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日本战败投降，这场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灾难。在这场规模巨大的侵略战争中，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同德国和意大利结成了法西斯军事同盟。“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1]的形成，对当时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远东国际关系发展和变化的进程。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2]到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日本对德军事同盟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轨迹始终围绕着在对外侵略和扩张中获取最大利益而展开。本书主要利用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详细分析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形成过程中，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发展和演变，揭示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意图，展现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

一 研究的目标与方法

本书研究目的主要是从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目的性和策略性的视角出发并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通过搜集和整理大量的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进行历史研究和逻辑思考，力图阐释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本书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德两国防共协定交涉与缔结问题、三国军事同盟交涉与形成问题、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及演变问题、日德联合军事作战问题、日德两国战略分歧问题，以及日德两国最终未进行实质性联合军事作战的原因，这是以往相关研究中未彻底解决的重要问题。本书通过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揭示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填补国内二战历史研究的局部缺口。

历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还原历史真相，并能够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日德意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形成，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世界和平体系。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经告诫我们：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日本和德国虽然对外都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日德两国在对侵略战争和侵略历史的认识上，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德国政府和民众能够正视纳粹德国时期的侵略罪行和侵略历史，并能够深刻地反省和反思纳粹德国对侵略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日本却杜撰出所谓的“殉国论”“解放战争论”“自卫战争论”“英美同罪论”等错误历史观，为否定侵华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进行辩护。[3]关于日德两国对侵略战争和侵略历史的不同认识态度，国内外学者从日德两国的文化因素、宗教信仰、政权基础、占领政策、地域环境等，多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研究。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因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文化形态和民族性格对日德两国战争史观的影响。日德两国由于具有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态，这是日德两国对侵略战争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心理的根本原因。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批判、理性、思辨、自我意识等民族性格，使德意志民众面对纳粹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能够理性地反思、坦白认罪；日本民族性格所折射出的一个现象是压抑负罪意识，在集团主义精神的强制下，个性认识变得极为暧昧，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使日本政府和民众不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否定以天皇名义发动的侵华战争。[4]

在对待侵略战争和侵略历史上，日德两国虽然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认识态度，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德两国为了实现各自的对外侵略目标结成了军事同盟。那么，日德两国是出于何种外交目的结成军事同盟，从缔结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形成过程中，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具有怎样的目的性和策略性，谋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从苏德开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德国都曾试图进行联合军事作战，但在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争中，日德两国最终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联合军事作战。关于日德两国最终并未进行实质性联合军事作战的原因，日本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从1936年11月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1940年9月日德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其间历时四年之久，日本和德国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联合军事作战，三国同盟实际是一种“虚假的同盟”。[5]这种“虚假的同盟”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的一种否定和辩护。

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日本的原始档案资料，理清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和发展脉络，还历史以原貌，并站在客观历史的角度，运用理性、公正的思维方法，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这对于回击当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侵华历史和否定侵略战争的错误历史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中国法官梅汝璈曾经指出：“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头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6]

本书研究的目标主要是探讨1936年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轨迹，揭示在对华侵略战争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战略中，日本谋求对德结盟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从而展现日德军事同盟关系的真实状态。本书选定的时间段为1936年到1941年，即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之所以要选定这一时间段，主要是由于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在政治、军事、思想、外交上集中体现的时期。正是日本同德国缔结了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才使日本的外交决策高层认为日本已经具备了在太平洋地区同英美相抗衡的实力，同时也认为是解决中国战场问题最重要的条件。于是，日本毅然选择把南进政策作为对外侵略扩张的最终目标。可以说，无论是同德国缔结防共协定，还是同德意缔结三国军事同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对外侵略扩张计划，而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政策，利用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力量压制美国，使美国放弃参战，最终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这是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最终目标。

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有极为浓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在选择德国作为同盟对象时，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和斗争。从广田弘毅内阁时期的对德防共协定交涉及最终缔结防共协定，从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的强化防共协定交涉到日德防共伙伴关系的确立，从平沼骐一郎内阁时期的强化防共协定交涉到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正式缔结三国军事同盟，当时，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之间在对德结盟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在无限膨胀的侵略和扩张欲望的驱使下，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最终在南进和北进政策选择上意见趋同，这是日德军事同盟最终能够形成的根本原因。为了更好地理解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要梳理和分析以下历史事实。

