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与社会语境中的“颓废”

一、 “颓废”:一种历史悲观主义的迷思

“颓废( decadence) ”一词,脱胎于拉丁词“ decadentia” 。起初,这个词常被用来描绘政治、道德、宗教、艺术、身体等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所呈现出的“衰退、衰落”的倾向,与 decline,decay 等词的含义并无太大差别。这种“颓废”的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缺乏理性判断和论证的虚幻的文化错觉,一种未经验证的主观臆测,而并非主要指通过对过去与现在的状态的仔细对比而得出的一种历史观点。因此,把它称为一种“错觉”或“虚构”或许更为准确。这种历史悲观主义的迷思所映射的,乃是生活于人类文明早期的古人在面对广袤无垠的宇宙和险恶的自然时的惶惑不安的情绪,历史循环论2则是这种悲观主义历史观的变体。

根据K. W.斯沃特( K. W. Swart)的考察,在几乎所有古老文明中,人们都相信在最开始的天堂般的幸福和纯真时期之后——因为突然的衰落,或者因为处于一种逐渐衰退的过程当中——人类已经丧失了最初的美德。这种假设普遍成为一种循环性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分,这种循环性历史哲学假定世界注定走向同一种衰退( degeneration)形式的无休止的重复。这些历史循环观念中与生俱来的历史悲观主义,在古代印度对宇宙的推测中有着最教条的表达。3 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都认为当下时代是黑暗时期,即卡莉时代;在这一时期,人们在身体、理智与伦理等方面都远远低于他们的祖先。根据这种宗教信条,世界正趋于彻底的毁灭,随后出现的将是一个崭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注定要经历与先前时代同样的逐渐退化过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一些早期神话传说,也将最早的人类描绘得更快乐、健康,而后代则更邪恶。类似的,古代中国的大多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确信他们生活在一个文化衰退的时期,他们或是将三皇五帝( Sage Kings)时期视为黄金时代,或者将他们国家的历史视为向前更替的周期,在这样的周期下,充满活力的时代早已属于过去。许多原始社会都信仰历史的沉落式运动,相信迫近的厄运,就像北欧的日耳曼民族,或者是玛雅人、阿兹特克人以及西半球的其他印第安部落。4

历史循环论也是西方古典时代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观。在东方的影响下,永恒回归的循环观念被西方许多思想流派所接受,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然而,在古典时代,这种循环性的学说从未像在东方那样处于支配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和罗马对未来充满更大的信心。正如著名学者B. A.范·格罗宁根( B. A. van Groningen)曾明确指出的那样,希腊思想“受到过去的支配”。在它的神话当中,原始时期的黄金时代,人们过着简单和纯真的生活,这与当下的黑铁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当前,内乱、贪婪以及文明中的其他邪恶甚嚣尘上。尽管希腊哲学家中很少有人像犬儒派( Cynics )那样激进地反对文明的精致( refinements) ,但一个清晰的事实是,他们几乎都曾宣扬某种类型的原始主义或尚古主义( primitivism) 。 “早期的人,”柏拉图写道,“比我们的生活状态更好,更接近神灵( Gods) 。”5即便是与其他古代哲学家相比更承认文明的福祉( blessings of civilization)的亚里士多德,也认同时间具有一种毁灭性的而非建设性的特征。6

罗马的作家也同样直言不讳地指出历史变迁的腐化后果,西塞罗的修辞学感叹代表了许多罗马公民的态度。“有什么东西不是趋于毁灭和逐渐退化的呢?”贺拉斯在苦涩的情绪中写道,“我们的父辈生活的时代劣于我们的祖父母生活的时代,父辈之后的我们更加没有价值,并且我们的后代注定将更加堕落。”7即便是在自己的著作中预测了进步的现代观念的卢克莱修( Lucretitus)和塞内卡( Seneca) ,也赞同世界逐渐衰退的悲观观念。8

