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抗日战争的烽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创伤与变化。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抗战史研究推进与深化的可能方向在哪里？一方面，或应以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将中国抗日战争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脉络中观察与叙述，讨论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具体角色与付出，让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走出国门，为世界所广泛知晓和理解。另一方面，中国幅员如此辽阔，抗日战争研究也需要在中国的各个区域“落地”，深入考察抗战时期每一个区域发生的显著与潜在的变化、地方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与消长，探讨地方社会在战争中经历了怎样的秩序破坏与重建。事实上，这两方面的努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抗战史研究的全球学术视野和在区域内“落地”应是互为奥援的。正如魏斐德教授所说的，地方史、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没有一条简单明了的界线，各个地区发生的历史编织进入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1]
本书致力于将抗战研究在华东这一区域内“落地”，同时关注华东与华东之外的联结。本书涉及的华东地区，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地区。明清以来，以江南为核心的华东地区经济文化发达，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明清两朝至南京国民政府的数百年里均为重要的财赋之区。东西走向的长江、钱塘江、淮河，南北走向的京杭运河与众多河流，近代修建的津浦、京沪、沪杭、杭甬铁路，构成了华东繁密的交通运输网，使华东经济长期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华东地区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抗战爆发后大部分地区较早被日军占领。以往学术界基本将华东地区作为沦陷区对待，研究模式和视角较为单一。事实上，在抗战变局中，历史的真实图景要丰富和复杂得多，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也需进一步拓展与更新。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在华东地区获得很大发展。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从江西南昌迁至皖南岩寺，并做出向苏浙皖广大敌后地区发展的决策。新四军开到日军已经占领的敌后地区进行抗日斗争，不仅符合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首要任务，也避免了在抗战大后方与国民党军争地盘的嫌疑。1938年4月，在国民政府第三战区的要求下，粟裕组建新四军先遣队，到苏南沦陷区执行侦察任务。1939年，陈毅和粟裕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张云逸率皖南一部越过长江，成立江北游击纵队。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到长江以北的庐江县视察，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辖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陈毅领导的苏南部队，进一步北越长江，会同由华北南下的八路军共同建立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苏南部队的一支还经浦东地区跨越钱塘江，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至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在江苏、安徽和浙江境内都获得了有力发展。
另外，国民政府西撤时，在华东留置了相当多的军政力量。虽然国民政府在日军的强势进攻下，不得不放弃首都南京，迁都重庆，但浙江、江苏和安徽的省政府依然在各省境内坚持抗战。浙江省政府在省会杭州被占后，迁至金华永康办公，继续维持对浙东的治理并领导浙江抗战。钱塘江以东、以南的浙东地区，至1941年宁绍战役、1942年浙赣战役后，逐渐被日军占领，但浙南和浙西南很多山区仍属国统区。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后，一部沿津浦路向北。江苏省政府从苏南的镇江先后迁至长江以北的扬州、淮阴。韩德勤于1939年起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在以兴化为中心的地区勉力维持。安徽在战时属于桂系主导的第五战区，先后由李宗仁、廖磊和李品仙担任省政府主席，依托大别山区坚持抗战。浙江、江苏和安徽各省政府的存在，对日军和汪伪政府的政治统治构成威胁，对省内沦陷区的经营也未停止。另外，由顾祝同担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辖浙江、江苏、福建和皖南地区，司令部驻在皖南屯溪（后迁至江西铅山），在抗战时期领导第三战区的军事作战。
