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江南的空间范围

江南概念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演化与建构过程。一轮轮的集聚与发散、积淀与决荡、守成与变革，必然要在历史上留下很多关于“江南”的解析版本，这是导致当今江南研究在关于“什么是江南”这个基本问题上出现不同观点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大大小小的江南”彼此无关，相反可以说，它们是以某个特定区域为核心不断扩张或收缩的结果，在江南空间形态演化中具有“众星拱月”性质的核心功能区，还是解决“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乃至“婆说公没有理，公说婆没有理”等认识困境和理论纠葛的重要基础。

一　以江东为主体空间的古典江南

江南既是一个空间范畴，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这两者往往是一体两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后者依托前者，在茫茫宇宙中最终确立明确的地理疆界和空间形态，前者与后者相结合，则在历史沧桑和洗礼中升华为“人化的自然界”。在考古学意义上，从良渚文化的起源开始，中间经过唐代天宝年间江南东道从江南道中分出这一重要节点，再到明代南直隶和清朝江南省的设立，经过一次次地理与行政区划的变化和调整，江南在空间内涵上逐渐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泛指长江以南，但春秋、战国、秦、汉时一般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1]如“其范围大体上先秦时为吴越，汉属扬州，六朝则称江左、江东或江表……唐代江南道的范围也几乎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元以后行省的设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向”。[2]概而言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南的缘江部分，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沿”。[3]这是江南第一个比较成熟和稳定的空间格局，其主体形态就是三国时期的江东地区。

江东是长江以东地区的简称，古代又称“江左”“江表”。这三个概念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关于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汉代以后，隋唐以前，是南北往来的主要渡口，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三国时江东是孙吴的根据地，故当时又称孙吴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东”。关于江左，“泛指长江下游的地区。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根据地都在长江下游的东部，所以历史上也常把它们的全部统治区成为江左”。关于江表，“泛指长江以南地区。‘表’的意思是外，从中原来看，长江以南地区在长江以外，所以叫作江表”。[4]就此而言，关于江东地区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地理空间沿袭与演化的原因，也是不同政治势力斗争和兴替的结果。但这两种力量有一个重要的交互点，就是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建立。孙吴政权对江东地区长达五六十年的经营，对于古典江南形态的形成与确立具有阶段性的作用和影响。

从空间演化的角度看，这与江东地区特有的“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的地理特征密切有关，在以中原为主要舞台的黄河文明成为中华文明主脉，同时长江文明也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发展之后，原本作为中原南下进入吴地的重要通道的江东一带，迅速成为古代中国地缘政治和军事博弈的战略要地，在地理边界上呈现出不断扩张的发展趋势。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铩羽而归，乌江亭长对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5]从这条记载看，秦朝末期的江东，无论是空间还是人口规模都还比较有限，但也是江东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又据《三国志·孙策传》记载：“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6]从这份著名的政治遗嘱中不难看出，此时的“江东六郡”在空间和人口上与秦末的“江东”相比均有较大增长，因此孙吴政权才认为自身具备“与天下争衡”的实力，而不再满足于仅仅做割据一方的诸侯王。

在推动原本松散的“长江中下游”向联系日趋紧密的“江东地区”的演化发展中，最具标志性的是孙吴政权在江东地区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东吴建国并迁都建业（今南京），本质上是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确立一个新的“中心地”，不仅使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前分散的各种资源和势力获得了更高水平的集聚与整合，构建了以吴郡、会稽郡、丹阳郡、豫章郡、庐陵郡、庐江郡为主要支点的区域新格局。同时，也使战国时期一直在楚、越、吴之间漂移的区域政治中心稳固下来，为以南京为核心向周边更广大地区的开拓与发展建立了大本营。

第二，以南京为中心的江东六郡，是一个英雄割据、南北争雄的政治军事舞台，同时开启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江南区域文化新纪元。正因如此，历史学家往往把江南文化的源头追溯到东吴都城建业。在《客座赘语》卷八中，有几条关于“建康俗尚”的记载：“杜佑《通典》曰：‘江宁，古扬州地。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祥符图经》曰：‘君子勤礼恭谨，小人尽力耕植。性好文学，音辞清举。’颜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与洛下耳。’杨万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国也。有孙仲谋、宋武之遗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谢安石之余风，故其士清以迈；有钟山、石城之形胜，长江、秦淮之天险，故地大而才杰。’”[7]

就此而言，直到江南在明清时期进一步浓缩、集聚为太湖经济区之前，以南京为政治中心的江东地区构成了江南概念的第一个形态。

二　以“八府一州”为核心空间的明清江南

从明清至近代，以行政区划的“八府一州”为核心空间载体，以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城市社会和消费文化为主流精神方式，江南在内涵上发生了具有结构性和本体性意义的巨大变迁。一方面，江东地区传统的政治军事功能逐渐让位于经济商贸功能，在地理空间上进一步聚焦凝固在以苏、松、常、镇、应天（江宁）、杭、嘉、湖八府和太仓州为主要支点的太湖经济区，政治地理的“江东”逐渐让位于经济地理的“江南”；另一方面，魏晋以来形成的原本属于贵族士大夫阶层、品位高雅、意境玄妙的江南诗性文化，也发生了“感官快乐取代玄学思辨、日常生活的美学取代日常生活的悲剧性、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取代田园生活”的深刻变革，日益被充满商业气、烟火气甚至庸俗化的消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所取代。在经济更加发达、空间更加紧凑的“八府一州”基础上，以一种调和着出世和入世、审美与功利、崇高理想与世俗享乐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为精神代表，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江南酒瓶”中，早已灌入了各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人生美酒”。对这一时期江南历史的变化过程加以还原和阐释，是完整理解和辩证把握江南概念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地理空间变迁上，在明清两代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下，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政治中心的江东地区，与此前的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宋金等时期不同，基本上丧失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外向扩张功能。同时，随着唐宋时期全国经济中心不断南移并稳固下来，进一步加强了人口、资源和文化在环太湖沿岸的高度集聚，极大地刺激了“八府一州”商品经济和城市功能的发展，可知正是由于“去行政化”和“再经济化”的反复循环，江东地区逐步完成了自身传统功能体系的蜕变，演化为以“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明清江南新格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主要基于经济和商业联系而形成的太湖经济区，不仅在内部比传统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而且在现实发展中也更加强韧，不容易解体。此后，江南地区的繁荣与繁华虽会出现短暂间歇或停顿，但再未彻底中断过，至今仍是长三角城市群最发达和最有活力的“经济高原”。