首先，从1936年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并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过程，无论是从缔结防共协定到强化防共协定交涉，还是从三国军事同盟交涉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德两国的联合军事作战计划，都始终围绕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目标而展开。具体而言，日本与德国缔结防共协定的主要目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希望借助德国的力量在远东地区牵制苏联，阻止苏联干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最终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二是日本为了实现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向西伯利亚地区入侵的北进政策，急于联合德国来制约苏联对北进政策的干涉，这是日本最终同德国缔结防共协定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经过了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5月诺门坎事件后[7]，日本改变了对德同盟政策，而是以强化防共协定为名再次对德进行军事同盟交涉。对德强化防共协定交涉主要体现在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和平沼骐一郎内阁时期，这一时期对德交涉同广田弘毅内阁时期的日德防共协定交涉相比，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日德两国表面上打着强化防共协定的幌子，但在具体的防卫对象上不仅包括苏联在内的共产国际社会，实际上还将英法美等国列入其中。在防卫对象上之所以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日本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并没有达到北进苏联的预期目标，这就使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上不得不进行调整，即由积极北进向消极北进转换。于是，在日本的外交决策中，以陆军为首的强化对德同盟交涉论开始成为当时日本的外交主流。但是，日本海军省担心进一步强化对德同盟交涉会加剧日美矛盾，便极力主张日德同盟的防卫对象不应包含英美两国，这与日本陆军省积极主张对德强化交涉存在意见分歧；再加之与德国的同盟交涉案中的防卫对象没有达成一致，日德间的强化防共协定交涉在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和平沼骐一郎内阁时期都没有最终实现。

第二、三次近卫文麿内阁的成立，是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转折点。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后，迅速地调整了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确立了把南进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的战略思想，仅同德意进行了三周左右的交涉便迅速地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三国同盟形成后，日本又在外相松冈洋右的主导下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积极进行策划，提出了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8]，并企图通过日德意苏“四国同盟”的力量压制美国，阻止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从而完成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计划，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这是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为了解决中日战争胶着化状态及实行南进战略，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真正目的。

其次，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德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战略分歧，这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最终未有效地策应德国，从西伯利亚出兵进攻苏联的主要原因。对日本而言，虽然同德国缔结了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但日本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对外侵略扩张目标，并不是帮助德国去进攻苏联，更不可能抽调大部分侵华日军从西伯利亚出兵参加欧洲战争。所以，无论是同德国缔结防共协定还是军事同盟，日本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借助德国的力量压制苏联和英美势力，最终完成日本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计划，这是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根本意图。

对德国来说，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日本军事力量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牵制苏联和英法美等国，从而使德国能够有效地在欧洲和非洲等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张。关于这一点，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月给希特勒的信函中曾指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必然要触犯法国与东欧诸盟国的利益，法国为了东欧盟国必然要与德国发生战争，法德战争的最终结果必然要引发英德战争，作为防范这一趋势发展的策略就是同日本和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如果德国同日本和意大利能够在军事上紧密合作，就能够起到牵制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样，英国在欧洲也不可能对法国给予充分的援助。”[9]从里宾特洛甫给希特勒的信函内容可以看出，不仅日本同德国结盟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策略性，德国同样也对日本的结盟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战略性，双方结成军事同盟的根本动机就是要互相利用对方，达到各自侵略和扩张的目的。正因为如此，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曾多次要求日本履行盟国义务，在军事上策应德国，从西伯利亚出兵进攻苏联，[10]但是，日本却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拒绝了德国的要求。