可见，战时华东上演着丰富的、多层次的抗战场景，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区域光谱。日益发展中的新四军、留置的国民政府军政力量，在华东与日伪军、汪伪政府竞逐，军政博弈，此消彼长。在日伪军占优势的苏南、浙西，有中共进行的反“清乡”，也有国民党军开展的游击战；在日伪军不占优势的苏中、苏北腹地，有国共之间的军政较量；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都较强势的浙东，中共一直在寻求生存、发展之道；在华东日渐缩小的国统区，政府为筹措军粮殚精竭虑。同时，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在华东的表现，又和整个中国战场、战时中国社会的演变有关。本书力图展现华东一个个地方在抗战期间经历的独特而又蕴含普遍性的故事，以丰满华东抗战史的既有论述。考察过程特别观照但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华东各区域的山川地理。战火所及，也是军政力量之所及；战火所止，往往是一座山脉、一个城市、一条河流。因为山之两侧、河之两岸被不同军政力量所占据，一个个地方与外界的交流减少，变得更加“内向”了。日军机械化程度较高，且往往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但其兵力有限，一般而言倾向于占领城市、平原与交通线；中国军队则退守丘陵和山区。如1937年底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了浙江省省会杭州及杭嘉湖平原，铁蹄止于钱塘江一线。时至1941年4～5月，日军才越过钱塘江，占领宁绍平原。若再向南推进，浙中南、闽北、赣东均为山区，占领与维持秩序的难度和成本较大，所以又暂时停止。浙西的东部是杭嘉湖平原，西部是天目山区，日军也仅占领了浙西富裕的杭嘉湖平原。迁至钱塘江以南的浙江省政府，在钱塘江以北的天目山区禅源寺设置浙西行署，统领杭嘉湖平原的游击战。天目山易守难攻，浙西行署一直存在至抗战胜利。中共力量从苏南经浦东越过钱塘江，能在浙东三北地区（姚北、慈北、镇北）立足，亦是由三北地区四面环水、相对独立的环境决定的。后来中共武装至四明山区发展，四明山位于日伪军与退守的国民党军之间，与会稽山、三北地区互为犄角，逐渐成为浙东新四军的重要根据地。1944年春，中共武装受到国民党军“围剿”，主动跳出四明山区，进入会稽山区和三北地区发展，后又回到四明山区。这些抉择均与地理有关。韩德勤领导江苏省政府在兴化坚持，与兴化水网密布，且远离长江航道和京杭运河有关。安徽省政府设在立煌（今金寨县），也是因其背靠大别山区。直至1944年，立煌才被日军彻底占领。本书涉及的苏北、苏南、浙东、浙西、宁绍平原均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地形或为山地，或为平原。这些山川地理因素，与其是否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是否能坚持游击战，以及中共是否能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都密切相关。事实上，山川地理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个利用和腾挪的空间，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局限与挑战。越是在平原地带，人口越多、物产越丰富，争夺也越激烈。
其次是华东各地力量的变化。战争中的较量与输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在探讨各方势力博弈和变化时，首先要观照力量的大小与运用程度。抗战期间，日军相对于国民党军与中共部队，处于强势地位，但对这种强势要有多层面的认识，包括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日军的主要战略目标、兵力上的捉襟见肘等。如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对于占领浙江沿海港口后是否撤出、诸暨战场用兵程度等问题，内部存在一定的争执与分歧。其最后放弃温州、台州，占领宁波、绍兴，是在充分估计自身力量及各区域战略价值、物产资源后的综合考量。从实力上言，日军基本可以占领他们想占领的港口、城市，但是并不能占领所有地方并予以固守。这些他们不能固守的地方，正是中共有可能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军有可能发展游击战的区域。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的苏北地区，日军力量最强，然后是留置的国民党军，几乎没有中共力量，但是到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力量最强，然后是日军，国民党军在1944年被迫退出了苏北，由此可见抗战变局中各方力量之消长变化。抗战中后期，苏南的日伪军、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都面临财政困难、通货膨胀等问题，谁能勉力维持，谁便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再次是战争中的日常。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华东地区是主要战场，但抗战中后期，华东正面战场上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军事冲突大大减少，抗战之“战争”意味逐渐淡去。宁绍战役中，绍兴突然沦陷，很重要的原因是日军提前做了精密设计和细致准备，而国民党军守备力量较为薄弱，并处于完全松懈的状态。随着战争的延宕持续，支持军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国民党军在前方面临后勤供应不足等各种困难，军风纪败坏，战斗力减弱。绍兴沦陷是突然发生的个案，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些长期积累、不能忽视的问题。可以说，前线的日常化在抗战中后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军粮征购，也是战时一个重要的常态问题。安徽叶集军粮案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国民政府的军粮征购如何在乡镇层级落地。这一案例展现了叶集军粮的主要承担者是镇上有资本、有土地的商家。可以说，战时国民政府向富裕大户征粮的政策或遭到抵制与转嫁，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或有偏差，但军粮征购欲收持久、稳定之成效，还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方符合常识。即使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也并不是时时处处在发生战争，所以应关注抗战时期的常态、常理与常情，这些以往忽视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由表及里、多层次地了解“战时”的含义。