第一，明清江南的形成基于优越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江海山峦，构成了一条天然的界限，把这‘八府一州’与其毗邻的江北（即苏北）、皖南、浙南、浙东各地分开，这条界线内外的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异。其内土地平衍而多河湖；其外则非是，或仅具其一而两者不能得兼。”[8]在某种意义上，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有助于各类生产生活要素资源向心集聚，在区域内建立各种交流交换和协同合作网络，形成错落有致的城镇层级体系和相互依赖、有机循环的经济同盟关系。在明清城市网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八府一州”，就是在这种地理和经济环境条件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城市体系。

第二，明清江南拥有当时优越便利的交通体系。“八府一州”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与中西部那些交通不便的山区完全不同，它不仅有较为宽阔、适合发展农业的内部空间，还拥有以“一河二溪三江五湖”为主体的太湖水系。“一河，即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抵杭州，纵贯江南平原中心地域，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二溪，即太湖水系的上流和水源，在西北是荆溪，西南是苕溪。……荆溪、苕溪两水系，把太湖西部的宁、镇、常、湖、杭五府，与东部苏、松、嘉三府联系了起来。……一般都认为三江是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位于太湖东面的入海河流。这些河流情况变化很大，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只有黄浦江成为太湖东部的主要河流和太湖水出海的主干。当然，中小河流仍然很多，形成了著名的江南平原水网，把太湖以东苏、松、嘉三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出海，形成了太湖水系的中心。太湖水系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流向。但江南运河则纵贯南北，将东流各河连贯起来，使江南水网更为完备。另外，应天（江宁）府的大部分地区本不属于太湖水系，但通过人工开挖的胥溪，亦与江南水网相接。说明这‘八府一州’确实是一个由太湖水系紧密联系的整体。”[9]太湖水系具有良好的空间布局功能，不仅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得天独厚的交通基础设施，还极大畅通了区域内外的交流和循环，在内部是把“八府一州”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外则不仅通过大运河联通了中国的南北东西，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联系了起来。如宋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苏州“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乃江外之一都会也”。[10]

从以上两方面看，“八府一州”城市体系的形成，符合区域和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有力带动了江东地区从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向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演化，为古典江南向明清江南转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在这个历史嬗变进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逻辑转折点需要高度重视，即“政治军事联系松散，经济商业联系紧密”。在天宝时期，唐代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个监察区。江南东道驻苏州，辖今江苏省苏南地区、上海市、浙江省全境、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及安徽省徽州市。江南西道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辖今江西省（婺源县、玉山县除外）全部，安徽宣城市（绩溪县除外）、芜湖市、马鞍山市、铜陵市、池州市，湖北鄂州市，湖南岳阳市、长沙市、衡阳市、永州市、道县、新田县、江永县、宁远县、江华瑶族自治县、郴州市、邵阳市和广东连州市。黔中道驻黔州（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辖今四川部分、重庆东南、两湖西部和贵州大部分。其中，江南东道从江南道中析出，对于以“八府一州”为主体形态的明清江南的形成至关重要。首先，尽管唐代将江南道“一分为三”的主要原因是便于行政管理，在客观上却使在江南道中泛化了的“江南”重新回归于江东地区。其次，这还表明江东作为古典江南的空间主体形态，在地理和行政区划上的自成一体很难被解构。因此，用政治力量“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唐代江南道”，终究要因为经济地理和经济社会联系的内在张力而被打破。最后，尽管区域政治中心在经历了唐代江南道的绍兴、江南东道的苏州之后，在明清又重新回到孙吴时期的南京并逐渐稳定下来，但其在政治、军事上的控制已大不如前，江南地区也出现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等各自独立、均衡分布的新格局。如林达·约翰逊说：“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是苏州、杭州和南京。……在长江下游地区繁荣的背景下，没有哪一个城市能长时期处于支配地位，而且没有一座城市能压倒其他城市，即使在它鼎盛时期也做不到这一点。”[11]这不仅印证了中国城市史学者把江南城市界定为“工商型”的论断十分准确，而且对于今天我国区域和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三　以长三角为基本空间的当代江南

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以全球化、工业化和都市化[12]为三大主题，一个以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为主体的当代江南不断演进并日益稳定下来。在这不足200年的历史中，尽管江南在内涵和边界上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但当代江南与古典江南、明清江南的一脉相承是无可置疑的。在空间上，“三省一市”的主体部分没有超出古代江东地区的范围，并仍以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为长三角核心区；在文化上，作为长三角共同文化品牌和共有精神家园的当代江南文化，不仅直接来源于吴文化、越文化、徽州文化和海派文化四大谱系，而且在精神性格上与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更是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因此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今天的长三角就是古代江南的新形态。

从当代江南形态演化的角度，可以分为两个重要发展阶段。一是从19世纪中期上海开埠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直接改变了古代江东地区、明清以“八府一州”代表的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上海从明清江南城市体系中的“小跟班”，一跃成为长三角地区的“首位城市”；二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中国进入新时代，以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实施为标志，长三角地区又重新拾起曾一度丢失的江南文化传统，以当代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新模式正在加速构建。对这两大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三省一市协力共建当代江南文化精神家园，而且对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引领意义。

首先，在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江南的中心地从苏州转移到上海。

关于当代江南形态的历史起点，应确立在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这不仅意味着古代中国开始进入近代历史，还使上海这座在江南地区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县迅速崛起，成为江南、长江流域乃至远东地区的首位城市。对江南地区而言，同时还拉开了整个区域从以苏州为中心到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重构的序幕。这是一个持续了上百年、包含了多个层面、经历了不少曲折复杂的历史性进程，既包括区域空间格局的巨大变化和调整，也包含区域文化体系的深层变革和创新。

在江南区域史上，经过与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激烈博弈，明清时期的苏州已稳居江南中心城市的地位。[13]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说：“东西方学者都一致同意，至少在16世纪之前，苏州已经成为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它一直作为中心大城市整合并支配这一地区直至19世纪。”[14]国内学者同样认为：“到了明清时期，苏州成为‘工艺之都’、全国著名的商品集散中心、全国经济十分发达的地方、除北京以外的第二大城市，苏州城外的阊门一带被誉为‘天下第一码头’。”[15]苏州在明清时期是“一城独大”的存在，一直延续到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崛起。