日本之所以不肯从西伯利亚出兵进攻苏联，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在张鼓蜂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日本曾对苏联进行的两次试探性进攻均以失败而告终，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是极为惨痛的教训。因此，在进攻苏联上，除非德国在苏德战场上具有决定性的胜算，否则日本不会轻易地进攻苏联。二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认为苏联的军事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欧洲战场，在中国战场和东北亚地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是日本实现南进目标的大好时机。因此，1941年春天，松冈洋右在访问柏林时，向德国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一定会忠于同盟国的利益，在未来的战争中与德国共同采取军事行动，会不断地调整在中苏边境的军事部署，并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防御力量，尤其会加大在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力量。[11]但是，日本最终并没有实质性地履行盟国义务，从西伯利亚出兵进攻苏联。三是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后，日本已经充分地意识到即使实现了北进战略，也根本无法解决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地区扩张中所需要的石油、有色金属、橡胶和棉花等战略资源上的困难。所以，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在1940年7月制定了《适应世界局势演变时局处理要纲》，毅然将南进战略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重点。[12]这是日本在苏德战场上未有效地策应德国的根本原因。

再次，日德两国虽然在具体的侵略战争中并未进行实质性的联合军事作战，但是，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和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对当时的远东国际关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在考察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影响时，一定要从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日德同盟关系的实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其中，不能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德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形成后，日本和德国曾为了有效地牵制苏联，以打击共产国际为名设立了日德军事委员会，积极实施日德空军提携计划，并不断地针对苏联进行军事情报交换。日德两国在上述方面的军事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日德防共协定规定的范围。二是日德防共协定的缔结，对日本侵华战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上，德国最终还是从对远东战略考虑，应日本之请求对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这对二战期间的中德关系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三是在苏德战场上，虽然日本最终并未从西伯利亚出兵有效地策应德国，但日本在中苏边境集结了大批关东军，这无形当中对当时的苏联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从以上事实来看，尽管日本并没有从西伯利亚出兵进攻苏联，但日本在中苏边界驻扎大批的关东军，对德国赢得苏德战场初期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3]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具有潜在的目的性和计划性的特点。从广田弘毅内阁时期的对德“薄墨外交”到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的日德防共伙伴关系的确立，从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内阁时期的对德强化防共协定的交涉，到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的日德同盟关系的确立及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交涉，都是围绕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计划而展开的。第二，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具有始终服务于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性和策略性的特点。具体而言，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始终与日本的北进战略和南进战略并行，同时谋求在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中对德结盟的最大利益需求，这是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根本目的。第三，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具有双重外交的特点。日本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一方面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战略出发，急于借助日德军事同盟的力量，达到牵制英法美等国在太平洋地区诸势力的目的；另一方面，日本又想利用德国力量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并企图利用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力量压制美国，迫使美国放弃参战，最终实现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这是日本对德同盟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双重外交的特点。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大量的日文原始档案资料，详细梳理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基本线索和脉络，探讨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演变轨迹，从而进一步揭示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本质特征。

首先，历史文献史料的分析、整理与研究相统一，将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放到东北亚国际关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进行全面考察。本书在对大量日文原始文献资料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案研究、对比分析等方法，通过对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全面分析和论证，考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国内背景和国际环境，阐述从广田弘毅内阁到东条英机内阁时期，日本各内阁对德同盟政策的决策理论、论证过程、决策过程、实施效果，以及不同内阁时期对德同盟政策的变化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同时，还借助对当时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的分析，阐释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变化对东北亚国际关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考察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历史时期内，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整体目标和战略思想，从而进一步阐释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实质特征。

