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晏殊想着朝廷上发生的一切，富弼、范仲淹会不会迫不及待的头脑发热，提刀四顾、踌躇满志？便马上把二人叫到了家中，准备劝诫一番。果不其然，二人正在为大宋革新思虑万千，谈论着各自的见解。
晏殊对二人说道：“急迫是改革倡导者的通病，遇到棘手问题火急火燎、寝食难安，急盼着改革并且有所成效。但这世上哪有一片树叶只有正面没有背面呢？改革更是如此，好做的事都不需要他倡导，早就有人自告奋勇做了去请功了，剩下的全是不好做的事。这些不好做的事，大多是正反两方面问题都比较突出，在相互矛盾中容易顾此失彼。极易陷入左右为难，怎样都不是的局面。”范仲淹、富弼二人都愣住了，他们哪里想过这些？
晏殊接着说：“但真正让人望而却步的还不止这些。解决问题本身就很难了，要是稍有成绩，刚把最棘手的矛盾略微缓和，就开始有人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开始质问你，这为什么没做好？那为什么做的更不好了？这时候离打退堂鼓也就不远了。历史上的改革没有几个不是这样惨淡收场的。”
富弼说：“可是这次很多人都站在咱们这边，滕宗谅、韩琦、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王拱辰……”话还没说完，晏殊就打断了他。
晏殊说：“你觉得你们是铁板一块？那是还没有遇到具体事情，你们还没有机会产生分歧。”二人都不说话了。
晏殊当然知道，改革是注定不会成功。除了刚才他说的，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原因他没有说。史书上的哪一次改革不是改革者的耻辱柱？这些晏殊明白，而范仲淹、富弼等人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
回去的路上，富弼若有所思的问范仲淹：“官家是不是真支持我们改革？”范仲淹惊得一愣。说实在的，范仲淹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范仲淹说：“君王的心思哪里猜得到？他们说是，那未必是，说不是也未必不是。也不知道他们的哪句话是对自己说的，哪句是对别人说的。”
这时的范仲淹已有“三光宰相”之称，哪三光他范仲淹还不清楚吗？也就是曾“光荣”的被贬三次。哪一次被贬不是在君王的喜怒之间呢？此时的他还根本认识不到仁宗皇帝“真正”的支持有多重要。
这时的朝堂正悄然的发生一些改变。宋夏战争最焦灼的时候，是韩琦举荐的因朋党之名被贬越州的范仲淹，而韩琦时任陕西安抚使，已是朝廷的要员，范仲淹是戴罪之臣。在他们几人从西北前线回来之前，几位谏官连同御史台一起罢了吕夷简的相位。而现在的范仲淹是参知政事副宰相，韩琦任枢密副使勉强为宰执。面对战后双方地位的差异，韩琦的心中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呢？朝廷上已经开始流传着各种流言蜚语，只是范仲淹从未得知罢了。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局，此时的范仲淹是多么的想念已故的前任宰相王曾啊！宋夏战争时，范仲淹给老宰相吕夷简的那封信不是范仲淹故作姿态，确实是在王曾的点拨下有所悔悟。王曾是寇准的学生，出身贫寒，但科举中连中三元，在真宗朝就两拜参知政事，仁宗朝出任宰相。勇不惧丁谓之淫威，智胜大奸臣王钦若，就连刘太后都敬他三分。因为有王曾的点拨，范仲淹才学会更加全面的看问题，可他再也听不到恩师的指导了……
欧阳修、蔡襄还都很年轻，只知道摇旗呐喊，官场的风浪、水深湍急他们都还知之甚少。政事堂、枢密院、谏院都有重要人物名义上支持改革就一定能平稳推进下去吗？御史台什么意见？御史中丞王拱辰可是一位状元，虽然和欧阳修是连襟，但没见得有多融洽。包拯也刚刚进了御史台成为了御史，那可都是当朝道德、舆论的风向标。这些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情感，有喜怒哀乐，还会对政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范仲淹、富弼仓促之间都不禁自问：“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