关于上海取代苏州，有两大事件值得关注：一是1860年6月2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攻破苏州，如同古代中原地区的“衣冠南渡”，苏州人携带着累世财富纷纷逃难至上海。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认为：“近现代上海的繁荣，无非是以太平天国为契机，苏州的繁荣转移过来的结果。与此同时，苏州的风气也转移到上海来。上海并非突然出现的，其历史背景即是苏州的存在。”[16]如果说这属于被动选择，那在此之前，一些对时代变化敏感的苏州人，就已开始逐鹿上海滩。正如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所说：“上海开埠以来，最先到的便是苏州商家。”由此可知，近现代上海作为江南区域中心、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崛起，主要是承接了苏州人口和财富转移的结果。二是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成立、直辖于中央政府，结束了两千年来上海地区或从属于浙江或从属于江苏的命运，由此很快改写了上海和苏州在中国城市史、江南区域史上的排序，即从明清时期上海以被称为“小苏州”为荣，转换为20世纪以来苏州以被称为“小上海”为荣。此外，杭州、嘉兴、湖州、无锡、常州等江南名城，也纷纷打起了“上海的后花园”的名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上海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乃至全国最大、最开放的城市。

其次，在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的第二个阶段，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长三角的形态演化和最终确立。

关于长三角的概念和空间范围，本身也是一个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不断博弈的结果。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已形成了六个主要形态：简而言之，一是1982—1984年的“上海经济区”；二是1984—1988年的上海经济区扩大版；三是1992—2008年以江浙沪16城市为主体形态的长三角城市群；四是2008年长三角地区2省1市25城市版；五是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3省1市26城市版；六是2019年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的3省1市全域版。[17]关于这个稳定形态的形成，有两个重要时间节点需要关注：第一，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第二，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并明确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与此同时，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均提出江南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一个以“越水、皖山、吴韵、海风”为主体构架的江南文化新格局快速登上新时代的历史舞台。同时，还要看到，正是在长三角城市群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环节上，在古代江南中精神压倒物质、在近代江南中物质压倒精神等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才获得了解决的最好条件和重大战略机遇。

与古典江南以广大农业地区为腹地不同，当代江南建立在长三角发达的城镇体系之上。与明清江南“八府一州”这个农业文明的城市高地不同，当代江南建立在中国城市化高级形态的长三角城市群之上。关于长三角的空间范围，《纲要》明确提出：“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35.8万平方公里）。以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27个城市为中心区（面积22.5万平方公里），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总之，长三角城市群的未来，就是江南地区的未来。

阅读材料

本讲所选的阅读材料凡五篇，姜晓云的《江南的地理环境》，概述了江南地区自然环境的形成过程，对于认识和了解江南文化发生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李正爱的《鱼米之乡》，以江南核心地区的苏州一带为对象，阐述了江南作为鱼米之乡最突出的人文地理景观。朱逸宁的《梅雨时节》，以江南气候最具节令特色的梅雨为对象，阐述了江南文化与自然气候的联系。冯保善的《金陵王气》，根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对南京的地理环境与城市文脉精神演化进行了追溯分析，为深入了解江南空间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细读文本。刘士林的《打开江南之门的“钥匙”》，提出了界定江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并就“八府一州”说的不足，及当代长三角与江南地区的传承关系做了阐述。

一　姜晓云：江南的地理环境[18]

江南地区为长江泥沙淤积所形成的低海拔平原。一方面东临大海，受海洋气候影响，温暖湿润，降水丰沛，河流广布，湖泊众多，是著名的“水乡泽国”；另一方面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海面时常有波动，当温度升高或降水增多时，海面升高，内侵沿海，低洼地区被淹，反之，海面下降，陆地面积扩大，平原增多。江水、降水和海水不断塑造和改变着古江南的地形地貌，深刻影响着江南的地理环境和早期江南文明的兴衰。

在更新世末期，气候寒冷，海平面较低，古长江在大陆架外缘入海，上海地区的海岸线位于现今海平面—137米的东海大陆架外，[19]陆地面积较大。在距今1.1万至1万年前，发生了“新仙女木事件”，全球性气候回暖、冰川消退，开始进入温暖湿润的全新世。在全新世早期，海面已达到—40米，海水沿谷底侵入，海岸线逐步内退。[20]从距今8 500年到7 500年前，温度与降水持续升高，在8 000年前达到最高值。可见，这个时期江南地区是高海面、高降水的气候条件，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并不多。在距今7 500年前时，气温和降水量有所下降，海平面上升速率趋于缓慢。[21]古长江流至长江下游时，地势变缓，河道渐宽，河水挟持的泥沙逐渐沉积，并淤积至近海。在潮汐的作用下，重新分配，形成了土地肥沃的三角洲，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条件。

距今7 000年前，气候温暖湿润，海平面基本稳定，江南地区开始出现先民活动的遗迹，先后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器、稻谷、榫卯、家畜等，还有制作难度较大的企口板，反映了江南灿烂的早期文明。距今7 000～6 000年前，年均温与降水量增高，比现今水平还要高，朱诚等根据长江下游地区古贝壳堤海波高程和其区域分布状况研究得出：距今7 000～6 500年前依旧为高海面期。到了晚期，海平面不断升高，长江入海口到达扬州、镇江附近。海水入侵杭嘉湖平原形成大片泄湖，除一些高岗外，绝大部分被水淹没，先民多在地势相对较高的丘陵地带上生活，后来一部分迁至苏锡一带的高原上。[22]

距今6 000～5 000年前，江南出现了崧泽文化。崧泽文化早期为高海平面稳定阶段，气候温暖湿润，王开发、张玉兰通过对太湖地区第四纪沉积的孢粉组合分析，认为此时江南为湿热的中亚热带气候。[23]中期，气候转为干凉，湖泊面积缩小，从遗址发掘中，首次在本地区发现了水井，这也反映了崧泽文化时期，有段时间气温下降，降水量减少，先民不得不挖井饮水。此时先民仍沿循择高而居的生存方式，崧泽文化开始逐渐发展繁荣，但到晚期后，气温开始回升，降水增多，水域面积开始扩大，[24]先民的生存活动空间减少，文化发展受阻。

距今5 000～3 800年前为良渚文化时期，气温与降水虽然有小幅波动，但总趋势是年均温和年降水量都大幅度降低，平均值低于现今水平，海水退去，上海滨海平原西部和杭嘉湖平原南部发育成岸外砂咀，属于低海面时期。江南此时进入了先民最适宜生存的时期，水域面积缩小，平原面积增大，气候宜人，人类采集与狩猎范围也逐渐增大，成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最辉煌的时期。距今4 000年以后，气温开始上升，降水增多，海面又开始上升，江水回灌，水域面积扩大，差不多恢复到了6 000年之前的状况。江南很多区域被淹没，人类的许多居住地被淹，尤其是生活在低洼或小盆地地区的良渚先民，遭到重创。在阳澄湖湖底考古过程中，就发现了大量良渚文化遗址，从遗存方面来看，属于良渚文化后期，这也说明了海水或洪水的侵袭，是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距今3 800年前，进入马桥文化时期，早期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大，海面较高，太湖平原环境较为恶劣，湖泊和沼泽广布，先民生存空间狭小，遗址主要分布在太湖东部与上海西部之间狭长的区域范围内，文化发展缓慢，因此目前发现的马桥文化早期遗址数量较少。到了晚期，气温开始下降，降水量减少，湖泊面积减小，海面降低。在马桥文化时期起到防洪和阻止海水内侵作用的沙堤两侧都发现了先民生活的遗迹，尤其是东侧发现的许多遗存，正反映了马桥文化晚期，海平面下降，海岸线东移，先民的生活范围扩大。