其次，历史史实与史学理论并重，将日本外务、陆军和海军三省对德同盟政策的战略思想与日本整体对德同盟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史实对其展开全面的阐述和分析。通过对日文原始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从广田弘毅内阁到东条英机内阁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决策过程包含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集中体现在日本外务、陆军和海军三省间的矛盾和斗争。因此，本书突破了以往研究的界限，既注重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外交决策机制的整体把握，更注重对日本外务、陆军和海军三省的对德战略思想进行局部分析，以做到历史史实与史学理论相结合，全方位研究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再次，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本书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实证研究和宏观分析等方法，全面考察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依据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对日德军事同盟的交涉过程进行详细分析，在梳理清楚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把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研究放在一个动态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综合比较和考察，避免静止和孤立的分析，力图使研究内容由点及面、由浅至深、由个案到综合，既全面又多角度地还原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历史全貌，这样才能得出深层次的认识。例如，本书借鉴了国际关系学中有关外交决策与国家力量关系、国家战略与对外关系等理论，深入分析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与日本对外战略目标、国家利益需求，以及国际制约因素等相互依赖的国际现实之间的关系。另外，本书还通过一些会谈记录、日记、回忆录等原始档案资料，并借鉴了心理学中的某些理论和知识，阐释日本不同内阁时期对德同盟政策的外交决策要素，分析在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交涉过程中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当时的外交决策心理，尤其是外相有田八郎、松冈洋右等个人外交理念对当时日本外交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 研究的价值与着眼点

关于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使本书能够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在日本，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当时日本外交政策的当局者对日德同盟关系发表的时事评论性文章和外交记录，二是历史学者、国际关系学者、军事学者和社会学者对日德同盟关系进行的深入研究。从时事性评论文章和外交记录来看，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在当时日本外交决策机构中身居要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直接参与了日德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的交涉，有的甚至是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以，这些时事性评论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大部分是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视角来阐述日德同盟关系。正是这种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的影响，决定了这些时事评论性文章在阐述日德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时，并不可能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对这段历史事实进行公正的评价，但他们的观点和记录却鲜明地反映出当时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利益需求和变化过程。[14]历史学者、国际关系学者、军事学者和社会学者对日德同盟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期都有相关成果公开发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之路 开战外交史5 三国同盟·日苏中立条约》，对日本同德国缔结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的原因进行了阐述。[15]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21 日德意同盟·日苏中立条约》，认为日本外务省、海军省最终与陆军省在对外战略上意见趋同，这是最终确立积极南进政策的主要原因。[16]三宅正树著《日德意三国同盟研究》，是日本学界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专题研究的先驱之作，该书对日德缔结防共协定、防共协定强化问题、三国同盟交涉过程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和阐述，并指出日本同德意缔结军事同盟的最大动因是希望通过德国居间调停改善日苏关系，从而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协约”。[17]在日本学界，还有一些学者对日德意苏“四国同盟”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在表述形式上也存在不同的说法。[18]国内外学者虽然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德同盟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一些外交档案的解密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加之前期研究成果的积累较为薄弱，这就使得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不足，有的研究主要是在国际关系史、世界史和军事史研究中对日德同盟关系进行了概述，并未形成专题研究，也没有对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时期内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策略性和目的性进行深入研究。陈仁霞著《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是目前国内研究中德日三国关系的代表著作，该书利用大量的德国和民国原始档案资料，阐述了1936—1938年中德日三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并深刻剖析了这种变化对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和东北亚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19]另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不一一赘述。[20]

基于此，本书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日文原始档案资料，深入考察1936—1941年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阶段性变化特点，解读在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不断演变过程中日本对德结盟政策的不同角色定位，这对于日本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都大有裨益。从学术价值上来看，本书通过大量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理清从广田弘毅内阁到东条英机内阁时期各届内阁对德同盟政策的演变轨迹，展现日德同盟关系的实态。国内外学者虽然都曾对日德军事同盟问题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大部分研究成果仅对日德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的交涉过程进行了阐述，对当时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详细。本书重点探讨了从广田弘毅内阁到东条英机内阁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变化过程，尤其是围绕日德军事同盟的缔结问题日本外交决策机制中的矛盾和斗争。本书还对三国军事同盟形成后日德两国联合军事作战问题、战略部署问题，以及在具体的侵略战争中未进行实质性联合军事作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阐述来揭示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从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视角出发考察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一方面可以全面解读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本与中英美苏四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对日德同盟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其是这一时期东北亚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日本外交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研究，可以全面了解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形成这段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对远东国际关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来说，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德军事同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预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但是，由于原始档案资料的公布有一定的期限，一些原始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使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研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这是当前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本书通过搜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全面解读1936—1941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变化过程，在对日文原始档案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力求通过实证性的梳理和分析来阐释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目的，希望本书的研究是对东北亚国际关系史、近代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外交史研究的一份有益贡献。

