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瘴”：作为想象“他者”的边陲意向

1174年（南宋淳熙元年），文学家范成大在担任了两年广西经略安抚使后，离开桂林前往四川成都赴任，在途中他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回看瘴岭已无忧，尚有严关限北州。

裹饭长歌关外去，车如飞电马如流。

在这首诗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范成大“逃离”时的情景，体会到他“劫后余生”如释重负的感受，车马固然不会如电如流，只是他的心在飞去罢了。能够从被喻为“瘴乡”的广西全身而退，再回望“瘴岭”时，自然“无忧”了，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自不待言。也许此时他还想起了那日来桂之前与亲人临别时的情景：

二十八日，陆行，发余杭。与吴之兄弟妹侄及亲戚远送者别。皆曰：君今过岭入厉土，何从数得安否问？此别是非常时比。或曰：君纵归，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御瘴药否？其言悲焉，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舆遂行。又新与老乳母作生死诀，一段凄怆，使文通复得梦笔作后赋，亦不能状也。

如此离别的景象仿佛犯人上刑场的悲惨，哪里有为官一方的风光，这一别真是宛若隔世。因而也就不难理解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中的主人公因害怕云南的瘴气，为躲避兵役而断臂自残的惨剧了。

从历史上来看，范成大与白居易不过是经历或闻见“瘴”之厉害的极少数，只是他们用笔墨记录下了一些文字，为我们掌握当时的社会情境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然而令人诧异的是，“瘴”到底为何物，会引发作为封疆大吏位高权重的范成大的恐惧以及新丰老翁的自残？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包含着多重意蕴，既有自然环境的因素，也有中医病理学的认识，更有人们所刻意赋予的文化内涵。我们只有将这一问题置于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脉络中，才能理解“瘴”及其背后所构织的强大观念形态的影响。或许可以从古人对瘴的各种描述中寻找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