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一 当代诗歌[1]现象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左翼文学”研究的热潮，“十七年”文学作为“左翼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地也备受一些学者关注。这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文学”“纯文学”所建构的文学神话的一种解构，又是对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复杂关系进行的一次学理反思。然而，在“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格局中出现了一种“冷热不均”的状况，具体表现为：文学思潮和小说研究“热”，而诗歌、散文和戏剧研究“冷”。“十七年”诗歌研究之所以遭受冷遇，一方面是因为受20世纪90年代诗歌边缘化潮流的影响，“衡量文学成就所依据的成果，有几乎由小说来承担的趋势，诗歌变得可有可无”[2]，研究者因之逐渐转移了研究视点；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难以在“十七年”诗歌中实现对“文学性”追求，难以充分实现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相互激发局面有关。当然，并不“热闹”的“十七年”诗歌研究背后，也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十七年”诗歌的问题研究方面。近些年来，“十七年”诗歌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不是将诗歌置于某种预设的逻辑框架中，以特定的知识谱系对其特性、意义等进行客观评价和历史定位，而是让诗歌重返历史现场，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语境中，研究主体力求拓展历史的反思空间，努力解开诗歌与国家意识形态、文艺体制、诗歌传统、生产机制等相互关联乃至缠绕的种种问题。可以说，通过发掘诗歌发展中各种复杂因素，不断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成为学界有效推进“十七年”诗歌研究的重要方式。迄今为止，国内一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扎实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留下了大量有待进一步开掘的问题。

“十七年”诗歌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问题新诗史”的写作之中。在众多的新诗史著作中，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和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三部著作，都是“问题新诗史”的代表。这些诗歌史在叙述中为历史搭建对话和反思平台，以新的视角观察诗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以“问题”穿透“历史”。

《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中“十七年新诗”部分，异常关注“十七年”诗歌生成和发展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的重大转折，以及由此带来的诗歌构成关系的重组，诗歌道路的重新选择，诗歌观念和诗体形态的转变，诗人的时代转型，等等。与“平面”描述诗歌事件、诗歌流派、诗歌文本的诗歌史叙述不同，该著力求切入“新的人民的诗歌”发展历史的具体形态，呈现历史复杂和多元景观，采取立体化历史结构方式，揭示“十七年”诗歌的复杂生成机制，展示诗歌文体流变，厘清“十七年”诗歌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十七年”诗歌与传统关系问题、诗歌经典问题、诗人身份和存在方式问题等。这种考察诗歌“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实是如何成为事实”的知识考古方式，有效地避免了“十七年”诗歌中的重要现象、经典文本抽离具体且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而被“本质化”的危险，使得各种矛盾或对立因素相互纠结状况与转化的可能及限度得到充分展示，诗歌发展的各种问题或症结也在历史叙述中被审查与反思。显然，著者放弃以一种统一和普遍的标尺来评述文学现象和审定作家作品的做法，努力在纵横交错的政治文化脉络中将“十七年”诗歌“重新历史化”，重点聚焦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形态和结构形成与变化的内在理路，及其产生这种现象的文化、文学、社会和政治因素，这种诗歌史观念无疑为“十七年”诗歌研究开辟了一个“非本质化”的空间——一个有意强化与诗歌相关联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敞开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十七年”诗歌历史“非连续性”的部分被重新打捞，“矛盾”被充分呈现，“差异”获得理解与尊重，“体制”得到拷问，诗歌超越审美的特性赢得了自身的位置与独特价值。当然，以问题为切入点，同样使新诗史的编撰体例发生了显著变化，和“依据意识形态的尺度划分时期，厘定等级，评价作品，分配荣誉，树立典范”[3]的新诗史不同，《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则有意打破新诗史编撰成规，把“诗歌现象”“诗人身份”“诗歌事件”“诗歌经典”等作为“问题类型”，引入“十七年”诗歌史的叙述之中，并通过问题结构新诗史。由于论者从“思潮”而非“诗美”视角观照诗歌问题，“十七年”诗歌为此拥有了有别于其他时期的困境与难题，这种研究理路使诗歌研究走出以“诗美”为唯一价值标尺的狭窄的“视界”，获得新的可能性。当然，正如论者坦言，在诗歌史编写过程中，“‘文学史的尺度’和‘文学的尺度’经常发生龃龉、冲突”[4]，有时论者所持有的“文学的尺度”潜在地影响了其对问题思辨可能达到的深度。