最后，努力进入华东各个地方后，再“超越”地方。研究华东抗战，并不是将眼光仅仅局限于地方，而是致力于走进华东的一个个地方后再走出来，在历史研究的对象与议题上进行自觉的延伸与思考，以地方史编织出中国史。新四军从皖南到苏南，再到苏北、浙东的战略展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战时生存的面貌、发展的机制。从绍兴沦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抗战中后期宁绍前线的问题，更是整个国民党军在前线的疲沓和军风纪的败坏、走私的盛行。华东是研究的切入点，伴随着讨论问题的逐步展开和不同层次议题的出现，华东内部一个个地方和华东本身的边界（包括有形的地理边界和无形的议题边界）并非凝固的，而应是变动的。超越地方经验，是要在细致深入地研究战时地方社会的基础上，在问题意识方面保持超越具象的探索愿望，在空间上看到各个地方此处相同、彼处又不同的多层次面相，在时间上看到地方保有的历史连贯性，在结构上看到一个看似地方内的小问题实质上包含着与外界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与共振，从而去关怀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重要问题，[2]走向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展现出民族主义的激荡、国共和日伪各方的竞争、前线与日常的交替。研究者需要突破以往抗战史研究将华东视为沦陷区的既有视角，注意到华东地区各方力量犬牙交错的现实，看到华东内部一个个地方的山川地理、社会经济特点和主要力量的变化，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同时，从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等多个层次，观察战争变局中的华东社会，发现战时较为显著的军事政治变动与藏匿其后的社会经济积淀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机制，捕捉华东地方社会经历的关键性事件和日常性变动及其原因。这也正是将抗战史研究在区域内落地的可能性和价值所在。
进一步言，抗战史研究致力于“落地”地方，实际上是落在地方社会中的人身上，这样的华东才是鲜活的，才是有生命的。
在战火里，生命的价值得以凸显。每一个人的生存随时随地可能受到威胁，忧虑、恐惧和亲人间的生离死别伴随着大多数人。在绍兴沦陷——城亡家破的那一刻，历史骤然凝结，人物命运随之改变。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驻守浙江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刘建绪、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到钱塘江南岸右翼指挥官何嶷、绍兴行政督察专员邢震南、绍兴县县长邓讱，再到绍兴城内的普通学生陶永铭、市民杨媗，因在绍兴沦陷中所负的责任、扮演的角色、承受的命运，很偶然地联系在了一起。绍兴沦陷是一桩突发事件，事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生死考验，暂时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绍兴沦陷后，负责军事的顾祝同为何嶷辩护，负责行政的黄绍竑为邢震南辩护，加剧了军政之间的矛盾和个人之间的恩怨，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地方大员的人选更换问题，何嶷和邢震南最后被处死，刘建绪调离，顾祝同和黄绍竑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而普通人陶永铭和杨媗紧张危险的逃难经历，亦值得记述。陶永铭回忆说，逃出绍兴城后，站在城南香炉峰上，泪眼北望，绍兴沦陷了，心中充满了强烈的家国俱失、哀恨并存的情绪。城破且家亡，哀痛之深，莫过于此。绍兴城里那些成功逃至租界、国统区的人们，对个人言，精神上相对舒心些，但由于失去了原有的财产和生计，物质上可能更为艰苦，对国家而言则是留存了抗战的血脉与希望。从绍兴中学生和市民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是芸芸众生如何经历严酷战火，怎样应对周遭巨变，选择努力生存下去。
相对于平时，战时的普通人需要做更多更重大的抉择，有些选择经过了深思熟虑，有些选择是匆忙之间不得已为之的当机立断，关系到个人和全家的生命。很多人的选择汇聚在一起，关乎着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一旦原来居住的城市和乡村被占领，国民政府统治土崩瓦解，是选择走，还是留？选择走的，是到近处暂时避难，还是远走大后方？留下来的，是选择反抗、隐忍还是配合？[3]配合亦有积极合作和消极配合之分，还有从配合到反抗或者从反抗到配合的转变。研究者需要切实展现与细心揣摩人物在战火中的处境、选择，及其对理想的坚守抑或放弃，这其中蕴含了人的本能、本性、情感，以及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
中共干部汪大铭在苏南进行反“清乡”时，正值年富力强，不过在紧张的战斗氛围、每天的行军转移中，经常生病，并因缺医少药和形势紧迫而得不到治疗。他留下的珍贵日记，让我们看到战斗的紧张状况，也看到生活的日常和苦乐，更看到玉汝于成的坚守。当然，艰苦的反“清乡”中，他的同事也偶有叛变者，映衬出汪大铭等人坚持之不易。每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我们看到千人千面、生动活泼的“个体性”，也会观察到一群人——如共产党干部的共有特征。上海沦陷后，印度尼西亚（下文简称“印尼”）侨商黄江泉没有听从朱家骅的强烈建议立刻前往重庆，而是坚持留在上海四处活动，因其心心念念的是黄氏家族在浦东和香港的产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尼被日军占领。黄氏家族掌门人黄宗孝被问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选择谁时，他不得不故作糊涂，回答选择孙中山。在变幻无常的战争年代，黄宗孝和黄江泉认为守护家族商业利益和全家老小平安胜过一切。黄氏家族因战前投资国内、捐赠救国飞机而获得爱国华侨的美名，在战时要坚守这一称号，特别是印尼被日军占领后，依然要与遥远的重庆国民政府共同进退，显得何其困难。他们与老友朱家骅之间发生分歧，友谊经受考验，中国国内的产业也损失殆尽，确是那个时代部分商人与企业家的写照。黄浦江畔，悲歌一曲。可以说，战争中人们的选择和命运更能触动和平年代读者的心灵，新四军战士在艰难困苦中有温馨的一面，富可敌国的爱国华侨有彷徨和绝望的时候，甚至有滑向汉奸的可能。