本书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学整理价值。历史学的研究对原始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有更高的要求。本书运用的文献史料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文献资料是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主要有MT2、MT515、MT520、REEL106、S1、S26、S89-94、SP141、SP142、S487、SP144、WT7、WT27、WT44、WT48等，这些缩微胶卷详细记录了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德两国军事的交涉过程及变化结果，凸显了在整个交涉过程中日本不同内阁时期对德同盟政策的决策过程的变化和矛盾斗争，这些原始档案资料为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支撑。第二部分文献资料主要是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21]对外公布的有关日德防共协定、强化防共协定，以及三国军事同盟交涉过程和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等原始档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涉及1936年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德同盟关系的档案资料有1000余件。这些档案资料主要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内，并通过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以数字化形式对外进行公布。其中，国立公文书馆中保存的关于日德同盟关系的资料主要是日德防共协定交涉和缔结问题、日德意海军共同作战问题、日德意经济提携问题、日德军事同盟与日本南进问题、太平洋地区日德航空基地建立问题等。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的关于日德关系的资料主要是日德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交涉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主要记录了日德防共协定交涉过程、强化防共协定交涉过程和三国军事同盟交涉过程，是研究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重要的文献资料。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保存的关于日德关系的资料主要有日德在华航空提携问题、日德亚欧航空协定、日德陆军协定、日德航空联络关系协定、日德航空器材购入协定等，这些档案资料为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日德两国军事合作和共同军事行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第三部分文献资料是新公开出版的外交文书、会议记录、议事录、日记、档案资料汇编等。这些新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可以与新公布的档案资料起到互相印证、相互补充的作用。这部分文献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日本外务省编的《外交文书》，例如《日本外交文书 日德意三国同盟关系文件集》（2005年），《日本外交文书 太平洋战争》（1—3册，2010年），《日本外交文书 第二次欧洲大战与日本》第一册《日德意三国同盟·日苏中立条约》（2012年）、第二册《大战的诸相与对南方对策》（上、下，2013年）。二是会议速记录和国际法庭速记录，如《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录》（1946年）、《东京审判辩护方资料》（1995年）、《帝国会议众议院议事速记录》（1936—1940年）、《历代内阁总理大臣演说集》（1985年）。三是当时日本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与决策者的日记和回忆录等，如广田弘毅内阁外相有田八郎著《看人眼中之尘埃——外交问题回忆录》（讲谈社，1948年）、《人称愚蠢八郎——一个外交官的回忆》（光和堂，1959年），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外务次官大桥忠一著《太平洋战争由来记——松冈外交的真相》（原书房，1952年；读卖新闻社，1955年），松冈洋右助手斋藤良卫[22]著《被欺骗的历史——松冈与三国同盟的内幕》（读卖新闻社，1955年），林铣十郎内阁外相佐藤尚武著《回顾八十年》（时事通讯社，1963年），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福村出版，1965年），参谋本部编《杉山日记》（上、下，1967年），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著《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上法快男编，芙蓉书房，1981年），日本驻前苏联大使东乡茂德著《时代的一面——东乡茂德外交手记》（原书房，1985年），荻原延寿著《东乡茂德——传记与解说》（原书房，1985年）等。

