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1章 斯大林铜像

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自由意味着什么，直到那天我拥抱了斯大林铜像。靠近看时，他比预料中要高得多。我们老师诺拉讲过，帝国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一个劲说斯大林个头矮。实际上，她说，再矮也没路易十四矮呀，可奇怪的是，他们对这一点避而不提。她一脸严肃，接着补充道，抓住表面不放，弃要紧之事于不顾，这是帝国主义分子的通病。斯大林是伟人，他的功绩远比他的身材重要。

诺拉继续解释说，斯大林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眼睛会笑。你信吗？眼睛会笑？是因为那副漂亮、友好的八字胡遮住了嘴唇，你如果只盯着嘴唇看，就永远别想知道斯大林是真的在笑，还是在干什么别的。然而，只要瞧一下他锐利智慧的棕色眼眸，马上就能分辨，斯大林在笑。有的人无法直视你的眼睛，明显是有什么东西掖着藏着。而斯大林会直视你的眼睛，只要他想，或者你表现好，他的眼睛便会透出笑意。他总穿一件毫不张扬的外套，脚蹬一双不起眼的棕色鞋子，喜欢将右手放进外套左侧的下方，仿佛正托着自己的心脏。至于左手，他通常会揣在口袋里。

“揣在口袋里？”我们问道，“手揣在口袋里走路，那岂不是很粗俗？大人老是跟我们说，别把手揣在口袋里。”

“嗯，没错。”诺拉说，“不过嘛，苏联可是很冷的。”她忙补充：“再说了，拿破仑也总是把手插口袋里，也没听谁说那就粗俗了。”

“不是插口袋里，”我怯生生地说，“是插马甲里。他那会儿，那是教养好的标志。”

诺拉老师没理我，等着再有人提问。

“而且，他个头很矮。”我又插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的？”

“奶奶跟我讲的。”

“那她怎么说的呢？”

“她说拿破仑个头矮，可当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还是韩格尔，我也记不清了——看见拿破仑时，他说可以看见世界精神站在马背上。”

“是韩格尔，”她纠正道，“韩格尔说得没错。拿破仑改变了欧洲，让启蒙运动的政体广为传播，的确是位伟人，不过比不上斯大林。马克思的老师韩格尔如果看见斯大林站在坦克上，而不是马背上，也会宣称自己看到了世界精神。斯大林启迪了更多人，不光是欧洲人，还有非洲、亚洲数百万兄弟姐妹。”

“斯大林喜欢孩子吗？”我们很想知道。

“当然喽，很喜欢的。”

“比列宁还喜欢吗？”

“和他差不多吧，不过对于这一点，他的敌人一向都是遮遮掩掩的。在他们口里，斯大林比列宁糟糕，因为对他们来说，斯大林更强大，也远比列宁危险。列宁改变了俄国，而斯大林改变了世界。就因为这个，他虽然与列宁一样爱孩子，却一直都不太为人所知。”

“斯大林像恩维尔伯伯那样爱孩子吗？”

诺拉老师有些踟蹰。

“斯大林更爱孩子？”

“答案嘛，你们心里清楚。”她面带温暖的笑意答道。

或许斯大林喜欢孩子吧。孩子们大概是喜欢他的。但我敢说，百分百确定，12月那个湿冷的下午，我对他的爱达到了顶点。那天，我从港口一路蹦跳着跑到了文化宫附近的小花园。我大汗淋漓，全身颤抖，心脏怦怦狂跳，感觉就快从嘴里迸出来了。我拼尽全力跑了一英里多，终于瞅见了那座小花园。斯大林铜像的身形出现时，我知道自己安全了。他站在那里，庄严如常，穿着那毫不张扬的外套、不起眼的棕色鞋子，右手放在外套下面，仿佛托着心脏。我停下脚步，环顾起四周来，确定没人跟随后，便走上前去，将右脸紧紧贴在铜像的腿上，双臂吃力地环住他的膝盖，这样便没人能注意到我。我尽力喘匀气，闭上眼睛，心里开始默念：一，二，三。数到三十七时，再也听不见犬吠声了。鞋子踩踏水泥路面的轰响变为遥远的回声。只有抗议者的口号还偶尔在回响：“自由，民主，自由，民主。”

等到确定自己是安全的，我松开了铜像，坐到地上细心观瞧起来。他鞋上的最后几点雨珠快干了，外套上的漆也开始褪色。正如诺拉老师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位青铜巨人，手脚比我想象中大很多。我脖子向后微倾，抬起头来，好确认他的八字胡的确遮盖住了上唇，眼中透着笑意。可是，没有眼睛，没有嘴唇，甚至没有八字胡。那些流氓偷走了斯大林的头。