抗战时期是时间维度，华东的一个个地方——浙东、浙西、苏南、苏北、浦东、皖西是空间维度，而人是时空中的主角。[4]只有关注人在无情战火和艰危时刻的情感、行动与抉择，抗战史的叙述和研究才会更加富有生命力，从而引发读者长久的共鸣与思考。
从长时段的眼光看，抗战时期的华东面貌承接着明清、近代历史而来。我们把讨论问题的时间界定在抗战时期，但对于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和思考，需要大大地超越这个时期，认识到历史的连贯性。江南与附近地区是明清史和近现代史研究最有活力的区域之一。[5]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后，华东的大小城市和平原地带首先被日军占领。日伪军急于从这些富庶之区攫取税收和资源。不过，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国民政府留置的军政力量、日益发展中的新四军和各种民间力量不断在此与日伪博弈、竞逐。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积淀和地方社会的惯性，也深刻影响着战争年代的局势演变。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第三战区为何被称为“商战区”；陈毅向苏南东部争取“人枪款”的计划如何能实现；新四军走出皖南山地丘陵，向江淮平原水网地区的发展为何具有决定意义；绍兴城里的地方精英为什么要千方百计逃出沦陷的绍兴城，躲到上海租界，这些都与华东地区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对抗战时期华东的研究，不仅在抗日战争史的脉络中展开，也需上承学界对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历史研究的丰厚积累，分析战争年代的变与不变、战时与日常、军政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研究，也能“反哺”明清至今的华东（江南）历史研究，观察几百年来的江南社会经历了明清易代、太平天国运动和抗日战争等大战乱，如何应对、以何重建。
具体而言，本书上篇围绕新四军在长江南北的战略展开，讨论了抗战背景下，苏北、苏南和浙东各地新四军发展与壮大过程中各自面临的挑战。新四军所处地域不同，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也不尽一致。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时，要面对位于兴化和东台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力量；苏南是汪伪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这里的新四军在日伪军发动的“清乡”中经受了巨大损失和考验；浙东新四军部队面临国民党军和日伪军的双重压力，不得不对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开展又打又拉的统战工作。
全面抗战初期，新四军在皖南集结。鉴于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处于被国民党军包围的形势中，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长江以北地区（即华中地区）的战略。目前学界有关新四军发展华中的研究，运用的资料以新四军方面为主，主题或集中在发展华中的战略策略，或以相关重要战役（如黄桥战役等）和重要人物（如刘少奇、陈毅等）为对象，[6]缺乏利用国共两方面的资料，对双方进行从决策到实践、从政治博弈到军事交锋、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深入的考察。而且，绝大多数研究将新四军向苏北发展的过程论述得较为顺利。事实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国民政府、以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和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为代表的地方势力，都对新四军发展苏北有所因应，并进行阻挠。本书第一章利用国共双方资料，观察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向苏北发展过程中战略与实践层面之间的磨合调整、内部的分歧、来自国民党方面的阻力等，以期更好地把握新四军向苏北发展这一重要事件的全貌及具有的意义。在发展苏北的过程中，新四军与留置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斗争，既有军事层面的摩擦冲突，也有政治层面的运筹帷幄。中共方面基本能克服不同地域、不同军政负责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保证战略的协同性，并能充分动员当地社会力量，将发展苏北的方针贯彻到底。蒋介石本人对苏北的重视程度不够，敌后国民党军和地方力量亦各自为政，无法有效整合、互相援助，成为在交锋中失利的重要原因。新四军向苏北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和实践，显示1940年时国共双方的合作局面虽已危机重重，但仍勉力维持，映射出当时国共关系的基调和底线。
