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源远流长的创新活力之城
世界文明之光
得益于其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以及南北交融的文化环境。南宋杭州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实践地，是名符其实的“东方文艺复兴”中心，诞生了许多科技、文化及工艺方面的首创首发成果或重要发展。这些成就既根植于江南水土，又通过贸易、宗教与外交辐射东亚乃至世界。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也为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智慧。
一
创新活力之
中药标准化鼻祖
现代人对中医药治病有一个普遍的疑虑或不大放心的点就是认为中医不如西医严谨，不同的老中医看同一样的毛病，有的用这几味药，有的用那几味药，有的药头轻，有的药头重，说起来是辩证施治，但总感觉有点不大放心，万一遇到庸医吃错药可不是闹着玩的。其实这个问题老祖宗们也看到了，历代医务工作者都致力于总结提炼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治病良方，并努力使之标准化。
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办公地点设在首都杭州的“太平惠民和剂局”制定了首部官方成药标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从此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藿香正气散、妇科逍遥散、失笑散、胶艾汤、儿科肥儿丸、小抱龙丸等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瑰宝有了规范的药材配比和炮制方法，诸多“丸散膏丹”开始规模化生产。由于对症下药效果奇佳，许多至今还在广泛应用。
和所有伟大科技成果一样，虽然《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南宋杭州首发，但它的出现，也是继承和发展前人成果基础的结果。
太平惠民和剂局包括两个部分：惠民局、和剂局。惠民局相当于药店，和剂局即制药工场。他们的前身是成立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隶属于太医局的熟药所，崇宁二年（1103）开封在熟药所基础上扩建为七个药局，由和剂局负责制药，供给惠民局出售。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由国家经营的工商联合企业，同时又兼具药政管理的职能。受影视小说影响，我们习惯叫太医院。宋代太医院的顶级专家很早就开始收集整理成药处方，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药局拟定制剂规范，称《和剂局方》，南渡后药局改名叫“太平惠民局”，《和剂局方》也改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后经多次增补修订最终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卷通行版本，将成药方剂分为诸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诸疾及小儿诸疾共14门，788方。
宋代官药局建立之初曾在平抑药价，方便群众，以及扑灭疫疾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可惜的是医疗卫生领域就算在古代也是个腐败的重灾区，由于管理混乱，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宋朝老百姓形象的分别给“惠民局”、“和剂局”改名叫“惠官局”和“和吏局”。可见要把好事办好，制度还是第一位的。
依托于始于南宋的医学研究教育的兴盛以及药材交易的便利条件，杭州中医药事业发展始终占据领先地位。如清代杭州医家张志聪创立的“钱塘医派”，以集注《黄帝内经》闻名；胡庆余堂、方回春堂等著名老字号中药企业更是享誉海内外，至今仍是响当当的“江南药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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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防先趋
“城隍山上看火烧”，是杭州老百姓形容看热闹的一句俗语。这句流传自南宋的俗语反映了当时杭州城市消防的先进性。
南宋时期，杭州（临安）作为都城，由于人口密集（至1275年已逾百万），坊巷纵横，房屋鳞次栉比，酒肆、瓦舍、商铺林立，用火频繁，夜间灯火通明，且建筑多多为竹木结构，火灾隐患极大。史载“每岁必火十余次”，仅史书记录的重大火灾就有47起，如嘉泰元年大火（1201年）“戊寅，行都大火，四日乃灭，焚居民五万三千馀家。帝下诏罪己，避殿，减膳，命临安府察奸民纵火者，罪以军法；出内府钱十六万，米六万馀斛，赐被火之家。”嘉定四年(1211年)“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庙，诏迁神主于寿慈宫；三日，火息，乃还太庙。省部皆寓治驿寺，焚民居二千馀家。”