从应用价值来看，首先，本书的研究可以为日本侵华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借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投降，在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中，整个中华民族几乎都被卷入这场侵略战争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侵华战争中，又交织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际背景。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并最终退出国联和世界裁军条约，同德国和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军事同盟，造成了太平洋地区的“无条约时代”。[23]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始终围绕对外侵略扩张目标而展开，同时交织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从广田弘毅内阁到东条英机内阁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存在不同时期的矛盾和变化。所以，从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视角来考察这段历史过程，对日本侵华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通过本书的研究，可以较全面理清1936年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外交决策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以及在不同内阁时期的外交决策过程中，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的矛盾斗争和变化，从而为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战史研究提供大量的佐证。其次，本书的研究可以为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提供历史借鉴。通过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诠释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形成，以及从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到日苏中立条约缔结的过程中，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目标始终是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展开的；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从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到1940年法国投降，德国在欧洲侵略势头的发展和变化，对日本外务省、海军省与陆军省在对德同盟政策上意见趋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通过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研究，可以全面地解读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轨迹，以及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重要影响。再次，本书本着“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原则，通过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变化过程进行全面解读，进一步揭示日德军事同盟关系的真实状态。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政策，毅然放弃了协调外交路线，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最终同德国和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军事同盟，并企图借助德国的力量实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以期借助日德意苏“四国同盟”的力量压制美国，使美国放弃参加战争，最终完成对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24]本书通过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进行全面解读，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和无限膨胀的侵略欲望，以此可以回击当代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言论，从而戳穿日本右翼势力对侵略历史和侵华战争进行翻案的谬论，使人们能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同以往相关研究相比，本书研究视角的选择和着眼点较为新颖，并突破了单一的日本外交史研究的界限。本书的研究视角从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入手，围绕这一战略目标阐述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并根据日文原始档案资料考察日本在北进和南进战略转换中谋求对德结盟的最大利益需求，并通过实证分析从苏德开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对德结盟的目的性和策略性，进一步论证日本对德同盟政策中的竞争、对抗心理，从而说明帝国主义间结盟的利益至上原则。本书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有三个方面。一是在考察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时，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中的北进和南进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并在北进和南进战略的转换中深入分析和考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对北进和南进战略思想的形成和转换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二是本书通过日本原始档案资料，对日德意苏“四国同盟”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日德意苏“四国同盟”问题的起源、交涉和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和阐述，理清了在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交涉中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目的和战略目标，从而进一步阐释日德军事同盟关系的实态。关于日德意苏“四国同盟”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其表述并不统一，从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大体有“四国协约”“四国联合”“四国协商”“四国同盟”等几种表述形式。[25]本书在对大量日文原始档案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并通过对松冈-里宾特洛甫计划和对日德、日苏交涉过程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四国同盟”构想这一称谓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原貌，提出了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说。[26]日德意苏“四国同盟”虽然作为战略构想最终并未实现，但1941年4月日本同苏联订立的《日苏中立条约》却是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的一个畸变。而且，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对当时远东国际关系和中日战争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基于此，本书通过日本原始档案资料对日德意苏“四国同盟”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这一军事同盟构想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和阐述，这是国内以往世界史研究中并未彻底解决的重要问题。三是在本书研究中，通过对日德两国的联合军事作战问题，以及最终未进行实质性联合军事作战原因的分析，阐述日本对德同盟政策中的竞争、对抗心理，从而说明帝国主义间结盟的利益至上原则。这也是以往国内研究中并未根本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 本书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全书紧紧围绕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外交思想、战略目标和角色定位等基本线索，把不同内阁时期的对外侵略扩张目标与对德同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阐述了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形成过程中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