1940年夏，陈毅和粟裕率苏南主力部队北渡长江、发展苏北，苏南留置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由罗忠毅任司令、廖海涛任副司令。1941年2月苏南部队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汪伪政权建立后，日军希望通过这一政权加强在江苏、浙江等省已占领区域的“治安工作”，遂发动“清乡”。第一期“清乡”于1941年在苏南东部的吴县、常熟、太仓和昆山地区进行。1943年，日伪军又发动镇江地区的“清乡”，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位于这一区域。此前有关“清乡”的研究以日伪军为主体，[7]从新四军一方进行反“清乡”的研究较少。[8]本书第二章研究苏南新四军的反“清乡”，从共产党干部汪大铭的日记入手，用社会生活的视角观照紧张、危险、艰苦的革命斗争史，同时兼及展现江南地理、气候、饮食风貌等生动翔实的历史细节。日伪军在镇江地区发动“清乡”后，新四军主力第六师第十六旅跳出“清乡”区，留置精干队伍在“清乡”区内坚持斗争，汪大铭就是留置在“清乡”区的一名干部。通过他的日记，可切实探寻日伪“清乡”区共产党干部紧张作战、戎马倥偬的具体面相——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攻打日伪据点，开展群众工作，破坏封锁线竹篱笆等。经受反“清乡”历练的共产党干部，一方面得益于群众路线，另一方面依靠自身的吃苦耐劳和坚定机智，成为深水之鱼，实现在“清乡”区内长期坚持的目标，维持并打开了工作局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由此也约略可见共产党中层干部的培养与成长方式，以及在困难危险关头抗日根据地苦撑坚持的韧性。中共革命的成功，与这一大批干部的培养和成长密切相关。
1941年浙江宁绍战役后，延安指示苏南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立即派军政干部到浙东发动敌后游击战，在可能的条件下进一步建立抗日根据地。[9]第三章考察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非嫡系部队田岫山、张俊升两部的统战工作。此前已有一些研究涉及这一统战工作，[10]但在深入探讨统战工作的艰难性与复杂性，宏观把握抗日战争战时环境与浙东区域特征，以及系统利用海峡两岸档案资料方面，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当时的浙东中共部队在处于明显弱势的情况下，制定了灵活务实、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成功地统战了国民党军非嫡系的田岫山部和张俊升部，不但使自身力量逐步壮大，建立与巩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而且改变了浙东地区日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力量对比。可以说，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断调整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的工作方略，是1941年至1945年中共在浙东地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关键所在。
上篇三章按照地理上从北往南、时间上从前到后的顺序，探讨抗战变局中华东地区的中共和新四军。苏南新四军由皖南东来，此后主力部队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向苏北挺进，盐城成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的军部所在地。苏南抗日根据地经历日汪的“清乡”后，依然在逆境中屹立不倒，同时向东南发展，建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上篇在研究新四军的过程中，也始终关注同一地域中活跃的国民党军、日伪军和地方势力，注意利用国、共、日、伪多方资料，考察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与斗争，以及地方社会发生的变动，旨在揭示新四军是在怎样的时空与政治环境中不断发力、寻求生存与壮大之路，其间有内部分歧与矛盾，也有大大小小的挫折与失败，甚至有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最后各地的新四军均能坚持下来，发展壮大，形成战略共同体，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本书下篇主要探讨国民党方面在华东前线的战斗与日常、作为与不作为，具体包括正面战场的变化、敌后游击战的兴起与沉寂、军粮征收等，基本也是按照从北到南的地理空间和从前到后的时间顺序展开。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淞沪会战后最先沦陷的华东大城市。第四章探讨位于上海浦东的侨商企业中国酒精厂在抗战时期的浮沉，以及酒精厂的投资者印尼侨商黄氏家族的命运。以往有关黄氏家族的研究，以探讨家族企业的兴衰史为主，[11]在经济史和华侨史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力，但对抗战时期黄氏家族在重庆国民政府与日伪政权之间的政治抉择、对浦东沦陷区产业的维持与争取、家族与个人的命运等，较少涉及。这一章利用的核心资料是黄氏家族在中国的朋友、政治上的庇护者朱家骅的个人档案，以及黄氏家族自身的资料，借以管窥大商人在抗战变局中如何自处、着眼点与政治家有何不同，分析家族与个人在时代大势中的抗争与无奈，试图为侨商企业这样一个传统上属于经济史的议题，开辟出一条政治与经济视角结合研究的新路。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黄氏家族在上海浦东创办了远东地区最大的酒精厂——中国酒精厂。淞沪会战时，中国酒精厂的建筑受到部分破坏，但基础尚在。黄氏家族代表黄江泉留在上海，竭力维持酒精厂局面，不忍其落入日本人手中。早年在德国与黄氏家族结识的国民政府要员朱家骅，利用自身地位，以朋友之情对黄氏家族守望相助十数载，战前是锦上添花，战时是关心劝诫，战后亦无可奈何。抗战变局给华侨巨商带来的现实挑战，以及他们的选择与应对方策，不仅展现了企业家在时代大变动中如何协调自身工商利益与民族大义之间的关系，还能帮助研究者在处理抗日战争这样的宏大题材时，关注国家之中家族与个人的历史。