如果说《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主要在“考察某些诗歌潮流、诗歌秩序生成、构造的状况”[5]中探察“十七年”诗歌的问题，那么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则从“十七年”诗歌生成发展中出现的复杂现象出发，论及时代转型引发的文人心态与政治身份、时代压力与精神操守、个体生存与社会承担、诗与现实、身份构成与文化选择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常常使一些诗人陷入尴尬的境地，有时还必须做出痛苦或艰难的选择，这是不同阵营的现代诗人进入当代后实施自我蜕变时所遭遇的难题。

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提出“从问题出发”，“开放求索的过程，观察解构与建构的矛盾”，“力求理解20世纪现代汉语诗歌的丰富与复杂”[6]。论者选择胡风《时间开始了》、何其芳《回答》、郭小川诗歌、“政治抒情诗”和“新民歌”作为“观察点”，认为“十七年”诗歌演变过程中充满矛盾与分裂，“新与旧”“传统与现代”“都市记忆与乡村情结”“个人与时代”“自我与大众”“主流意识形态与艺术个性”等诸多矛盾，不仅使“十七年”诗歌秩序建构变得复杂与艰难，也使诗人的自我蜕变与新生愈加痛苦与犹豫。

除“问题新诗史”之外，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十七年”诗歌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独特现象：一是“十七年”诗歌与文学期刊关系问题。连敏的博士论文《〈诗刊〉（1957—1964）研究》以（1957—1964年）《诗刊》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的细读”方式和新历史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方法，运用“社会学、传播学、统计学”知识，力求呈现20世纪50—60年代《诗刊》发展的整体脉络，“揭示在特定年代的诗歌场域中新诗的功能、特征、形象等问题”[7]。这种通过研究诗歌期刊重返诗歌现场的方式，有利于探察“十七年”诗歌生成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十七年”诗歌与政治文化关系问题。张立群的《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文化》一文提出“十七年”诗歌研究必须走出狭隘的“政治决定论思维”[8]，而应从“政治文化”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十七年”诗歌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论文的“切入点”和研究思路对“十七年”诗歌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三是“十七年”诗歌的审美问题。赵金钟《论十七年诗对结构的放逐——中国当代诗歌检讨之一》认为“十七年诗在艺术上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诗’的结构的缺失，缺失的根本原因是惰性思维和非诗理念的制约以及不懂得艺术创作的陌生化原则”[9]。这是从纯审美角度观照“十七年”诗歌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由于论者预设了某种理想审美范式，把“十七年”诗歌创作当作一种失败的存在，因而对问题的揭示也流于浅表化。四是当代诗歌观念转变问题。王光明的《论中国当代诗歌观念的转变》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往基于城市文明背景的诗歌观念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实现彻底转变成为一种时代必然，“诗歌观念”的转变不但使当代诗歌的抒情观点、形式技巧、诗人身份和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发生重要变化，而且也改变了新诗思想趣味和艺术背景。论者从现代性角度考察20世纪50年代诗歌观念转变内在理路和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为“十七年”诗歌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五是“新民歌运动”研究。谢保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通过对“新民歌运动”的“发动、开展以及落潮整个过程的描述与呈现”，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和纠葛”[10]，论者通过史料的深入挖掘和重新整合，来呈现这场运动的复杂性，是近年来研究“新民歌运动”的一篇力作。张桃洲《论“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则重新审视现代诗歌与“大众化”关系来解开“新民歌运动”的诗学症结：“‘大众化’努力最终以远离真正的‘大众化’为结局。”[11]这种从诗歌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发现“十七年”诗歌发展的某些内部根源，也是一种较新的研究视角。

从前述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十七年”诗歌研究整体现状和态势体现为：一是诗歌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明显增强；二是研究者试图回到诗歌的历史腹地，呈现诗歌生成与发展的复杂性，并努力寻找进入“十七年”诗歌研究的新的“切入点”；三是相较于“十七年”小说或思潮研究，“十七年”诗歌研究还很不成熟——许多问题仍被遮蔽，诸多“有意味”现象尚未得到认真研究，在20世纪中国大陆新诗的整体研究格局中，“十七年”诗歌还处在不被关注和重视的边缘化境地，因而把“十七年”诗歌当作一个研究整体进行学理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仍然鲜见。

在“政治——文化”相互胶合的年代里，“十七年”诗歌肩负着建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时代重托，不断对审美实施超越，不断剥离自身所包含的不纯粹因素，不断激发“追新求变”的创新冲动，是“十七年”诗歌在重构时代民族文化理性过程中所体现的时代特性，这些特性既拓宽了“十七年”诗歌的生长空间，同时又使其陷入一个未知且充满危机的险境。为此，考察“十七年”诗歌生成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诗歌为何呈现这种状态并且只能是这种状态，还能有效揭示“十七年”诗歌为实现超越的梦想所遭遇的复杂难题以及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又可以体察时代文化语境急剧“震荡”年代诗人的生存状态、书写方式和心态构成，窥探时代侧影中知识分子（诗人）的真实灵魂。

