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余靖也问范仲淹：“陛下是真的支持我们改革吗？”
这是范仲淹第二次听到这个问题了，起初他很诧异，这样的昨日重现让他有些吃惊。回过神来，他说：“国家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已经十分严重，陛下忧心忡忡，不改恐怕难以为继。”
“这些都是天下人共知的事，为何多年来就没有人改？先圣贤相那么多，都不知道要改吗？”余靖反问道。
这问得让范仲淹一时语塞，难道说自己是大宋朝史上第一参知政事？想想这也不合适吧，那可把寇准置于何地呢？更不用说那一位位大名掷地有声的同中书平章事。范仲淹望着他，似乎在等待余靖的答案。
余靖心想：“说明良好的制度是形成的，不是通过行政改革建造的。”但他也只是回望着范仲淹，也不说话，似乎就是要把他逼到墙角。
“西夏入侵，大宋财政入不敷出，一百二十万大宋禁军竟然无一能战。”范仲淹低声说道，“甚至超发了六十万贯交子。病入膏肓，去等待自身痊愈，无异于见死不救。”
余靖听出来范仲淹是想说，如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艰难，时移势易迫不得已改革似乎也说得过去。余靖也不在这儿纠结了，便问道：“改革从哪里开始呢？”
范仲淹说：“改吏制削减官员数量，提高官员素质和行政能力。”看到余靖没有反应，范仲淹接着说：“募兵制度也有问题，可以适当考虑恢复府兵制度。”
提到兵制余靖脸色终于有了些许变化，他甚至感受到范仲淹有些幼稚，说道：“改兵制谈何容易，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传递链条，无数人的既得利益在其中。”
“国家危难，他们岂能置身事外？”范仲淹反问。
余靖说：“制定制度、行政管理自然是秉着公心，而每一个个体面对的却是私利。吏制、兵制改革自然是要秉着公心，但官员和将领们却是一个个个体，不可能没有私利。”余靖接着说，“更何况，五代以来从太祖、太宗到当今圣上，谈藩镇割据如谈虎色变。府兵制兵将相知，朝廷岂能不防？”
府兵制是唐代主要的兵役制度，其特点是兵农合一。耕种时节务农，战时每个家庭派出人从军，父亲年龄大了儿子上，实在不行女儿女扮男装上，就有了花木兰替父从军。总之，不能影响战斗力，平时用不耽误农事的时间训练，能承担兵役的家庭可减免税赋。根据范仲淹在西北战场的经验，深感这样的组织体系有利于边疆作战。
宋朝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采用招募的办法组建军队。招募的大多是失去土地的流民和饥民，此举让他们在社会上少惹是生非。无形中使得大宋的军队承担了不少社会责任。大宋枢密院、三衙、皇权三者的分权，彻底消灭了藩镇割据，但募兵制组建的军队往往军纪差、战斗力低下，而且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支撑，是国家沉重的负担。
经过一番探讨，余靖一方面对范仲淹的责任感与担当心存敬意，一方面又对范仲淹思考欠周全而深深忧虑。
“先改吏制，政治清明了，各种社会矛盾也就好解决了。”范仲淹原本也是这么想的，“唐太宗时期官员数量一度不足一千人，而本朝数量已超万人，而所辖疆域仅为唐朝的二分之一。官员没有考核，只要不犯明显错误就可以持续升迁。这显然不合情理。”
有宋以来，贵族门阀氏族想如同魏晋一样直接当官的道路已经被完全堵死了。虽有一部分朝廷大员有恩荫的特权，重大的节日典礼也有一些封赐，但是这样的官通常都只有官阶，可以根据官阶领俸禄，没有差遣的实职，并且这类人员的数量相对于每年庞大的科举取士那是少之又少的。宋朝的进士科录取人数有大幅增加，是唐代录取人数的十倍。在唐代，考中进士也不会直接获得官职，而在宋朝，中甲科进士的佼佼者有机会直接成为通判，名次靠后的也可以成为知县。范仲淹本人就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受益者。
余靖这次依然没有说话。想评价考核官员，无异于去评价吴道子的画好，还是王羲之的字好。那岂是几个简单维度可以度量的？这样的评价不说能不能做出来，就是做出来又有几个人能心服口服？这样的改革就算真的能推行，也不过几年后留下一地鸡毛罢了。
就如同大宋朝的科举制度，它就真的不如唐代吗？至少公平性就提升了太多吧。余靖不愿再想下去，想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去审视，哪还有几件事可以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