从上海往西南便是浙西杭嘉湖地区，淞沪会战后很快被日军占领。这里战前是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之一，沦陷后国民党军发动了敌后游击战。关于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总体研究，学界已有一定积累，[12]但对于国民党军在杭嘉湖沦陷区开展的游击战，研究甚少。[13]第五章探讨抗战前期国民党军在杭嘉湖地区的游击战，并非仅限于军事视角，事实上更关心的是国民党军游击战兴起的背景、开展的条件和走向沉寂的多方面原因。1937年底，日军占领浙江省省会杭州后，对于浙西地区军事上采取守势，留置兵力不多，正处于从军事占领到政治统治的转变中，日军试图借助伪政权的力量推行政策，但日伪联手一时还无法有效控制基层社会。游击战乘势而起，开展的条件还包括国民党正规军本身的素质与抗日的决心，相邻区域是否有整训基地，以及这些基地是否能提供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全面抗战初期浙西地区的游击战，因国民党军仍占有钱塘江以南以东的浙东地区和浙西西部的天目山区，军队可以进退自如，官兵斗志也比较昂扬，游击战展开较有成效，恢复了部分县级政权与乡镇保甲。不过，伪政权统治逐渐加强，民间兴起的游击队军纪不佳、缺乏统一指挥，加上正规军对民间游击队的整顿改编不力等因素，成为困扰国民政府高层和影响游击战深入开展的严重问题。由此可见，游击战的开展与政治形势、经济支持、地理环境、战时心理变迁都有关联，不能单纯从军事层面理解。浙西游击区的开辟，是浙江抗战的重要环节。研究游击战从兴起到沉寂的转变，不仅可以丰富抗战研究的地方性经验，亦可探寻沦陷区、游击区、国统区等语词中包含的变动而复杂的含义，及这些区域之间的关联——流动的军队、暗中存在的交通与物资运输管道、人员往来通道，各方势力或明或暗的冲突斗争与实力消长等，事实上这些均为战时中国的真实图景。
从浙西地区越过钱塘江，是浙东宁绍地区。抗战前期国民党军依托钱塘江天堑，维持钱塘江以东以南的统治。不过1941年宁绍战役后，宁绍平原失守，浙东门户洞开。有关宁绍战役的研究，并非抗战军事史研究领域的重点。[14]第六章考察的绍兴沦陷是宁绍战役的重要一环。绍兴城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突然沦陷，引起最高层的震怒。蒋介石决定彻查此事，绍兴沦陷之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军事委员会对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绍兴军政负责人等均施以重罚，蒋介石严令第三战区彻底整顿。绍兴沦陷，反映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军的军事失败和军政两方不能配合协调，还有抗战中后期前线的日常化问题、军风纪败坏、走私盛行等。随着时间的推演，前线的战争氛围和意味逐渐减少，支持军事的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凸显。国民党军长期驻守一地产生的军风纪问题、走私问题，在抗战中后期日益严重、积重难返。宁绍前线的军政疲沓情势，在抗战中后期的正面战场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抗战时期的军粮征收，是支持国民党军前线作战的重要经济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已有研究为战时军粮征收、征购提供了全局性视野和制度梳理。[15]第七章考察安徽西部霍邱县叶集镇的军粮案，[16]旨在通过一个微观视角，探讨军粮征购如何在乡镇层级落地，军粮征购数量与民众经济能力之间的关系，地方社会的能动性等，以期生动细致地展现战时军粮征购的地方场景。当我们接触这一案件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国民政府征粮的急迫、苛刻和不公，地方遂有强烈抗议、上达中央之举。叶集军粮案所反映的诸多问题，如征购对象并非仅针对有余粮的大户，还包括众多无地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征购价格大大低于市场价；要求承购者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等，均直指国民政府征粮的弊端。不过，深入叶集案的细节，还能发现军粮的主要承担者是叶集镇较为富裕的商家，他们的军粮承购数目，与拥有的资本额和不动产数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案件提醒我们：国民政府向富裕大户征粮的初衷或有难以贯彻之处，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或有偏差，基层社会的复杂性或难以一概而论，但征粮欲收持久、稳定的成效，仍需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最后要对这项研究所利用的史料略做说明。应当说，本书利用的政府档案、已刊资料集、书信、日记、报刊资料等各种类型的史料，并无价值高低之分，但存在如何综合运用和合理解读的问题。越丰富、多样化的史料，越有利于研究者看到历史上的众声喧哗，从而拓宽历史研究的视界、丰富历史面貌的层次。本书力图用政府档案和资料集中的大量军政史料构建战时宏大的历史场景，以日记、书信、回忆录、报刊资料等探讨普通人的行为与生活状况，将时空、事件和人物要素有机结合，丰满历史的骨架与血肉，尽可能地探讨战时华东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整体变动。书中运用的档案主要有四类：一是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和“粮食部档案”。“蒋中正总统档案”包含蒋介石与第三战区负责人顾祝同、第五战区负责人李宗仁、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和李品仙、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等人的大量来往电报。这些资料对于考察华东抗战的上层决策情况和地方军政变动有重要价值。该馆所藏“粮食部档案”因保管环境等原因，破损较为严重，未进行电子化。本书涉及的叶集军粮案档案保存完整，实为幸事，这也是笔者翻阅了很多军粮案档案后找到的较有代表性的、资料完整的案件。二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战史会档案”（一般称为七八七档案），保存了抗战时期全国（包括华东各地）军事作战方面的档案。三是浙江省档案馆所藏浙江省政府档案（1911～1949年，3760卷）和浙西行署档案（1938～1945年，122卷）。1937年12月，杭州被日军占领后，浙江省政府迁至金华，继续维持在浙东的统治并领导浙西抗战。