书悲鸣；韩书狂傲，颇自命不凡，柳书多自责，见无可奈何；韩书言“知其在命”，仍满怀希冀，柳书叹“命之穷”，则近乎绝望。金圣叹评柳书曰：“沉困至久，其言至悲，与昌黎《应科目时书》绝不同。盖彼段段句句字字，负气傲岸；此段段句句字字迫蹙掩抑，则所处之地不同也。看他拉拉杂杂，将‘坠者’字、‘乌获’字、‘千寻之绠’字、‘千仞之艰’字、‘不可遇’字、‘幸遇’字、‘号’字、‘望’字、‘呼愤自毙’字，如桃花红雨，一齐乱落，便成绝妙收煞。”[9]何焯评柳书曰：“此与《应科目时与人书》貌似，而命意殊。不如韩之工，用笔亦繁简纡径差异。”[10]相较于韩书，柳书虽有如是差异，但抒发深陷绝境的悲切，沉郁顿挫的行文，仍见幽峭不平之风貌。“呼愤自毙，没有余恨”[11]，可谓悲之已甚，但自悲并非自卑，柳称“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其中不难窥见自尊自矜的心理，由此言之，本文犹依稀可见幽峭的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