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中国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的发展正处于成熟期，从20世纪80年代高等院校开始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到现阶段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形成了许多有特色的发展模式，尤其以上海、广州、北京、深圳等地的社会工作发展为典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我国的国情相符，在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中逐步形成了一支社会服务的专业力量，能够很好地回应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行过分析，认为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必须在社会不同主体的共同努力下重构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保障体制，其中之一就是要建立一支社会保障专业队伍。经过20余年的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福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起社会服务输送的功能。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始于2003年前后的上海。我有幸在上海参与和见证了整个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全过程。2003年1月，上海市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职业化的社会工作制度”，并很快在全国率先颁布了有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地方规定。2004年，我参与起草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布的《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还主编了《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资格二级一级）考试培训教材。自此，各个省（区、市）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社会工作的发展伴随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发挥着回应居民需要、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功能，其发展正处于早期阶段，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实务活动的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实务能力培养之间脱节；社会工作发展中政府主导有余而民间参与相对不足；国家整体性推进战略与地区差别化发展现实之间存在矛盾；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与公众认同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职业社工培养中价值理念与实务技巧错位；在全球化共识中培育本土化的社工模式还面临许多困难；城市社会工作与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严重不平衡；大量社会工作服务缺乏有效的督导与评估；社会工作者机构本位与案主本位的关系一时还难以厘清。这些挑战极大制约了社会服务供给的质量，如开始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时候，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成立社会工作机构承接社会工作服务，从理论逐步走向实务，但初期二者可能是脱节的。高校注重理论教育，缺乏实务训练。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我国政府主导推动的结果，也导致资源单向依赖，社会组织活力不足。诸多的问题需要在实务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学者们的经验总结中同步解决。

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反映了我国社会建设的程度和状态，社区和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的前沿阵地，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要求建立一个中间地带，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解决社会矛盾。从西方公共服务理论来看，大量有能力的非营利组织是应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因此西方学者倡导第三方治理的路径，强调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我国社会发展的程度还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在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上还处于模糊不清、尴尬的状态，社会组织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政府。社会组织在治理结构上还不甚透明，导致出现公信力危机，公众信任感减弱。同时，在推行政府购买服务之后，社会组织的运作策略又过于偏向市场化，导致偏离社会的方向。社会组织发展的程度与我国国情密切相关，资源大量集中于政府，双重管理体制也一直约束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当然，我国有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国情，建立一套独立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并不适应现阶段的发展，但如何建设具有较强服务供给能力的社会组织应当是现阶段努力的方向。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服务的供给水平，但已有的理论研究总结还较为欠缺，黄晓星等学者的著作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对社会服务供给研究的有益尝试。我和晓星在不同的场合碰面，包括中国社会学年会上我主办的论坛，以及参加他负责筹办的中山大学城市社会研究前沿论坛，就相关问题进行研讨。作为年轻学者，他对学术有较为执着的追求，在社区研究、城市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造诣，在国内权威刊物《社会学研究》上已经发表论文多篇。本书是他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他基于七八年的跟踪研究，讨论了社会服务供给，资料翔实、条理清楚、结论可信。

从全书来看，本书沿着治理情境、专业制度的路径进行分析，从研究问题、文献到结论都紧密扣连。本书提出了将过渡治理情境作为对社会服务领域治理情境的概括分析，有较高的洞察力。社会服务领域与经济领域不同，也与行政事务领域不同。创新社会治理是一种过渡形态，我国不同城市的试点都充分显示了这种特点，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再逐步形成另外一种模式。同时，社会服务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很难被切割成不同的目标。这种过渡的特征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试错”的空间，也给社会组织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自主性，从2004年到2015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则可见一斑。但同时也给社会组织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社会组织对自身角色和定位不清晰。过渡治理情境是从理论对话中提出的分析概念，在正文中作者对社会组织的定位、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等方面做了较全面的分析。

单纯从治理情境进行分析，可能还不够，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引入了治理情境和专业制度的互动。由于这种过渡的特征，专业的发展也打开了一个窗口，社会服务组织能够基于专业的判断提供一定的服务。本书的洞见是，这种自由裁量权在专业发展不充分的情境下，反倒可能产生一定的消极性，抑制了其积极性。其中有管理主义的过度影响，也有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问题。书中提及的“活动化”“指标化”等状况在不同城市都有所体现。治理情境和专业制度的互动产生了现阶段可能存在的社会服务困境，不同主体对社会服务出现各种批评，也推动了社会服务进一步转型和发展。

广州市是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发展先行先试的示范点，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积累了较多的实务经验，在摸索中逐步发展成熟，这些经验也促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的产生。本书基于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经验研究，有着较为扎实的实务工作和经验研究基础。虽然社会工作、社会组织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本书也指明了一个积极乐观的方向，即基于社区的整合实务的探讨，以及发展协同合作的服务供给思路。

本人对作者的判断表示赞同，对于一个城市社会服务的扎实分析能够深度描述和理解中国社会服务的发展，作者也力图将个案分析置于中国发展的大情境之中，尝试走出个案本身来进行更宏大视野的分析，这与作者一贯的学术勇气和理论自信是分不开的。虽然部分章节的分析还有待深入及进一步的理论推敲，但字里行间都能够彰显作者的学术功力，以及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能与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社会服务供给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可能会有更多、更深入的发现，由此也能够进一步优化大都市的社会服务供给，我们也时刻期待此类成果的出现。

是为序。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文军

2020年3月13日·上海金沙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