为应对频繁发生的火灾，南宋政府建立了中国古代最为系统、专业的城市消防体系，其制度和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南宋首创“防隅军”，又称“潜火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职业化消防队伍，防隅军编制一度超过5000人，成员都是从禁军中选拔，并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配备有水桶、麻搭（浸湿的麻布灭火工具）、斧锯（破拆工具）、云梯、火钩等专业设备，特别是已经开始使用压力喷水装置——激桶，利用活塞原理远距离灭火，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消防泵，极大的提高了灭火效率。
当时杭州城市消防体系集专业化、制度化、技术化于一体，形成了从预警到扑救，再到日常管理的立体防控网络。被誉为“中国古代城市管理的巅峰之作”。如在全城范围形成了利用西湖、运河及城内水井取水灭火的消防用水系统。整个杭州城被划分为23个“隅”（消防分区），每隅设防隅官屋，驻扎数百人。城内共设立8座九米高的望火楼，昼夜轮值，发现火情立即敲锣示警，并通过白天举旗、夜间悬灯指示火场方位。各个消防分区间实行多隅联动，火情重大时由邻近的防隅军相互驰援。
防隅军灭火技术也相当了得，如已经能够熟练运用隔离破拆技术，即通过迅速拆除火场周边房屋，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火势蔓延。防隅军还经常性的和当时的地方治安部队厢军一起，对居民随意堆积柴草、私藏火种等火灾隐患以及建筑防火规范、消防器材配备等开展联合检查。通过法律强制与社区监督，将防火意识渗透至民间。当时规定杭州城里主街宽度要达十丈以上，小巷不少于三丈，以确保消防通道畅通；城内老百姓盖房子禁止用茅草、竹木搭建屋顶，有条件的要用砖瓦覆顶，并推广用砖墙替代竹篱；大型商铺门前必须放置“太平缸”（水缸），各大寺庙以及官署还必须设立蓄水池。
南宋杭州城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消防奖惩及善后机制。对消防官兵给予优厚犒赏，如淳熙二年（1175年）11月，参与扑灭皇宫火灾的防隅军官兵，分别得到10—300贯不等的赏赐，其中受伤的还额外发放了40—200贯医药钱。对火灾肇事和救灾不力者进行严厉处罚，《宋刑统》规定：故意纵火者处斩，失火致重大损失者流放三千里，防隅军救火不力则杖责革职。若州城失火，都监和通判未立即组织灭火，要被处以“杖八十”的刑罚，若大火焚毁官私舍宅200间以上，即使尽力救火，也要被处以“杖六十”的刑罚。民间还实行“连坐制”：邻里需互相监督防火，一家失火，四邻若不及时报警亦受罚。如后来当上南宋宰相的周必大邻家失火，烧到其宅。过后，周必大与其余五十余家邻居全部被当作起火者，抓入牢中问罪。为不连累无辜者，周必大一人独揽罪名，最后被削官为民。对灾民安置则相对人性化，火灾后官府开仓放粮、减免赋税，并设“安济坊”收容灾民，如1208年一场大火后，政府为灾民提供临时住所，有5000多人住进了佛寺、道观，困难家庭还领到了救济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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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艺术巅峰
1996年夏季，一场暴雨冲开了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山坳埋藏了的秘密，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在800年后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宋代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宋瓷被举世公认为中国古代瓷器中艺术性最高。至于官窑和民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窑场的所有权属性，百姓投资建立的窑场，即使设计烧制的瓷器被皇家所采用也不能叫官窑。宋朝的官窑特指具有皇家独立自建性质的制瓷窑场。南宋的官窑都是由宫廷内务府的窑务机构主持创建、由窑务机构或者是修内司机构中的宦官进行监督管理的，它和明清时期派遣朝廷命官督造官窑瓷器是不同的。
《垣斋笔衡》，宋朝迁都杭州后，“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据史料记载，南宋官窑包括修内司窑和郊坛下窑两处，都位于杭州。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地址就在凤凰山下。
南宋官窑的生产开始于绍兴十三年，其后持续了140余年。南宋官窑以四大特色著称于世，即：紫口铁足、粉青釉色、冰裂纹片、薄胎厚釉。由于胎土含铁量极高，南宋官窑瓷器口沿处釉薄，露出紫黑色胎骨，称为“紫口”；底足露胎处则呈现黑褐色或深灰色，称为“铁足”；釉色以粉青为主，釉质莹润如玉；釉面普遍存在开片现象，瓷器表面呈现如冰似裂，布满天然蟹爪、梅花、蜘蛛网等金丝纹线、银丝纹线和铁丝纹线；由于经过多次修坯与素烧，达到了极薄的胎体效果，同时釉层厚度却比普通陶瓷釉层要厚三倍以上。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工艺成就，是鉴别南宋官窑的重要依据。