由此,斯沃特在《19世纪法国的颓废意识》 ( The Sense of Decad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中指出,在古典时代,“颓废”几乎被认定为一种自然法则;并且,由于它被认为是无法逃离的必然趋势,衰退在古代并没有遭遇过多的道德谴责和义愤。对衰退所持有的一种几乎是宿命论式的接受基本上区分了古代和现代对于“颓废”的态度。根据大多数希腊和罗马作家的叙述,不少人致力于提升人类的处境,但他们会因为忘记了可能性的限度而产生罪恶感。在古典文学中,“希望”被描绘为一个冒牌女神,被描绘为潘多拉盒子里的致命礼物,诱惑虚弱者去做蠢事。

与上述历史循环论相似的一种观念是,所有民族都会经历生长与衰退的循环。这种观念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力比阿斯在公元前2世纪提出的。这位希腊历史学家精湛地描绘了导致其所在的城邦走向毁灭的政治暴行,同时,他暗示了胜利的罗马也终将遭遇其“命中注定的末日”。因此,有关罗马衰落的观念,早在公元前2世纪便出现了,这一观念后来为许多晚期罗马作家深深迷恋。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对迦太基的征服视为罗马衰退的开始;他们感到,在战胜了这个最危险的对手之后,罗马人忽略了对自身军事品格的培养。其他的罗马人则在元首制建立之后对自由的镇压中发现了罗马走向颓废的端倪。公元3世纪和4世纪,罗马面临严重危机,当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原因,如过度的赋税以及基督教的兴起,这些新因素进一步使灾难降临在罗马帝国身上;至此,意志消沉和绝望的情况越来越普遍。9

在中世纪,许多人面对当前时代的衰退的怨恨,会被对不久的将来的一种更新、再生或改革的期待所调和。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一种崭新的、更为世俗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更为乐观的历史观念开始崭露头角。在意大利和西北欧,世界失去了原本的一些恐怖,神话在其对过去的理解上释放了它的魅力。彼特拉克或许是最早将罗马帝国的衰退视为一种纯粹的历史现象的作家。尽管仍旧将自己所在的时代视为所有时代中最坏的,但是他偶尔也会表露出某种信心,认为艺术和科学会使自己的国家重新振兴。在15世纪文艺复兴初期的彼特拉克的仰慕者中,对意大利堕落的忧郁感受让位于对意大利艺术家和学者的最新成就的自豪意识。“这种认为当前时代优于此前时期的生活感受”一针见血地将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区分开来。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已不再坚信过去为黄金时代,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梦想在不远的将来将出现一个黄金时代,声称“现代人( moderns) ”优于“古代人( ancients) ” 。10

尽管如此,斯沃特注意到,在文艺复兴时期,仍有不少人坚信衰退观念。列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沉迷于世界灾难性终结的景象。他不再将末日审判设想为一种使守信者感到慰藉的神圣审判,而是设想为一种灾难;在这场灾难中,所有人,无论其是非曲直,都将遭受同样的痛苦。此外,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都意识到古典文明的优越性,并且和他们崇敬的古人一样,将黄金时代设想在过去而非将来。对他们而言,“文艺复兴”的观点代表的是对更新的憧憬而非对真实的自豪意识,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未来的高度期望最终迎来的只是痛苦的幻灭。11

二、工业社会语境中的“颓废”

颓废社会的典型特征相当稳定。根据西里尔·康诺利( Cyril Connolly)在《不平静的坟墓》 ( The Unquiet Grave)中的观点,它包括“奢侈、怀疑主义、倦怠和迷信” 。哲学家C. E. M.贾德( C. E. M. Joad)在康诺利所列出的“颓废”特点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对自我及其经验的痴迷”这一点。12