我捂着嘴，将尖叫压了下去。这位蓄着友好八字胡、远在我出生前便矗立在文化宫小花园里的青铜巨人居然没了头？这可是斯大林啊，韩格尔见到他，都会说看到世界精神站在坦克上。为什么会这样？那些人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嚷嚷“自由，民主，自由，民主”？那是什么意思？

此前，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关于自由的事。根本没必要。我觉得自己够自由的，甚至常常觉得它是种负担，就像那天一样，偶尔还会觉得自由是种威胁。

我没想到自己会卷进抗议中。抗议是什么，我恍然无知。几个小时前，我冒着雨站在校门边，心里盘算着该走哪条路回家，是左转，右转，还是直行。想怎么选其实都随我。每条路都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我不得不掂量问题的起因与后果，思考它们意味着什么，然后做出我知道也许会后悔的决定。

自然，那天我后悔了。我自由选择了回家的路，这决定还是错误的。当天轮到我值日，放学后要打扫卫生。教室的卫生是四人一组轮流打扫的，可男孩子常常会找借口溜号，只有女孩子留下来。我和好朋友伊洛娜一起值日。通常情况下，搞好卫生后我们俩便会离校，在街角遇到坐在人行道上卖葵花子的老妇人，就会停下来问：“能尝一下吗？放盐没放盐？有没有炒过？”那女人会依次打开带来的三个袋子，里面的葵花子分别是盐炒的、没用盐炒的、没用盐也没炒的，我们各尝了几颗。有零用钱的时候，选择很多。

之后，我们会左转去伊洛娜家，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掏出用她妈妈的项链挂的生锈钥匙——她就挂在脖子上，藏在校服下面，折腾了一会儿才打开门进了屋。接下来，我们会选一种游戏玩。12月份最容易选，因为全国歌唱比赛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月开始。我们会编自己的歌曲，假装我们能上国家电视台。我负责写歌词，伊洛娜唱，有时我会抄起大木勺敲厨房里的平底锅，充作鼓声伴奏。不过，最近伊洛娜对歌唱比赛失去了兴趣。她似乎更喜欢玩过家家。她不愿在厨房听我敲平底锅，更希望待在她父母的房间里，试戴她妈妈的发卡，换上她的旧婚纱或者用她的化妆品，假装给布娃娃喂奶，一直到午饭时间。到了那时，我就得决定是听伊洛娜的接着玩，还是劝她去煎鸡蛋。要是没有鸡蛋，那吃面包是蘸着油吃，还是就那么干啃。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

那天真正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我与伊洛娜为应该如何打扫教室起了争执。她坚持要既扫地又拖地，说要不然就别指望拿到当月最佳清洁员的小红旗。她妈妈一向都看重这个。我说照规矩每周奇数日只扫地，偶数日才既扫地又拖地，而这天是奇数日，我们可以早回家，还不耽误拿卫生红旗。她说老师可不这样想，还提醒我，上次就是因为我打扫卫生不上心，老师把我家长叫到了学校。我说她搞错了，实际原因是周一早上纠察队发现我指甲留得太长。她坚持说是什么原因不重要，反正打扫教室就该扫拖并举，不然即便月底拿到了红旗，心里也会觉得不踏实。她接着又说，仿佛没有再争下去的必要：她在家也是这样搞卫生的，因为她妈妈以前都是这样做。我对她说，别每次为了逼我让步，就把她妈妈搬出来。我气呼呼地走了，淋着雨站在校门旁，心想伊洛娜总盼着人家对她好，即便她错了。她有这个权利吗？我纠结自己是不是应该假装喜欢扫地拖地，就跟假装喜欢玩过家家那样。

我恨死那个游戏了，但从来没对她说过。我讨厌待在她妈妈的房间里试婚纱。我觉得穿死人的衣服，或者碰她几个月前还用过的化妆品，把自己打扮成她，感觉很可怕。不过这是最近的事，之前伊洛娜还一心盼着能有个小妹妹，好跟我弟弟玩。可是她妈妈去世了，刚出生的妹妹被送去了孤儿院，只有婚纱留了下来。我不想伤她的心，所以没有拒绝穿婚纱，也不想跟她讲，那些发卡让我觉得硌硬。我当然可以直接说出自己对过家家的看法，就像我直接撂下她独自扫地、拖地那样，没人会阻拦。可是我觉得最好还是让伊洛娜听到真话，即便她听了会难受，这也比为了让她高兴而无休止地撒谎强。