总之，从考古学、沉积学和地理学等角度的研究，反映了江南地区在全新世时期，气候的冷暖变化与降水多少，影响到本地区水域面积的大小，尤其是在7 000年前，江南文明开始兴起，先民的生存状况与自然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气候的波动直接作用于海水的进退，降水的多少深深影响着本地的旱涝情况。自7 000年前以来，江南地区不但海面有几次较大升降，还至少出现过9次特大水灾，迫使江南先民不断迁移。当高海面和洪涝期时，就择高而居；当海水退去或降水减少，则逐渐向海岸带推进。[25]可以说，海水的进退与湖泊水域大小的变化迫使先民不断迁徙和改变生存方式，深刻影响着本地区文明的兴衰。

由于海侵不断，海水沿河道或地势低处侵入与退回，使本地区的地形受强烈切割，形成了深切的河槽和相对崎岖的丘陵。[26]这些纵横的河槽和高低不一的丘陵相组合，与众多的湖泊水域共同组成了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随着先民们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海陆变化也受到人们活动的影响，先民们的开荒拓土、围湖造田等生存活动，加快了水土流失，造成长江三角洲河口的泥沙沉积量增加，三角洲面积增大。先民们在发展中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多水的环境，多水的自然环境也影响和滋润着江南地区的早期文明。

二　李正爱：鱼米之乡[27]

苏州地处吴中，古即称吴、吴郡者。苏州的“苏”字，繁体作“蘇”，意为水草丰美的地方，鱼、禾所自出。据考证，“吴”即“鱼”或“吴”源于“鱼”，太湖畔的古吴族最早为捕鱼之部落。先秦时吴王阖闾名号意为船，指最尊贵的船；季札名字取船桨之意；余眛其号之义为鱼之祭。苏州地名多与鱼有关，如鱼行桥、炙鱼桥、乘鲤坊等。现代汉语解释“稻”为一年生草本，子实叫稻谷，去壳为大米，通常指水稻。释“禾”为禾苗，特指水稻的植株。“蘇”字取“禾”说明这地方的稻米丰赡。“食鱼与稻”（《吴县志》）自古吴之俗也。

吴门青山外，渺渺湖荡波。在想象中，古时吴人出入都要借助舟楫的便利，人们依水筑屋垒室，门前屋檐下的一条条小河大渠四通八达，贯穿江湖，构成了水街。地理上在太湖的东面是苏州，苏州往下东南是美丽的江南水乡昆山、吴江和吴县。这里除太湖之外还有太湖上游的洮、滆湖群，下游的吴江湖群、淀泖湖群、阳澄湖群。据统计，太湖流域河网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4.8公里以上，昆山一带老河网区每平方公里可达7.2公里。其中千亩以上的大湖有150多个，千亩以下的湖荡，仅吴江县就有3 000多个，大小河港5 000多条，水面积占了全县土地面积的38％。[28]

太湖盛产白鱼、鲥鱼、太湖银鱼、刀鱼、白虾、鲈鱼……和菱角、莼菜等水产。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鱼自然成了吴人饭桌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清稗类钞》有：“苏人以讲求饮食闻于时，凡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家，正餐小食无不力求精美。”[29]清人袁枚说：“苏州沈观察煨黄雀，并骨如泥，不知如何制法。炒鱼片亦精，其厨馔之精，合吴门推为第一。”[30]虽是一般百姓的家常菜肴，但也求精工细作。北宋范仲淹就非常好鱼，因此闹出过一段趣事。他上京赶考那年，因贪嘴误吃了渔民早已筌住的大鱼，最后为了赔偿人家竟将自己行囊里的一条大咸鱼钩到鱼钩上，权作弥补，渔翁取鱼时发现钩上竟是条大咸鱼，以为神怪，惊骇不已。

最具吴地特色的菜品大概是太湖船家的船菜。船菜如清蒸鲥鱼、银鱼炒蛋、雪花蟹斗、太湖云块鱼、香酥鲜鸭等，都以太湖水产为主料，辅以鹅鸭、鲜笋、香菇、蘑菇、海蜇等，经过船妇巧手的炒、爆、炸、汆、煎、炖、焖、煮、焯，就做出了香郁鲜美而不油腻的佳肴了。传说康熙南巡到苏州，微服出游恰巧遇上太湖民间彩船会，肚子饿了登上一只渔船吃饭，渔妇给做了一道精致的太湖鱼。康熙觉得那渔妇的菜乃人间美味，于是叫太监暗中记下制法，驾銮回京后就命人仿制出来作为一道御膳，但康熙觉得原来的名字不够雅致，于是改名“龙舟鱼”。

对于食必精细的文化，江南总是显得更能掌握其精要。江南的小碟细盏，给人一种亲近温和的感觉，雅致而不浅陋，明净中又透着一种干练。犹如江南女子那样纤小细腻，文静而不张扬，宁静中深藏韵味。那种对吃的精雕细琢是北方大碗大盆的粗犷无法望其项背的，还会使西部挥汗如雨般的爽快感到有些尴尬，即使同是南方也一样在它的精雕细刻面前显得粗糙不堪。明人笔记记载了江南“蟹会”上的一段吃蟹经历：“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为蚶、为河蟹。河蟹至十月与稻粱俱肥，壳如盘大，坟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螾。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31]极有品食美名和文化修养的张岱吃起蟹来也自然与一般的文人小吏不同，更追求情趣。与几个友人、弟兄相约于午后赶蟹会，于人声僻静处的小船煮蟹食之，食不求多，恐怕冷后变腥膻就一个一个地煮食，细细品味不急于饕餮天物；再佐以肥腊鸭、牛乳酪、晶莹的醉蚶，用鸭汁煮的白菜像一块玉板；以不腻口的谢橘、风栗、风菱精致小果做果脯；喝的酒叫“玉壶水”，听起来都会让人有飘飘如仙的感觉，外加兵坑笋作菜，新的“余杭白”为饭。就是张岱本人也不免“繇今思之，真如天厨仙贡”。一舟轻泛湖上，众人围坐船头，或拍板歌词，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率然有“酌酒坐中流，高天月如镜。此际不放歌，何和复乘兴”（吴桥《过太湖》）。最后再小酌以兰雪茶，轻啖芬香细品悠长，不急不促，于热闹中独享一份宁静，情趣高远。酒足饭饱后竟不免要感叹一声：“惭愧惭愧。”甚为有趣。先人们那种悠闲自在的吃法，今天忙碌的人们怎么也找不到这种心境了。我很向往那种真正的江南日常的饮食方式和精馔的食品。一张小小的白木方桌，两三小凳放置在门檐下，用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细瓷碗碟盛几样精致小菜，再与家人一起不紧不慢地细嚼慢咽，说一些乡里乡亲的旧事现闻，体会一种娴静而从容的生活气息，一种清淡而悠远的诗意。