绪章是本书的总括部分，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研究的目标、方法和价值，二是国内外研究现状，三是本书各个章节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重点阐述日德防共协定缔结前日本对外政策的大体脉络，尤其是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所展开的从竞争侵略到协调侵略的变化过程，以及在整个变化过程中日本所体现出的外交战略的有限克制原则，但在无限膨胀的侵略扩张欲望的驱使下，日本最终还是通过发动侵华战争、退出国联、退出世界裁军条约等一系列行动，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严厉挑战，并最终脱离这一体系，造成了太平洋地区的“无条约时代”，这也是日本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重点阐述广田弘毅内阁时期的对德同盟政策。本章共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重点阐述大岛浩作为陆军武官代表赴柏林进行试探，拉开了日德防共协定交涉的序幕。而广田弘毅内阁的成立及南北并行二元外交路线的确立，则是日本选择德国作为战略盟友的主要原因。第二节重点阐述在外相有田八郎对德“薄墨外交”论的主导下，同德国进行交涉并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这一时期的日德同盟关系被限定在防共协定的框架内，日德防共协定的目标从表面上来看，主要是针对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破坏”活动。第三节重点阐述防共协定缔结后日德两国进行的航空提携计划和防共协定扩张等问题。防共协定缔结后，日德两国设置了军事委员会，并针对苏联进行军事情报交换及间谍活动，还以打击共产国际为诱饵，将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伪满洲国等拉入日德防共协定当中，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所谓的防共体系，来对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第三章重点阐述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的对德同盟政策。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对德同盟政策与广田弘毅内阁时期相比具有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要求德国对其侵略行动予以支持，并要求把日德关系从防共协定的形式向军事同盟过渡。本章共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重点阐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要求德国履行盟国义务，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予以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并把侵华战争称作在防共框架内打击共产主义，但德国从对华经济利益考虑在中日之间推行中立政策，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第二节重点阐述在日本的利诱下，德国充当了对华进行政治诱降的中介，并企图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达到对华政治诱降的目的。第三节重点阐述对德强化防共协定交涉的发端问题。随着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本急于通过所谓的强化防共协定交涉使日德关系向公开的军事同盟转变，但由于这一时期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在军事同盟的防卫对象和参战义务上存在意见分歧，最终强化防共协定的交涉以失败告终。

第四章重点阐述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三届内阁对德同盟政策。本章共包括两节内容。第一节重点阐述平沼骐一郎内阁时期对德强化防共协定的交涉及挫败。在平沼骐一郎内阁时期，虽然对德同盟交涉仍然被冠以强化防共协定之名，实际上日本已经开始同德国进行军事同盟交涉，但最终也是由于当时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之间在防卫对象和参战义务上存在意见分歧，加之苏德两国于1939年8月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日德两国的强化防共协定交涉暂时被搁置下来。第二节重点阐述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两届内阁时期的对德同盟政策。在这两届内阁时期，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导致日德两国的关系处于僵化的状态，所以这两届内阁都打出自主外交和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口号，企图重新回归对英美协调的外交路线。但是，这两届内阁由于不能按照军部的意图行事最终也被迫下台。

第五章重点阐述第二、三次近卫文麿内阁对德同盟政策。本章共包括三节内容。第一节重点阐述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对德同盟政策交涉方针及要领，并在外相松冈洋右的主导下仅同德国特使斯塔玛进行了三周左右的交涉，便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第二节重点阐述在松冈洋右和里宾特洛甫的策划下进行的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及挫败，以及《日苏中立条约》缔结的大体过程。第三节重点阐述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三国军事同盟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这一时期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在对德同盟政策上意见趋同，这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六章重点阐述日德两国的联合军事作战计划及战略分歧的主要原因。本章共包括两节内容。第一节重点阐述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变化过程，日本从自身的对外战略目标出发，并未有效地从西伯利亚地区支援德国，仅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形式对德国进行了策应。第二节重点阐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德两国的联合作战计划及战略分歧原因，由于日德两国在对外侵略扩张中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得失，这种竞争对抗意识使日德两国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联合军事作战，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帝国主义间的竞争和对抗才是永恒的原则。

结语部分是对全书内容做出的总结，在前六章研究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形成的过程中，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战略思想、角色定位和利益需求等变化过程，从而揭示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

总之，本书研究不但突破了以往研究的视角，而且还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全面地考察了这一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真实状态。本书的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把日本对德同盟政策放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总体构想中进行考察，展现日德军事同盟关系的真实状态。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虽然对日德防共协定和三国军事同盟的缔结过程进行了大体的探讨，但对不同内阁时期对德同盟政策的角色定位却阐述得不够深刻，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德两国的联合军事作战计划及战略分歧等内容，更是缺少详细的研究和论述，这些内容在本书中得到了较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其二是本书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日文原始档案资料，这些原始档案资料包括日本外务省的缩微胶卷，亚洲历史文献中心公开的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档案资料，以及当时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中的外交决策者的日记、回忆录等，这些原始档案资料在国内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所以，本书在忠实于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并结合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希望本书的研究是对东北亚国际关系史、近代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外交史研究的一份有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