贾德认为,伴随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的开启,传统的哲学和神学信仰在人类社会开始遭受多方面的冲击。第一,基于对进化过程的信念,所谓进步( progress)被提升为宇宙法则,人类的心智被视为价值的唯一来源,对“上帝”的设想完全被内化于进化世界之中。第二,经由生物学研究,人们将“善”与即将发生的“进化”相等同。第三,通过哲学,更具体地说是通过精神分析,对道德价值和真理的追求被视为人类内在固有冲动和欲望的升华。第四,通过一种审美上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艺术的功能越来越被认定为“表达人之个性、自由的方式”,而不再是“彰显客观美之存在的手段”。第五,通过对权力政治(它含蓄而非明确地否认政治的目的是社会的改良与个人康乐的提升)的普遍性认可,少数人权力的获得和基于多数人的立场服从于国家被视为政治活动的唯一正当目的。第六,通过随之而来的对待科学的态度,科学被视为权力的授予者。就像“宗教即是寻找上帝”这一观念受到怀疑一样,无私地追求真理这一科学概念受到冲击和怀疑,科学和宗教由此从属于人类自身的现实目的。对于客观性真理的怀疑主义态度强化了这种从属地位。是否存在客观真理? 假设它存在,人类是否能够抵达这种真理? 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以上后果将使现代社会呈现为颓废的社会。与上述工业社会的颓废特征相对应的,则是颓废社会的如下现实表征:

(一) 生活的安逸以及由此带来的经验的单调与匮乏

坚韧、忠诚、纪律、勇敢、群体凝聚力等被大众视为积极、不颓废的品质,本质上是存活所必需的品质,它指向长期的冲突与暴力时代;而那些生活安逸的时代则常常显示出上述积极品质的衰落,转而为“颓废”的诸多品质所取代。在罗马帝国的战争以及16世纪的宗教战争之后都曾存在过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生活不再有,或者说在很小的程度上会有胜利的狂欢、激动人心的喜悦、强烈的疼痛或痛苦的畏惧;同时对信念的信仰逐渐弱化,社会也不再提倡同样强度的激情与狂热。若人们回到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或者正生活在19世纪末的英国,他们的生活令人愉快,但却容易单调。感官能够得到满足,理解也能够没有阻碍地进行,但是精神却在衰退。不久,厌倦随之而来。遵从这种乏味的生存方式的人所感到的疲倦,常常与后来沉思它的那些人相关联。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在沉思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的毁灭时说,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太过绝对地刺激我们的某一方面,最终令我们疲倦和反抗;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限制、压迫的感觉,以及一种完全改变的愿望,对云和暴风雨倾诉、慰藉的愿望。由此产生对感官和理解的强烈而持续的吸引力”13。就是这样;要么走进漫长而闷热的七月的夜晚,要么逃离这种压迫。两者选其一。由此,“颓废”社会最基本的现实表征乃是生活的安逸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生命活力的减弱。导致此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或许是颓废时代中经验的单调性。与那些好战、混乱、令人恐惧的时代相比,它很难使人在经验中感受到强烈的激情与热情。

(二) 作为社会分子的个人之“主体性”的削弱

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社会,并预设了专业化、集中化、规模化的现代大机器生产组织模式。首先,现代大机器生产的组织模式,使流水线上的个体在一味追求效率的单调工作中循环往复,不断地重复同一个工作流程——或者更常见的是,不断地重复同一个单调的动作。在这种工作模式中,人成了巨大机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接受指令,然后完成指令。在整个运转过程中,只需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适应,他就可以脱离思考而完成工作;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并不需要思考,也不被鼓励去思考,甚至被限制去作个人化的思考。由此,人格渐趋模糊,人的存在渐趋“物化”。在这种本质上非人格化、非人性化的工作模式中,个人成了永恒运转的冰冷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忍受着压抑和绝望的咬噬,被虚空和倦怠所吞没。其次,现代大机器生产组织模式下,规模化、批量化的工业生产特点尽管带来了生活的相对安定和物质的空前富足,但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现代生活的平庸。一方面,规模化、批量化的工业生产决定了其所生产的产品及其所提供的服务主要致力于解决大多数人的普遍性、一般性的生活需求,个性化的需求则易被忽略,个人的生活方式越发趋于一种制式化的平庸。另一方面,与物资匮乏的年代相比,在相对安定、富足的生活中不再有或甚少有往昔人们惯常体验到的那种强烈的恐惧、疼痛、悲伤和喜悦,因此,个人的日常情感经验也趋于平淡;而现代社会不断炮制出的各种娱乐休闲方式,则以一种“橡皮奶嘴”的虚拟方式为追求变化的人类天性提供某种变相的满足。事实上,大机器生产的流水线不仅规定了“接受指令、完成指令”的现代工作模式,还规制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日常思维模式。与“接受指令、完成指令”的现代工作模式相呼应,现代人在社会所提供的娱乐休闲方式中也陷入了“接受刺激、得到满足”的机械循环模式之中。这种生活模式和娱乐方式使人在一种虚假的满足中感到压抑和厌倦。