古谚有：“苏湖熟，天下足。”

江南水系发达，灌溉充分，气候温和而湿润，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太湖冲积平原堆积的湖泥土质肥沃，是水稻生长的一个良好条件。史载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江东修建圩田（即江南东道）共修陂塘沟堰二万二千四百余所”，而“淮东修治一千七百余所，浙西修治二千一百余所”[32]。每一所陂塘有水田五六百亩以上，相比之下江南水田的发达足以令世人惊叹。因此北宋吴中著名水利家郏亶指出：“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33]“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用来描绘、形容遍地明绿青翠禾稻的江南水田的话语。披蓑衣戴斗笠的农人劳作在秀丽的小山和细水长河之间的一方方青绿水田中，或停或飞的水鸟在斜阳余晖里追逐嬉戏，那种清新而明净的诗意似是江南才特有的一道风景。

江南稻种繁多，北宋朱长文编《吴郡图经续记》中：“稻有早晚，其品名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34]明清之际，吴人黄省曾《稻品》曾对吴地水稻进行过分类：“以粘者谓之糯，亦曰秫。以不粘者谓之秔，亦谓之粳……月令之秫稻糯也。糯无芒，粳有芒。粳小者谓之籼，籼之熟也早，故曰早稻。粳之熟也晚，故曰晚稻。”[35]实际上吴中有记载的稻品达数百种，有名的如香粳稻、箭子稻、大小乌芒、乌赤籼、小白籼、胭脂糯、水晶糯……不仅如此，这些稻种其中一些名称极具吴文化特色和情趣。如品位高又极其不耐风不耐水的小娘糯就像吴语中被称作小娘的豆蔻年华的少女一样，十分娇宠柔弱，故吴人以之相类而呼之；而不道糯则因品位低产量高，“粜之则价减”，卖不了大钱，吴人多以此代晚稻租，因为吴语中“不道”意思为“不能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至明代吴中已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苏州府征粮2 746 990石，占全国实际征收秋粮的11.11％，比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总和还要多。正如唐寅诗所咏：“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

正是因为有江南水田之利才能成全范仲淹的一个心愿。范仲淹少年时曾在苏州天平山下的咒钵庵里专心读书。由于贫困他只能“断齑划粥”，每天烧一锅粥冻成绿豆糕一般，然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充饥。没有钱买书，除了借书只能跑到书摊边站在那儿看。有一次他在书摊上看到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些人舍家捐田给寺庙的事，颇有触动，想到要是自己今后做了官也要办个学馆帮助贫苦弟子读书。他出仕入相后，在家乡范庄前建了所文正书院，对范氏贫苦弟子实行免费入学，又于宋皇祐元年（1049年）在家乡买下一千亩田地，首创范氏义田与范氏义庄，即由他出资“置义田里中，以赡族人”，作为本族的公益田庄。田庄的收入除了用于保证书院正常运转和让穷苦子弟免费读书之外，还用于扶持救济范氏家族内的一些贫苦者。

各地大族纷纷效仿范仲淹创办义庄的举动，竞相资助教育，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仅吴县等地就有六十多处义田，对明清以来江南教育文化水准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明清科举考试中江南的突出表现或多或少都与这一制度有些关联吧。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至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科举录取的进士为11 375人，前四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各39人共有156名，出身于江南（包括苏浙赣）的有115名，占总数的74％。其中出于苏锡常三府的有40多人，占三省总数的近40％[36]那些从草堂乡野一步步走出来的士子们对这种义庄制度不知道会存有怎样的感激，在庆幸自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之余，更会对范仲淹平添几分崇敬。

记得有一次在江南水乡旅游时，看见一个富商老宅的厅堂有两壁以“渔樵耕读”为主题的精致木花雕，后门门楣上也刻着“耕读传家”的字样。“渔樵耕读”一贯被儒家看作农耕家庭的理想，一个商贾之家竟如此看重，不禁有几许感慨。在江南这样一个“渔”与“耕”都极为发达之地，所剩下来的似乎就是要把余下的“读”做好。明清江南人文迅速繁荣的前景，昭示着读书科举似乎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而江南优越的经济条件为更好地创办书院、学塾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使更多的人能读书，才能培养出一批批的冯梦龙、沈璟、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张惠言、李玉等学者俊才。十七八世纪的江南实是一个人文荟萃、令人神往的地方。

三　朱逸宁：梅雨时节[37]

初夏时节的江南。这时，枝头的梅子已经黄熟，当雨点洒落在地面上的时候，人们便会说：“入梅了。”这里的“入梅”实际上指的是进入了江南的梅雨季节。

“梅雨”，也有人叫它“霉雨”，顾名思义，一是得名于梅子成熟，二是因为在这段时间，江南一带空气非常潮湿，衣物容易发霉，故有此称。其实，梅雨季节是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一种特殊的气候，它影响的范围不仅包括我国的江南，还一直延伸到邻邦韩国和日本南部。每逢进入一年之中的六七月，江南总会有这么一段时间，一般有二十几天阴雨不断，天气潮湿闷热，于是，江南的人们习惯性地把进入梅雨期称为“入梅”，把梅雨的结束称为“出梅”。梅雨时节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酷暑，但在人们的心中，梅雨的到来却是标志着夏天的开始。

毫无疑问，梅雨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不仅是因为它成就了江南的千里沃野，更重要的在于，这簌簌的雨声，已然是丰厚的江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内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无法想象，倘若没有梅雨的滋润，诗人是否还会吟出这样的诗句，而江南也是否还会有这如画般的烟雨盛景。