1938年冬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浙西天目山区设立浙西行署，与浙西相关的施政计划、工作报告、统计报表、往来函电等均得以保存。四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朱家骅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战时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与华东各省国民党党务的发展关系深厚。作为印尼侨商黄氏家族的朋友、经济学家马寅初的同事同乡，“朱家骅档案”中保存的相关书信有力推动了黄氏家族和马寅初的研究。海内外档案的开放和电子化，为读者提供了便利的查阅条件，研究者也有责任充分利用这些已经公布的档案，着力推进学术研究。本书广泛利用的诸多资料集、日记、回忆录等，恕不一一举例分析其特点和价值。从档案、资料集到日记、书信、回忆录、文史资料、报纸杂志的综合利用，为的是扩充史料来源、丰富史料种类，用恰当的资料观照相应的问题，尽量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活动，呈现抗战变局中华东多种力量的博弈及其复杂性、曲折性，将一些传统的抗战军事史议题放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更为广泛的背景中追根溯源，尽量不让单一类型的史料蒙蔽我们的眼睛。
华东位处抗战前线，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并存，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和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三种政权并立，形势复杂多变，以地方为视角而不囿于地方，凸显历史论述的“分寸感”和人物的“在场感”，正是本书的取径和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研究值得努力的方向。
[1]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新星出版社，2017，第5页。
[2] 刘志伟谈道，我们对区域的理解，要有一个大历史的问题意识和宏观视野。例如我们研究珠江三角洲，总是要放在“山海之间”的框架里展开。（刘志伟：《区域史研究的旨趣与路径》，《借题发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245页）。
[3] 傅葆石在《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张霖译，三联书店，2012）中详细展现了上海沦陷后文人们的不同选择和生存样态。本书的讨论将涉及更广泛的阶层和人群。
[4] 侯旭东在一篇访谈中谈道：“我倡导开展历史上日常统治的研究，结论部分落脚在‘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其中的人包含了上至帝王，下及百姓的所有人，事亦不止是大事，更包括了各种反复发生的事务，乃至制度，试图以此拓宽史学研究的视界，重新将人置于研究的核心和出发点。”（侯旭东、周奇：《知常以观变——侯旭东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第183页）其中，“重新将人置于研究的核心和出发点”的表述，引人深思。
[5] 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经济社会领域影响比较大的有中国学者李伯重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和《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和刘石吉关于江南市镇的研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日本学者森正夫关于明清江南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研究［《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伍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和《“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后者提出将“地域社会”作为方法论概念］；岸本美绪的『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以江南地方社会为焦点，论述1644年明清交替前后百余年间的社会变动；等等。
[6] 以战略策略为主的研究有：王建国《新四军“发展华中”考辨》，《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王骅书、王祖奇：《新四军、八路军华中“连通”战略的缘起与逐步实现》，《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路晓龙：《“发展华中”战略方针下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决策互动——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中心的考察》，《盐城工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等等。研究重要战役和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论著有：新四军战史编委会编《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姚勇：《发展苏北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实现——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斗争中的历史贡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段星：《试论陈毅贯彻中共中央“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方针的卓越贡献》，《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王骅书、王祖奇：《陈毅对新四军战略重心北移的独特贡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等。陈永发在其英文著作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50-63）中，在吸收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原局1940年前后在华中地区的工作有所论述。
