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王韦及刘柳的关系
此处欲论及韩愈与王韦、刘柳的关系。前文说过,韩愈与刘柳同年进入御史台为监察御史,进御史台之前,韩愈因倡古文、反佛复儒已经名满天下,如张籍、李翱等俱以当代孟子许他(见张籍《与韩昌黎书》,李翱《与陆傪书》)。为御史台同僚后,韩愈立即与刘柳结为至交,至少是文字至交。奇怪的是,王韦密结刘柳等一大帮朝中新锐为密友,偏偏将韩愈排斥在外。有学者以为韩愈倡儒尊孔,哲学立场保守落后,故不在王韦罗致名单之列。这是很不通且无道理的说法。未闻哲学立场保守者就一定反对政治革新,何况当中唐之际,最大的政治就是中央与藩镇的对立,朝臣的弄权与宦官的擅权,而韩愈在以上原则问题上立场是明朗而且坚定的。王韦未罗致韩愈入围,没有别的理由,就是因为韩愈在仕进问题上较为“持重”(与柳宗元的“不贵重顾藉”相反),不甚热衷于与东宫官员结交,或者因韩愈年龄较刘柳等长了几岁。总而言之,韩愈与当时形成的王韦集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因为与刘柳密切的来往,却暗中觉察到这个官僚集团的存在。
贞元十九年(803年)冬,京师大旱,韩愈与御史台同僚张署上书请缓征今年赋税(韩愈上书不引刘柳同署也是他政治上与刘柳保持距离的一个明证),书上,韩贬阳山令,张贬临武令。鉴于当年张正买无故被贬之事,韩愈颇疑心是刘柳“语言泄”而致使王韦出手打击了他。韩愈的推论是:他对王韦们的结党有所非议,但没有回避刘柳,于是刘柳泄其“语言”与王韦,王韦借上书远贬韩愈。当宪宗即位之初先后远贬王韦及刘柳“党人”后,出于激愤,韩愈在量移江陵途中有强力攻击王韦“党人”之诗,如《永贞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及寓言诗《射训狐》《遣疟鬼》等。韩愈的阳山之贬造成了韩对王韦的极度恶感,与刘柳之间也存在长期的误会,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去世,长庆四年(824年)韩愈去世,韩愈与刘、柳之间的误会似乎并未完全消除。关于韩与刘柳之间的这一桩“公案”,并非完全是题外话,学术界至今也未能有结论。读者可参看《韩愈集》《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诗及刘禹锡答韩愈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及相关评析。
元和元年(806年)韩愈返回长安,刘柳皆被远窜,且久久不能回朝,韩愈对王韦尤其对刘柳的态度,还是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可以反映在韩愈所为的《顺宗实录》中。韩愈《顺宗实录》每被袒护王韦的学者指为“褊私”“偏见”,其见未必公正。韩愈为国史馆修撰在元和八年(813年),距王韦执政不过八九年,韩不但是当事人,其所据者为国史馆文献资料,撰《顺宗实录》,并非出于个人私见。两《唐书》相关纪、传,《资治通鉴》多采用《顺宗实录》的材料,说明《顺宗实录》足以作为信史。指责《顺宗实录》材料不实,或韩愈态度“褊私”“偏见”,那就得列举另外的文献来加以证明。动辄说《实录》不实,又无新文献佐证,往往就夹杂了个人的好恶,甚至为时代的政治思潮所左右[36]。宪宗即位后,其《贬韦执谊崖州司马制》曰:“韦执谊……早居禁署,谬列鼎台,直谅无闻,奸回有素,负恩弃德,毁信废忠,言必矫诬,动皆蒙蔽,官由党进,政以贿成……”[37]《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制》曰:“王伾……王叔文等,骤居左掖之秩,超赞中邦之赋,曾不自厉,以效其诚,而乃漏泄密令,张惶威福,蓄奸冒进,黩货彰闻,迹其败类,载深惊叹……”[38]“制书”即是皇帝的旨意,也代表了宪宗朝对王韦等的公论,作为国史馆修撰的韩愈不可能超越朝廷公论而另立他论。何况韩愈《顺宗实录》对王韦执政期间一切善政非但毫无隐瞒,且大书特书,《顺宗实录》卷二还全文录用了顺宗极尽褒美之辞的《授王叔文盐铁副使制》[39]。须知,韩愈的身份有两个:一个是史官身份,一个是(刘柳)朋友身份。当他撰写《顺宗实录》时,是第一个身份,只能据史直书;当他为柳宗元撰写《柳子厚墓志铭》《祭文》以及《柳州罗池庙碑》时,则是第二个身份,感情充沛,激荡低回,义形于色。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说到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很谨慎地用“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40]数语来为柳宗元掩饰,不失为友人之道。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自潮州量移袁州,举王韦党人、时为漳州刺史的韩泰自代,《自代状》云:“前件官(按指韩泰)词学优长,才器端实;早登科第,亦更台省;往因过犯,贬黜至今。自领漳州,悉心为治,官吏惩惧,不敢为非;百姓安泰,并得其所。”[41]从中看到的只是韩愈的一片公心,并无“褊私”“偏见”可言。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尝有“史学即史料学”的著名判断,其《史料论略》云:“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也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42]我们的史学家,不正是违背了前贤的教导吗?史料如果不利于自己“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即不相信这个史料而另立“文辞”,另为“社会学”,其对史料的态度,何其苟简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