大凡是生于江南，或是在江南生活过的文士，大都不会对每年初夏连绵的梅雨熟视无睹，因为梅雨在他们的眼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它就像流觞的曲水，一直流进心中，激发出无尽的文思。梅雨不仅承担了春与夏的过渡，更使这种季节的转换变得自然且富于诗意，它既没有夏日里暴风骤雨的急狂，又非初冬令人瑟瑟生寒、裹挟着雪珠的冷雨，而是具有水乡那独有的一种温存。于是乎，在诗人的笔下，梅雨便携着江南的韵致在人们的注视中深情款款地走来。唐代的文人在诗篇中总略带几分唐代幕天席地般的气度，显出一种歌者的洒脱，柳宗元看到梅雨，就曾挥毫写道：“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梅雨》）在这位诗人的眼中，梅雨到来之时，不仅意味着梅熟，也标志着春天的即将远去，放眼远眺，四下烟雨蒙蒙，江南的景物也仿佛渐渐模糊起来，让人看不清了。他的梅雨之诗，简约而疏朗。晚唐诗人罗隐也对梅雨有着很深的印象，只见他欣然提笔：“村店酒旗沽竹叶，野桥梅雨泊芦花。”他所见到的，应是梅雨之中的乡间景色，只十余字，却已勾勒出一幅梅雨村舍之画，恬淡清秀，颇让人流连。试想，如果置身其中的话，那种感觉，一定是初夏时分沁人心脾的凉爽。相对来说，赵师秀的诗作《约客》所描写的梅雨景象就更为著名了：“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这两句中，不仅有梅雨季节的显著特征，而且更有池塘蛙声，节奏明快，雨中的画面不由变得灵动起来。

宋代的词人，居江南者甚多，因此梅雨也成了他们歌咏的对象，且来看，辛弃疾写道：“野草闲花不当春，杜鹃却是旧知闻。谩道不如归去住，梅雨，石榴花又是离魂。前殿群臣深殿女，赭袍一点万红巾。莫问兴亡今几主。听取，花前毛羽已羞人。”（《定风波》）辛弃疾笔下的梅雨，略带些沧桑之感，直教听者唏嘘。而周邦彦词中的梅雨，却有几分闲适：“梅雨霁，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新荷。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鹤冲天》）你瞧，梅雨初停，这词人闲来无事，在院中乘凉，手摇小扇，眼观池波鱼戏，耳听柳枝蝉鸣，倒也惬意。不过，贺铸可就没有这样的心境了，他写道：“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梅雨洒在词人的心中，拨动的是点点愁绪，雨打风吹之下，望见的只是伤感与悲凉。

在众多诗词名家之中，女词人朱淑真对梅雨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她说：“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清平乐》）在梅雨氛围之中，作者尽显江南女子娇柔婉约之态。其间写梅雨骤来，极有韵致的便是那一句“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这首词以梅雨作衬，写女子粉面含羞，美目盼兮，与恋人雨中缠绵，作者写来不仅动人，更带着些许天真可爱。“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此情此景，让词人寥寥几笔，显得多么具有浪漫情调！

梅雨，原本只是一种普通的天气现象，它却给江南染上了一层湿润的艺术光彩，而且在经过了几千年之后，我们才蓦然发现，原来这层颜色早已渗入江南精神的深处。

江南一带的夏天，真正意义上的酷暑大概只有那么一个多月，与北方的燥热不同，江南的初夏，由于湿气重的缘故，在梅雨期间，人们迎来的是一种闷热。在南京这样古老的城市中，屋舍交错，树影婆娑，一旦梅雨开始，便是户户房檐滴水，整座城市如同浸泡在水中一样。在梅雨天里，雨水淅淅沥沥总也不见停，除非必须出门，否则最好待在家中，雨声时时萦绕在耳际，这种感受很难得。刚一开始，还有些怨气，外出的脚步竟被梅雨挡住了，可时间一长，待心情平静下来，倒觉得这雨天有几分别致了，夜晚坐在窗前，窗外的雨水显得亲切了许多，一切喧嚣与嘈杂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只有时松时紧的雨声仿佛在诉说着江南的过往。此时的雨声分外衬托出夜的静谧，坐在屋中的人们正被这天地造化的神奇包容着，因为雨声所环绕的人的内心趋向于安宁与满足。我忽然间明白了，这大约就是韦庄所说的“画船听雨眠”的意境吧。

都说金陵是“六朝烟雨”之地，这怕是多少也和梅雨有些许关系，曾在南京居住的作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借杜慎卿之口说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38]似南京这样的江南古都，梅雨并未冲刷去历史的沧桑，倒在水气雾霭中平添了几分对过往的怅然。在雨丝中，我们依稀可以望见那王谢故居，秦淮画舫，还有低头吟唱的李后主，轻启朱唇的柳如是。有时我想，这番城市的记忆该是永久地保存在梅雨中吧，但愿不要失落它才好。

梅雨时节的江南水乡，实在是另有一种情趣。若是来到古镇，乘一叶扁舟，耳中听着那披着蓑衣的老艄公在船头摇桨的声音，眼前是一座爬满了古藤的石拱桥，桥上正传来一声声叫卖栀子花的吴侬软语，伴随着花香，夹杂着绵绵的雨丝飘进了乌篷船。这才是“人在画中游”。这时，在游人的心中，大约只剩下了对江南梅雨的眷恋。

江南本就是一个并不缺少雨水的地区，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下雨的时候，人们形容春雨“贵如油”，那是就春雨对农作物的影响而说的；秋天的雨水给人的感觉则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只有梅雨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梅雨期间，天气闷热、潮湿，东西易生霉。更为奇特的是，有时烈日当空，雨却仍旧下个不停，真正称得上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了。记得我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典型的南京城南的那种平房，房子偏又朝西，每当梅雨季节，家里地面上总是湿漉漉的，叫人觉得不舒服，似乎感到周围的一切家具什物都带着水气。如果是下午时分雨后日出，灼人的阳光直射进屋中，那时，大约只剩下汗涔涔的感觉，是决计不会像文人辞章中一样富有诗意的。

可以说，正是梅雨赋予了江南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气息，这当然不仅指那些凝结于文人墨客笔端的情结，还蕴含着一种对开阔明亮之境的向往。在梅雨之中的人们，往往企盼着雨过天晴，即使梅雨过后到来的是伏旱酷暑，也觉得比这种“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湿热来得舒坦，因此，人们往往于“出梅”之后的晌晴天把衣物拿出来在热辣辣的太阳下暴晒，那是一种长久不遇的畅快。早在数千年前，生活在吴越一带的先民们，过的是“饭稻羹鱼”的日子，江南被视作蛮荒之地，但偏就出了个吴王叫阖闾的，在纷纷的雨丝中厉兵秣马，向强大的楚国发起挑战，竟然攻破了郢都，继之而起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更是把目光移向了广袤的中原，挥动着潮湿的利剑，成为身带水乡泽国之气的霸主。当他们渐渐远去之后，人们的眼前蔚然已是一个清朗的江南。

