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维度性格优势模型及测量

总的来说，VIA优势分类系统从心理学和跨文化的角度为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即性格优势，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这些性格优势与诸多涉及个体积极成长和发展的变量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关系（见表2-1）。

表2-1 性格优势以及相关变量

表2-1 性格优势以及相关变量-续表

然而，正如上一章所述，现有文献表明24种性格优势的因子结构并不能完全拟合理论框架中的六种分类。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得出了多种不同的结构，包括五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和双因子模型（如Brdar & Kashdan，2010；Khumalo et al.，2008；Macdonald et al.，2008；Shryack et al.，2010）。例如，Brdar 和 Kashdan（2010）探究了性格优势及其与幸福指数的关系，以881名克罗地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二阶主成分分析、平行分析和MAP测试（Minimum Average Partial）共同决定因子数，得到了四因子模型，即人际优势、坚韧、生命力、谨慎，随后进行了四因子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各因子的意义均得到了有效验证。另有一项以256名非洲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在非洲文化背景下所进行的优势研究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了三因子模型，且这些因子与幸福指数的相关性分析展现了良好的效标效度（Khumalo et al.，2008）。以123名澳洲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通过二阶因子分析发现，VIA优势问卷并不是六因子模型，而是同时出现了一因子和四因子模型（Macdonald et al.，2008）。还有研究采用332个成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辅之以碎石图和平行分析，最终结果表明三因子或四因子模型均达到模型最优解，而不是理论设定的六因子模型（Shryack et al.，2010）。

这些不一致的发现意味着性格优势的潜在结构存在跨文化差异的可能性。Kristjánsson（2010）批判性地审视了积极心理学的相关议题，他认为，由于现有的文化和社会规范差异，VIA优势分类系统中各个性格优势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不够明确。以前的研究人员在探讨多元文化对心理学有关概念的影响时，已经意识到了在测量诸如性格优势这一类概念时的文化和社会规范问题（Leong et al.，2010）。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方法是一种可以帮助研究者控制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可靠方法，采用这一方法能够发展出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性格优势结构模型及其测量工具。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研究来探索并逐步构建起一个可能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性格优势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