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仁宗皇帝信誓旦旦的开天章阁，召见章得象、杜衍、晏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韩琦、王拱辰、蔡襄等人，要求他们一定献言献策，并承诺励精图治改革，解决大宋的内忧外患。他们有的从血雨腥风的战场归来，有的为朝廷多年的积弊深切担忧。然而君臣热切期盼的改革，在短短的一年多之后无疾而终，没留下一片云彩。
在赶往新平的路上，范仲淹心情是这些年来少有的轻快。再次回到陕西——究竟是赶往那个梦境萦绕的地方，还是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呢？回首这一年的峥嵘之路，范仲淹总有淡淡的忧伤。
《答手诏条陈十事》对大宋朝廷的问题认识的不可谓不深刻。影响面也主要在吏制，并不涉及帝国的农业、水利、工商业。改革进行的循序渐进，没有让帝国不可承受。这般的温和的“庆历新政”却是这般急匆匆的暗淡收场。这让范仲淹怎么也想不通。
范仲淹曾不断的告诫自己和他的同僚，帝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都败在对改革难度的估计不足。从商鞅到晁错再到桑弘羊他们都是一心为公，不贪图私利的君子，都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勇气与决心，都有坚忍不拔的韧性支撑他们不折不挠。唯独低估了“习惯”对大众的影响。“习惯”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嗅不到、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
路途中的范仲淹反复思考着“习惯”这种奇妙的力量。它在很多时候可以帮助人们不必过多的思考就能避免犯大错。它让人们减少思考的同时也经常让人们“着相”，即只看到事物表象而忽略事物的本质。“习惯”是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人们的任何行为都会被“习惯”所影响，就如同地平线一样，走到哪里地平线就拓展到哪里，不可能从“习惯”中抽身出来。当人们面临的和“习惯”不一致时，通常会感到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未必是危险、未必是损失、未必是伤害，但却会带来不安。
这种历史局限性深植每一个人心中，包括改革者。这便意味着改革者自身也会有不足。晁错要削藩，也知道藩王会反，但真的削藩了，藩王反了也是要震惊的。晁错为什么没有事先做好准备？也是“习惯”。一直都还没有反，所以一直也没有防范。大宋朝堂上的君子，世世代代读着同样的书，受着相同思想的影响。他们事事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任何没有在这些典籍中记录的做法，都会给这些君子们带去深深的不安。是独立冷静的思考，还是凭“习惯”去抵制变革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每当看到仁宗皇帝摇摆不定，事事不决的样子，范仲淹都深深叹息。帝国只有仁宗皇帝负责，至于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说不清他们都是什么立场。在仁宗皇帝的眼中，改革根本没有他去宠幸一个后宫嫔妃重要，甚至不如一碗羊汤。还能指着谁去支持改革呢？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哪个帝王会去真心改革呢？不缺吃、不缺穿、不缺女人的帝王最多只会做做样子。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那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秦国可怜的蜗居在函谷关以西，不发展即会灭亡。汉景帝任用晁错削藩，那是因为同姓诸侯王即将藩镇割据，威胁到中央政权。如果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谁能下这样的决心？
羞羞答答的改革就如同汉文帝时候的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就如同仁宗皇帝任用范仲淹改革，无疾而终。“宋夏议和”都能成为压垮“庆历新政”的最后一根稻草。改革面临的困难是如此巨大，得到的支持是如此不稳固，都预示着范仲淹的处境无比艰难。
“庆历新政”的失败是仁宗皇帝与范仲淹君臣二人的共同失败。从此没有人会信任仁宗皇帝会真心改革，不会再有人挺身而出为大宋艰难的改革作出努力，再也没有人愿意清醒的提出“习惯”已成为陋习，只有众人皆醉不会有人愿意独醒。
然而大宋朝不会因为酒醉，就不被群狼环伺；不会因为酒醉，就不是历史上地理版图最小，资源最贫瘠的中央政府；不会因为酒醉，就不是受黄河水患最严重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