沐浴着梅雨的江南，十分宽容地吸纳着各种文化的果实，把一个原本尚武、苍劲的江南变得丰富、清秀而又略带些绮靡和婉约。江南的梅雨，让文士的才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就像韦庄诗中所说的那样：“若有前山好烟雨，与君吟到暝钟归。”千百年过去，江南一如既往地迎来每年初夏的梅雨，这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人们平静地看着大地上流淌的雨水，然而在内心深处，却有着一份豁然，那是属于江南的气质。

四　冯保善：金陵王气

在有关金陵王气的诸多古代文献里，大概要数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最著名了。诗曰：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首诗，乃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诗人由夔州刺史调任和州刺史，沿江东下，经西塞山，触景生情，吊古伤今而作。王濬奉晋武帝之命，率水军讨吴，时当太康元年（280年）。最终，王濬的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在焚烧了东吴沿江设下的铁锥横锁之后，直捣金陵，孙皓政权宣告灭亡。

如果寻根讨源，再考索金陵王气的出处，那么要回溯到东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在石头山建金陵邑之时。相关史料记载，金陵的得名，正是因为楚威王欲在此筑城，因听信人言，此地有王气，乃埋金以镇之，故名。看来，金陵与王气的结缘，是从金陵一地命名之始，就已经存在了的。

此后，关于金陵王气的说法，便近乎无代无之，传说不绝。秦始皇东巡，途经小丹阳（位于今江苏、安徽交界处），望气者也向他说起了金陵有王气，于是，他一方面命令凿断方山地脉，以泄王气；又以“气见水止”的理论，开凿秦淮河，破坏其地气；再就是改“金陵”为“秣陵”，“秣”乃喂牛养马之草料，正如乡下给人起名阿狗阿猫之类，虽有轻之贱之、蔑视其存在的意义，却也更见出他们对于金陵其地的高度重视。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升州》条云：“《金陵图经》云昔楚威王见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秦并天下，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乃凿地脉，断连冈，因改金陵为秣陵，属丹阳郡。故《丹阳记》则云始皇凿金陵方山，其断处为渎。则今淮水经城中入大江，是曰秦淮。”[39]正是对于以上两种说法的综合记录。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提道：“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40]如果这里尚没有明确指出王气所在的具体方位，那么《魏书》卷六十五《李平传附李谐传》云：“金陵王气兆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41]则首次确切地提出了金陵王气的说法。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车骑将军、徐州牧孙权将其治所从京口（今镇江）迁到秣陵，并将秣陵改名建业，在《三国志·吴志》卷八《张纮传》裴注引晋代《江表传》中有具体记载。据说正是因张纮向孙权讲了一番金陵王气的往事，称此乃天意所在，才使得孙权最后下了搬迁于此的决心。张纮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秣陵，楚威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42]

588年，隋文帝五十一万大军兵分八道，“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43]，已经兵临城下，荒唐的南朝陈后主却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人再度至，无不摧没。今虏虽来，必应自败。”[44]金陵王气却没能成为他的“护法”，胭脂井中被俘，南朝寿终正寝，从此结束了它的气数。而在灭陈之后，隋文帝为了斩绝金陵王气，也下令将昔日的六朝宫殿，“平荡耕垦”，废为耕地，并在石头城设立了蒋州。

元朝末年，刘基“与鲁道原游西湖，有异云起西北，光映湖水。道原皆以为庆云赋诗。基持杯满引不顾曰：‘此王气应在金陵，十年后王者起，佐之者其我乎！’众咋舌避去。”[45]这却是明朝建都金陵的神话了。

看来，金陵王气的说法由来已久。这金陵王气虽然被人讲得十分玄虚神秘，也终竟有它的内涵。那么，“金陵王气”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

在目前的有关研究中，主要有以下两说。

一种认为，根据《河图》《洛书》及伏羲氏的《先天八卦图》，古南京所在的扬州，地处南方，与荆州在五行属性上都属于“火”，而在五行相克的关系中，“火克金”，于是楚威王埋金，意在将古南京的地气属性调整为“金”，利用扬州火的属性，克制金陵“金”的属性，以此削弱古南京的地气。另外，南京作为山水交会的吉壤，有着在风水术中所说的“蟠龙”形态。呈回环形态势的山川融结、互为依靠，形局完整灵秀，孕天地清气。北临长江，城北有玄武湖、莫愁湖，四周群山环绕，首尾相连，西面为象山、老虎山、狮子山、八字山、清凉山，南面有牛首山、岩山、黄龙山，东面有紫金山、灵山、青龙山，北面有乌龙山、燕子矶、幕府山，构成了南京极罕见的地理概貌。南京城内的石头山（即今清凉山）也是风水中的吉山，因为它的状貌形同一只两脚前拱弯抱伏蹲地的老虎，古人把这种山称作虎踞或伏虎。（徐刚《金陵王气》）

另一种说法认为晋人《吴录》中所说的诸葛亮出使东吴，在路过金陵时有云“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46]，尽管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从未到过金陵，也不可能有上面的赞叹，但此传说使南京从此有了一个著名的代称——“龙蟠虎踞”。关于所谓的这几句诸葛亮的名言，后人一直解释为“钟山像条蜿蜒的龙，石头山像只蹲踞的猛虎”，说这仅是一个文学性的比喻，只是用来形容南京地形的雄壮险要显然不确切。风水术喜欢将山川附会星象，以达到地与天的对应，如最常见的便是用山水地形，附会天上的苍龙、白虎、朱雀、玄武星象，这种方法最早见于《三国志》中。而令人惊异的是，房、心、尾三宿苍龙星座（今为天蝎座）的形象正是“龙蟠”，参、觜二宿白虎星座（今为猎户座）的形象正是“虎踞”。原来，“龙蟠虎踞”是古人对苍龙、白虎星座的形象描述。这一星座图，也把汉代天文学家张衡所说的“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踞于右”的星象，重新展现了出来。如此，“龙蟠虎踞”便来源于星象术，它的真正意思是“以钟山为苍龙星象，以石头山为白虎星象”，应该是风水术的星象比喻。这正是东吴建都金陵时，风水家以地形对应星象而得出的基本认识。天上有龙虎星象，金陵有龙虎地形，出土的六朝砖画有龙虎雕刻，六朝墓葬中有龙虎形插件，六朝铜镜上有龙虎，六朝都城的朱雀门上曾悬有木刻龙虎，也可为此说之佐证。此外，六朝人又用了术数中的其他方法来补充。《宋书·符瑞志》说：“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47]这是占星术，认为在天上二十八宿的斗宿和牛宿之间出现了一种云气，类似皇帝所用的黄旗紫盖式样，这就是“王气”。按古代星野所分，斗宿、牛宿对应地上的江东地区，那么江东就有王气，这是为孙权称帝所造的舆论。又说：“吴亡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这是借助气象现象，把钟山上的紫云说成是“王气”，是为东晋立国所造的舆论。南朝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所说的“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指的正是金陵王气的三种表现形式。在以钟山为苍龙、以石头山为白虎之后，六朝又以金陵南面的秦淮河为朱雀，以北面的覆舟山（今九华山）为玄武，又以北湖为玄武，改名玄武湖，形成了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神拱卫皇都的布局，这就是所谓的“象天设都”。[48]（刘宗意《解开“金陵王气”之谜》）