二 深化当代诗歌现象研究的方法及思路

基于前述原因，文章拟从当代诗歌诗学资源整合、诗歌文本生产、诗歌“争鸣”、诗歌经典生成和诗人的主体转型五种现象入手，深化当代诗歌现象研究。

一是当代诗歌诗学资源整合现象研究。在“政治—文化”“一体化”年代，当代诗歌与其周边诗学资源之间的传承递变关系比其他时期更为复杂。“十七年”诗歌诗学资源是一种“有向度敞开”的资源，当时人们采取“向度化、区隔化和等级化”方式，形成一种较为有效的“资源选择”机制。在文学急剧政治化的年代，如何选择、吸收、转化和发展“有益”的资源，如何防范“不健康”资源的入侵，如何整合各种资源创造“新的人民的诗歌”，都是“十七年”诗歌成长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一系列复杂的难题。

二是当代诗歌文本生产现象研究。就“十七年”诗歌生产机制而言，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尤为重要。其一，“政治文化运动”与诗歌“生产”。“政治文化运动”既是诗歌生产的“原动力”，又是诗歌形态转换的“外驱力”，它极大地影响诗人想象空间建构的可能及限度。其二，诗歌传播与诗歌生产。“十七年”诗歌的传播文本实现了由“可写性”文本向“可听性”文本的转换，这种文本超越了“可写性”文本的特征，呈现出一种独特风貌。其三，“工农兵”的阅读与诗歌生产。“工农兵”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拟想读者”，其符号化和“本质化”的审美趣味及其所拥有的象征权力极大地影响了创作主体的诗歌生产。

三是当代诗歌“争鸣”现象研究。在“十七年”诗歌演进进程中，产生了许多具有争议的诗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鸣事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文化语境中，诗歌争鸣空间常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艺政策以及“人事纠葛”的影响，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同时，倾斜的争鸣空间造成了“争鸣主体”的不平等性，在“不平等”的论争中，诗歌争鸣常常演化为“诗歌批判”。这种诗歌批判具有探索、监督、引导和惩戒功能，其意义在于实现传统“祛魅”，建构理想的诗歌范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十七年”诗歌争鸣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争鸣机制，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星星》诗歌争鸣事件正是这一争鸣机制的有效展开与实施。

四是当代诗歌经典生成现象研究。在“十七年”文学中，文学经典是事关文学秩序重建和话语权力重新分配的重要问题。经典指认和经典打造是“十七年”诗歌经典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其一，现代诗歌经典的“解构”与“重构”问题。现代诗歌经典的再指认是重建“当代”诗歌秩序的一项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以及臧克家所编《中国新诗选》和“诗人自选集”中诗歌的“增与删”情况，都反映了现代诗歌经典的当代变动轨迹和经典理念的变迁。其二，“当代”诗歌经典的打造问题。打造“当代”诗歌经典是引导诗歌发展的重要途径，影响“当代”诗歌经典成长因素有很多，比如权力的影响、意识形态的褒扬、版本的修改、文学史的助推，都使得当代诗歌经典在动态变动中逐渐生成。“新经典”的建构处在庞大的文化网络中，必然与各种文化发生摩擦，同时也必须承受各种压力。

五是当代诗人主体转型现象研究。在20世纪40—50年代，一大批作家都面临主体转型的问题。文章选择穆旦、艾青和郭小川为研究个案，深入揭示20世纪50—60年代诗歌创作主体的转型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多维关系。重点考察这一时期穆旦主体转型过程中时代“震荡”与知识分子抗争方式的艰难选择，以及艾青作为国家权力主体想象的“他者”，其主体意识和形象的复杂生成与建构，着力勘察新中国成立后郭小川的焦虑心态和主体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

注释

[1]本书特指1949—1966年中国大陆诗歌，又称“十七年”诗歌。

[2]洪子诚：《当代诗歌的“边缘化”问题》，《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3]王光明：《“锁定”历史，还是开放问题？——关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文艺研究》2003年第1期。

[4]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6]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7]连敏：《〈诗刊〉（1957—1964）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第6页。

[8]张立群：《论“十七年诗歌与政治文化”》，《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1期。

[9]赵金钟：《论十七年诗对结构的放逐——中国当代诗歌检讨之一》，《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0]谢保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11]张桃洲：《论“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关于新诗发展的一个症结性难题》，《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