[7] 如余子道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古厩忠夫的《日军占领区的“清乡”与抗战》（池田诚编著《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求实出版社，1989）和曾凡云、王祖奇的《论日本对“清乡”活动的决策与主导》（《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8] 反“清乡”的研究，有曾凡云、王骅书的《新四军在江苏抗日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政策述论》（《盐城工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以及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苏南抗日斗争史稿编写组编的《苏南抗日斗争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也有部分涉及。
[9] 在浙东四明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即为浙东抗日根据地，代表性研究论著为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著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楼子芳主编的《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第七、第九章两章也有相关内容论及。
[10] 包括杨福茂《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讨田战役”》（《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胡新苗《浙东抗日根据地上层统战工作》（《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2期）和龙元平《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统战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2）。
[11]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日本学者吉原久仁夫主编、中国华侨史学者周南京翻译的《黄仲涵财团——东南亚第一个企业帝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包括4篇研究论文和黄氏家族成员的回忆录、访谈录。另外还有蔡仁龙的论文《黄仲涵家族与建源公司》（《南洋问题》1983年第1期）和周南京的论文《论黄仲涵财团的兴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12] 大陆方面的代表作为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战场研究（1937～1945）》（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系，2007）。台湾方面的代表作有刘凤翰的论文《论抗战时期国军游击队与敌后战场》（《近代中国》总第90期，1992年8月）和张玉法的论文《抗战时期的鲁苏战区》［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台北近代史学会，1996］。
[13] 相关专门研究几乎没有，在浙江抗战史研究中，楼子芳主编的《浙江抗日战争史》、张根福与岳钦韬合著的《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对浙西杭嘉湖沦陷区有所讨论。
[14] 相关论文有马登潮的《50年前的一场浩劫——宁绍战役述略》（《浙江档案》1991年第5期），篇幅较短；杨长岳主编的《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呈现了宁绍战役的全貌，书中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党军作战日志、战斗详报等，颇有价值，不过正如编者所说，该书主要任务在于整理编修史料。
[15] 相关专著有郝银侠的《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侯坤宏的《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供求问题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论文有汤水清等撰写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粮食供给》（《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张燕萍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粮供应评析》（《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郝银侠的《新视角：国民政府征实制度之再探讨》（《民国档案》2011年第2期）等，成果十分丰富。
[16] 有关安徽军粮的研究，有陈善本《1937～1945年国统区军粮问题探析——以安徽省为例》（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历史系，2007），以及陈雷《抗战时期安徽国统区的粮食管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按，叶集现为安徽六安地区的“叶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