南宋官窑通过细致纯熟的工艺，将流畅简练的造型和精光内蕴的釉色和谐统一，粉青釉色清新淡雅，表面的开片纹路有疏有密，有深有浅，纵横交错，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釉层肥厚如堆脂，整体器型质感温润如玉、晶莹剔透，即不失古朴典雅，又呈现出一种自然、含蓄、温润的美感，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准均达到中国古瓷器巅峰。深受当时皇室和文人雅士的喜爱，代表着八百年前中国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也是南宋时期发达的科技文化真实写照。
由于官窑为皇家专营，供皇室专用，所以产量有限。南宋覆灭后，官窑被毁，工艺失传。现传世珍品不足百件，且多散落在世界各地。2015年4月，一件日本茧山龙泉堂旧藏的南宋官窑青釉八方瓶，在香港拍出1.14亿港元天价，打破世界官窑拍卖记录，可见其珍贵程度。
1950年，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对恢复南宋官窑瓷作了批示：希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尽快弄清碎纹釉青瓷的原料、配方、烧制工艺，恢复古名窑。杭州瓷厂于1978年研制成功仿官窑灰青釉和月白釉二类试制品。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于1986年研制成功南宋官窑粉青金丝纹片瓷。 1992年，依托郊坛下官窑遗址，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第一座依托古窑址建立的陶瓷专题博物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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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丝绸极品
1975年，福建福州黄升墓考古现场，出土了南宋时期织品、衣物300余件，据考证，其中包括杭州织造的“牡丹纹罗”“缠枝花绫”等珍品，这此杭产丝绸历经八百年仍保持着0.15毫米的均匀丝径，令人叹为观止。南宋时期，杭州（临安）作为都城和全国经济中心，造就了“杭绸甲天下”的美誉。杭州丝绸产业高度发达的背后，离不开生产模式和技术革新的推动。
南宋时期杭州丝绸产业已经由以家庭作坊为主逐步发展出工业化规模生产的雏形。当时杭州设有官营的织锦院。据《宋史·职官志》，织锦院隶属少府监，汇集了全国三千多名顶尖工匠，分设“绣作”“绶作”“罗作”等不同工坊，专为皇室、官府生产高端丝绸，是一座占地百亩的超级工坊。织锦院采用“流水线”作业模式：染院专攻植物色谱提炼，绣作精研金银线盘绕，罗作掌控绞经工艺，实行环环相扣的规范操作。民间则形成“万户机杼声”的配套网络，仅艮山门外就有“机户三千，织工逾万”，通过“领料加工”模式承接官办订单。这种“官民协作”的产业生态，使杭州年产生丝百万斤、丝绸五十万匹，产能较北宋提升三倍。
织锦院实行严格的原料控制和技术垄断。江南蚕丝由官府统一收购，优先供应织锦院；织匠严禁技术外流，“织匠不得私传花样，违者徒三年。”（《宋会要辑稿》）之所以规定的这么严格，是因为织锦院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技术。其核心机密就是迭代升级的提花机系统——工匠把传统单综织机革新为“束综提花”装置，通过1524根线综与84片花本的精密配合，实现经纬线数万次交错而不乱。这种机械革命使得《咸淳临安志》记载的“日出一锦”成为可能，更催生出“轻容纱”“透背缎”等突破物理极限的织物，织锦院生产的顶级纱料厚度仅0.05毫米，叠合七层仍可透光见字，其工艺精度直到工业革命前夜仍未被欧洲超越。
当时织锦院工匠世代服役，直至南宋后期才允许“招募制”，《武林旧事》记载，顶尖织工“日得钱三百，米三升”。为保证品质，《宋刑统》明确规定了“劣品入罪”的律令：每匹官绸需加盖匠人、监造、验锦三方印鉴，公差超过半钱即施杖刑。严苛的质量控制体系造就了杭绸过硬的品质。同时南宋初期在丝绸的深加工领域还发明了“缂丝”绝技。当时松江缂丝的杰出代表朱克柔利用“长短戗”技法创作的《莲塘乳鸭图》中，每片莲瓣呈现16种渐变丝色，这种“通经断纬”的工艺将丝绸从实用品升华为艺术品。元代学者柯九思感叹：“宋人织画，非画也，乃天地造化寄于指尖。”
这些高品质的丝绸自然成为可量化交易的“硬通货”。南宋时杭州虽然不是直接的外贸港，但通过运河连接明州（宁波）、泉州两大港口。杭产丝绸织品沿着三条黄金航线出口世界：向东到日本、高丽，向南到占城（越南）、三佛齐（印尼）、阿拉伯地区，向西直到地中海。两浙市舶司（驻明州）负责管理丝绸出口，相关关税文书记录：仅绍兴十年（1140年），明州港出口丝绸价值三十万贯，占市舶总收入四成。丝绸出口也刺激了杭州周边桑蚕种植、印染作坊的发展，《咸淳临安志》载“杭城染户逾千，专供外蕃所需青碧色绢”。
南宋杭州丝绸产业的发展内核，直到今天依然有启示意义：真正的产业升级永远始于核心技术突破，束综提花机的出现一举改变了当时整个产业的生态，对杭州成为丝绸产业高地起到决定性作用。今日我们之所以要努力突破芯片光刻机等核心技术，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唯有以技术创新重塑产业根基，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织就新的锦绣华章；官营工坊与民营机户的协作模式，也和当代“国家队”与“专精特新”企业的互补共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将丝绸从消费品升华为文化符号的实践，则更是预示了当下“国潮出海”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