金陵王气既然是古来就有的说法，在古代文化的语境中，从风水术、星象术等对其进行阐释，自然各有道理，也都存在合理的一面。然而，还有更重要的方面不能轻忽：南京作为十朝古都，开国者并不都是因为相信了金陵王气的说法，才建都于此；郑板桥诗中说“南人爱说长江水，此水从来不得长”，建都金陵的多是短命王朝，或者是分裂、偏安的小朝廷，这不光彩的评语，也并没有影响到后来者继续建都于此；还有金陵王气的说法，之所以盛传不衰，也正是与它不断作为都城的事实有关。所以，要理解金陵王气的内涵，在风水术、星象术之外，必然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可以发掘。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古人对金陵的描述。

晋人张勃《吴录》中所谓的诸葛亮对南京的考评：“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49]除了风水术、星象术所说的意思，当然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南京地势雄伟险要的形象概括。

初唐王勃《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蒋山南望，长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吴盛，孙权困而九州裂。遗墟旧壤，百（一作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蟠，三百年之帝国。关连石塞，地实金陵。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时地险，曾为建邺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50]“关连石塞”“昔时地险”云云，自然说的是金陵地势之险要雄奇无疑。

唐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石头巉岩如虎踞”，元白朴《沁园春》“我望山形，虎踞龙盘，壮哉建康”，《水调歌头》“好在龙盘虎踞，试问石城钟阜，形势为谁雄”，元胡炳文《游钟山记》“江以南形胜无如昇，钟山又昇最胜处……蟠龙踞虎，亘以长江，其险也如此”，明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清郑燮《念奴娇·金陵怀古·石头城》“悬岩千尺，借欧刀吴斧，削成江郭。千里金城回不尽，万里洪涛喷薄”，清陆嵩《金陵》“崔巍雉堞尚前朝，形胜东南第一标”，南社诗人余天遂《初发金陵》“钟山高拥石头城，虎踞龙蟠旧帝京。地势不须说天堑，共和战胜在民情”，都说到了金陵地势的险要。

在兵器业不发达的古代，地理形势对于战争，往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地利就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大要素之一。兵书里也大都有专门研究地利的篇章，如早已成为世界军事名著的《孙子兵法》，其中有《地形篇》，探讨了不同地形条件下军队的行动原则，特别强调了三军统帅必须格外重视地形的研究与利用；又有《九地篇》，分析了九种地理形势下不同的用兵方法。“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51]。长江天堑，三面环山，石头城如虎踞大江之滨，天然具备成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条件，所谓的金陵王气，也指的是它在地理形势上适宜成为都城的一个层面的内涵。

南朝诗人谢朓《入朝曲》中的两句诗为千古绝唱：“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之地，事实上也是金陵成为帝王之州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在《建国方案》的《南京·浦口》一章中说：“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虽现在已残破荒凉，人口仍有一百万之四分之一以上。且曾为多种工业之原产地，其中丝绸特著，即在今日，最上等之绫及天鹅绒尚在此制出。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南京对岸之浦口，将来为大计划中长江以北一切铁路之大终点。在山西、河南煤铁最富之地，以此地为与长江下游地区交通之最近商埠，即其与海交通亦然。故浦口不能不为长江与北省间铁路载货之大中心。”[52]

经过三国吴几十年的开发，到了东晋南渡以后，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江南转移。至唐朝中期，已经有“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吕温《韦府君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百一），“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韩昌黎集》卷十九），国家财富多倚赖江南的说法。另一方面，随着大批士人南迁避乱，文化上也渐成重镇。《北齐书·杜弼传》记高澄语：“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53]陈寅恪说：“永嘉之乱，中州士族南迁，魏晋新学如王弼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学术文化思想从而发达起来。”[54]再就文学来看，整个六朝时期，北方虽不能说是一片荒漠，却成果无多；而在南方，文学创作则云蒸霞蔚、群星璀璨。举其知名者，如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南朝宋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南朝齐王融、孔稚珪、谢朓，南朝梁萧衍、范云、江淹、任昉、丘迟、沈约、柳恽、何逊、吴均、王僧儒、萧统、陶弘景、刘孝绰、刘孝威、萧纲、庾肩吾、萧绎，南朝陈阴铿、张正见、陈叔宝、徐陵、江总等，多不胜数。而北朝创作，则显得寥若晨星，其硕果仅存者王褒、庾信两大家，也都是由南朝这片沃土培养，成名后因为不同的原因到了北朝的。诚如李白诗曰：“六代更霸主，遗迹见都城。至今秦淮间，礼乐秀群英。地扇邹鲁学，诗腾颜谢名。”作为长江下游一个重要的滨江城市，位于长江转正东流向的转弯处，南京是沟通江南与中原的最佳枢纽站，前有淮河、长江这样的天然防线，拥有地理之优势，后有富庶的吴会为经济上的后盾，得天独厚，先天就是建立都城的首善地区。

有关金陵王气的种种说法，不无神秘玄虚的成分在。其实，三国孙权之定都金陵，与东晋、朱明的在此建都，他们所谓的金陵王气，无非都是在强调王气所在、天命所归，彰显只有自己代表正统，从而增强其号召力，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策略。而痴迷金陵王气者，如南朝陈后主，则难免有国破人被俘的结局。正如唐刘禹锡在《金陵怀古》诗中说：“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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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金鼎主编：《中国文化史词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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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12]都市化是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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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47页。

[54]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