如果不左转去伊洛娜家，我就会右转。那样路最短，沿着两条窄巷走下去，便会来到主街上的一家饼干作坊前。在那儿新的麻烦又会出现。每天送货卡车快要到的节骨眼儿，会有一大群放了学的孩子聚集到那儿。如果我走的是那条路，难免会加入所谓的“饼干行动”。我跟其他孩子会背靠作坊外墙站成一排，焦急地等待着卡车的到来，时刻留意作坊的门，竖起耳朵听马路上的任何异样，譬如有人骑车而过，或者马匹与马车偶然经过。到了某一刻，作坊门会打开，从里面走出两个抱着饼干箱的运输工人，有如擎着地球的孪生阿特拉斯兄弟。这会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所有孩子都一拥而上，反复嚷着：“哦，贪心鬼，哦，贪心鬼，饼干、饼干，哦，贪心鬼！”就在此时，原本有序的队伍会自发分成两队，一队穿黑色校服的孩子当先锋，挥着手臂想去抓住运输工人的膝盖，另一队做后卫，蜂拥着冲向作坊大门将出口堵住。两个工人扭动下半身想摆脱孩子们抓握他们膝盖的手，上半身绷紧，好将饼干箱抓牢。总会有一包饼干滑落下来，一场打斗便会爆发。这时一位经理会从作坊里现身，手里捧着尽可能多的饼干，好满足每个人，让聚集的人群散去。

我可以自由选择右转，或继续直行；如果是右转，就会碰上这档子事。期待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继续往前，不去要饼干，也不去理会从作坊敞开的窗户飘出来的饼干香气，不仅太过天真，也不合理，甚至不公平。指望她直接从其他小孩面前走过，无视其他孩子质疑的目光，仿佛一点也不在意送货卡车就要来了，这同样不合理。然而，1990年12月那个不幸下午的前一晚，我父母恰恰叫我那么做了。这就是为什么走哪条路回家会与自由这个问题扯上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我的错。我不该像拿到战利品一样拿着饼干回家。不过，也要怪那位新来的作坊经理。她是新近入职的，对新工作环境还不了解，以为那天孩子们出现只是偶然。以前的经理总是一人给一块，她却整包整包地发。我们察觉到情况有变，也意识到这对接下来几天的“饼干行动”可能会有影响，便警觉起来，因此没有当场把饼干吃掉，而是赶紧将一包包饼干塞进书包，匆匆离开了。

我承认，我的确没想到，回家后把饼干拿给爸妈看，告诉他们是在哪儿弄到的，他们竟会这样大惊小怪。我真没料到劈面而来的问题会是：“你给别人看见了吗？”当然，有人看到我了，而且不只是发饼干的那个人看到了。不，她的长相我没记清。是的，四十来岁吧。不高也不矮，大概中等个头。鬈发，黑色的。笑容灿烂。这时，爸爸的脸变得煞白，双手抱头从扶手椅上起身。妈妈离开客厅，打了个手势，示意他跟自己进厨房。奶奶默默抚着我的头发，坐在角落里吃着我多给的一块饼干的弟弟，这时察觉气氛不对，突然停下来没再嚼，哭了起来。

他们让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在作坊前院逗留，也不再加入靠墙站的队伍。我得表示我已理解让工人好好工作很重要，要是人人都像我这样，很快商店货架上就会不见饼干的踪影。“互——相”，爸爸强调了这个词。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互相原则上的。

我知道，即便保证了也很难做到。但也难说，谁知道呢？至少我得真诚地做一番努力。12月的那天，我没有右转而是直行，没有回教室等打扫完卫生的伊洛娜一起去她家玩过家家，也没有去拿饼干。这样的选择我怪不了谁。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我虽然尽了全力，却还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选择的自由带来的是全然的恐惧：那些警犬可能会奔回来将我咬死，四散惊逃的人群可能会将我踩扁。

我当然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误撞上抗议者，或者被斯大林铜像庇护。如果不是最近在电视上看到其他地方的骚乱，我甚至都不知道，人们高喊口号、警察带警犬出动的诡异场面就叫“抗议”。几个月前，也就是1990年7月，几十个阿尔巴尼亚人翻墙闯入外国大使馆内部。我想不通为何会有人想将自己困在外国使馆内。我们在学校聊起这种事，伊洛娜说曾有一家人，统共六口，两兄弟四姐妹，打扮成外国游客偷偷溜进了地拉那的意大利使馆，在里面的两个房间里生活了五年，整整五个年头。还有一名游客，这位是确有其人的，名叫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他访问了我们的国家，同爬使馆墙的那帮人谈了话，然后去跟当局沟通，说那些人想去意大利生活。

