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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肯定曾经坐在汉代的兰台石室中环顾四周。实在是有太多的材料和太多的想法想放进他父亲未完成的遗作中了。他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告诫他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这可能是他父亲去世前(前110年)不久跟他说的。算上他的“准备阶段”,司马迁前后用了约二十年来编撰他的《太史公记》,即后人所熟知的《史记》。今年秋天,为了我们英译本《史记》最后三卷的翻译编辑工作,我频繁周转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的工作坊,我不禁想到司马迁,以及他如何为了《史记》而殚精竭虑。他既没有c-text(“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也没有电灯的帮助。他肯定是在白天的公务时间里偷空来完成这项工作的。

我从1980年代末开始《史记》的工作与研究,当时我的朋友王秋桂开始对帮我阅读唐传奇感到不耐烦,他敦促我说:“你只要读一读《史记》,就什么都明白了。”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还是有一些唐代文本会让我头疼。但我可以说,我现在比那时更加理解司马迁的杰作了。有人将《史记》比喻为“大海”,它的确吸纳了不少先秦时期重要的历史与文学支流。从司马迁搁笔停书那刻开始,《史记》这部不断流动的书,就从竹简(或是帛)历经多个世纪而演变为我们现在熟知的中华书局版。司马迁自己是第一个异文的制造者,因为他将这部526500余字的书抄了一个副本,他(或其助手)肯定会抄错一些内容。自此以后,无数的编辑和注疏家都想去“修正”这个文本。我们的英译本使用的是顾颉刚和其他一些编辑在1959年10月整理出版的本子。这个本子之后又经历了多次的重印和修订,直到赵生群及其团队重新对其完整地校勘修订一番,并于2013年和2014年出版了新的校订本。也许,这些版本会像1959年本一样在一段时间内作为传世文本。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史记》一直都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传统之路上的里程碑之一,从过去到现在,无人不知《史记》——尽管不一定都会阅读它。通过阅读、讨论和翻译《史记》,我感觉我自己以及我的译者同事已经成为了这个传统和这个历史洪流中的一部分,由邝彦陶主译的这个集子的文章,尽管有一些缺陷,或许也能为这个洪流增添几滴水珠。

倪豪士
书于麦迪逊至萨拉索塔的航班中
2022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