正如哲学家贾德所说,人们很难不被卡里尔·P.哈斯金斯( Caryl P. Haskins)先生在其论著《蚂蚁与人类》 ( Of Ants and Men)中给出的有关人类文明与蚂蚁文明相似性的许多例子所触动:

白蚁社会给人留下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印象,特别容易让人想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时代。生活似乎是十分令人沮丧的;的确,它充满努力与尝试,但又是无助的和无意义的,个体的生存状况使他被卷入千篇一律的追求效率的单调工作中,未来只有持续不断的相似工作,没有尽头。

这就是白蚁社会给人留下的印象,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给人的印象。产业工人对机器的依赖构成了职业的特殊本质,在此,人们找到了高度集中、高度机械化的(人类)社会和蚂蚁群落之间的这种特殊相似性的原因。

昆虫的特征是行动的整齐性和功能的专门化。我已经强调了(人类社会整齐性和专门化的)程度,它们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特征。当今世界最典型的职业是印刷机操作工。这项工作的独特性在于不断重复同一项工作。人类的显著特征——变化性和适应性——被降至最低。随着机器使用范围及其权限的增大,特别需要的是那些能够降低自身重要性的人类品质,因此,以下事实便不足为奇了:那些终生致力于操作机器的人,其作为人的特有品质将被削弱。

这种趋势不仅能在无数的人类活动从非工业向工业领域的转化中看到,也能在工业领域之内看到。当机器变得越发强大和精密时,它们侵占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功能……

……从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工业类型转向20世纪后期的工业类型。这里包含了一种转变,从高技能工作向低技能工作,从很少依赖机器到更多地依赖机器,从较少的非人性化向更多的非人性化的转变。14

1 阿蒂尔·德·戈比诺,法国贵族、小说家,因在《人种不平等论》中发展了“雅利安人主宰种族”理论而知名。他的思想后来成为德国纳粹党意识形态核心的重要来源之一。戈比诺将雅利安人种塑造成高贵和文明的化身,宣扬并且夸大雅利安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包括古埃及、墨西哥、秘鲁文明都是由雅利安人建立的,同时只有白人才是人类始祖亚当的后代。

2 历史循环论理论家包括詹巴蒂斯塔·维柯( Giambattista Vico)、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3 See Koenraad W. Swart, The Sense of Decad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Hague, 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1964,pp. 1-2.

4 See Koenraad W. Swart, The Sense of Decad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64, p. 2.

5 Ibid. ,p. 3.

6 Ibid.

7 Ibid.

8 Ibid.

9 Koenraad W. Swart, The Sense of Decad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64, p. 6.

10 See Koenraad W. Swart, The Sense of Decad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64, pp. 18-19.

11 Ibid. , p. 19.

12 尽管贾德和康诺利在对“颓废”一词所作的社会化的解读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不同的是,康诺利将“颓废”视为所有文化进程的共同归宿,而贾德对此并不赞同。

13 See C. E. M. Joad, Decadenc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9, p. 97.

14 Quoted in C. E. M. Joad, Decadenc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9, pp. 389-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