我很好奇伊洛娜的故事，便去问父亲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流氓（uligans），”他回答道，“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他跟我解释，流氓（hooligan）是个外国词，阿尔巴尼亚语里没有对应的翻译。我们也不需要。流氓大多是愤怒的青年，他们跑去看足球，喝得酩酊大醉后就挑事，与对方球队的支持者大打出手，没来由地将旗帜烧了。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西方，东方其实也有一些。不过我们既不在东方，也不在西方，所以在阿尔巴尼亚，这些家伙是最近才出现的。

当我努力去理解自己刚刚遭遇的情形时，脑中闪过的就是“流氓”这个词。显然，如果他们是流氓，那爬使馆院墙、冲警察叫嚷、破坏公共秩序、砍掉雕像的头也就说得通了。显然，西方的流氓也这么干，也许是他们偷偷入境，就是来挑动事端的。不过，几个月前爬使馆院墙的那帮家伙铁定不是外国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流氓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前一年有个什么柏林墙示威活动。我们在学校讨论过，诺拉老师解释说，它跟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有关。双方都揽镜去照彼此，而那两面镜子都破碎了。这些事情都与我们无关。敌人经常企图颠覆我们的政府，每每都铩羽而归。20世纪40年代末，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决裂，我们便同南斯拉夫决裂。60年代，赫鲁晓夫侮辱了斯大林的精神遗产，污蔑我们是“左倾民族主义异端”，于是我们中断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70年代末，中国要进行改革，我们也断绝了来往。虽然强敌环伺，但我们清楚自己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每次遭到敌人威胁，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党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与强大的帝国抗争，让全世界看到即便是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小国，也能找到反抗的力量。如今，我们更是领导着一场斗争，努力实现最艰难的转型，从社会主义转为共产主义自由，从公正法治的革命国家变为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到那时，国家本身便会消亡。

自由当然是有代价的，诺拉老师说。一直以来，为了捍卫自由，我们孤身作战。如今，他们都付出了代价，他们都陷入了混乱。而我们则岿然屹立，依然强大。我们将继续做出表率，引领这场斗争。我们既没有金钱，也没有武器，却将持续抵御来自修正主义东方与帝国主义西方的塞壬妖歌。对于所有尊严持续遭受践踏的弱小国家，我们的存在给它们带去了希望。生活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这份荣耀感应该唤起感恩之心，因为我们不必经历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恐怖：孩子们因饥饿而死，在严寒中瑟缩，或者被迫去做童工。

讲话结束时，诺拉老师举起右手，脸上露出狂热的表情。“你们注意过这只手吗？这只手会一直坚强下去，一直斗争下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握过恩维尔同志的手。人民代表大会开完后，我几天都没洗手。即便是洗了，那股力量依然在。它绝不会离开我，直到我离开这世界。”

我想起诺拉老师的手，还有她几个月前说的那番话。我仍然坐在斯大林铜像前的地上，一面整理着思绪，一面努力鼓起勇气站起来，然后原路返家。我努力回想她说的每一个字，回想她告诉我们因为握过恩维尔伯伯的手，她将竭尽所能捍卫自由时眉宇间的骄傲与力量。我渴望像她那样。我心想，我也必须捍卫自己的自由。我一定能克服恐惧。我还从来没有跟恩维尔伯伯握过手，甚至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不过，也许斯大林铜像的腿就足以给我力量了。

我站起身来，努力想像我的老师那样思考。我们拥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赋予我们自由。抗议者错了。没人当真在寻找自由。所有人和我一样早就自由了。我们只是在直接行使或捍卫自由，或做出必须承担后果的决定，譬如该走哪条路回家，右转、左转，还是直行。或许跟我一样，他们也是阴差阳错地跑到了港口附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也许看到警察同警犬时，他们单纯是给吓坏了；警察同警犬或许也一样，也给抗议者吓坏了，尤其是在看到人们四散奔逃的时候。或许双方只是在相互追逐，到最后根本搞不清谁在追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开始高喊“自由、民主”，是出于恐惧与不安，是在说他们不愿失去“自由、民主”，而不是他们希望得到。

或许斯大林铜像的头跟这一切全然无关。或许是夜里的暴风雨弄坏了，有人已经拿去修了，很快便会完好如新地被送回旧时的位置。它依旧会有着带笑意的锐利眼睛，浓密友善的八字胡覆盖着上唇，正是人们给我描绘的那副模样，正是它一直以来的那副模样。

我最后一次拥抱了斯大林铜像，然后转过身，望向远处的地平线，估算着回家有多远，随后深吸了一口气，奔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