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要素流动影响城乡一体化：机理与内容

探究要素流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及其主要内容是本节的核心任务。要素流动推动了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着重研究要素流动这个变量冲击如何影响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行为。要素流动是通过影响行为人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方式进入决策主体的行为方程的，是运行机理的核心，而要素流动的外生冲击和行为人行为修正与适应过程则是结果。可以说，要素流动影响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外生冲击内生化的过程，我们将尽可能详细完整的刻画这一过程，力图呈现要素流动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然后，我们将根据要素流动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辨识那些可以进入我们分析框架的生产要素，从而识别出到底是哪些要素的流动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形成了完整的逻辑框架（见图3-2）。

图3-2 要素流动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

一 要素流动影响城乡一体化的机理

任何变迁的发生都是外生冲击和内在适应双向调整的过程。对于要素流动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我们既要放在城乡二元结构破解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来看待，又要放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背景下思考。可以说，中国的城乡一体化不仅具有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还具有计划经济转型的中国特色，是人类城乡发展实践的独特范本。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管理制度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并且两者呈现一种互相加强、相互依托的关系。城乡二元结构为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提供了可能，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任何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努力，都会被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化解，其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土地人身依附关系极强，禁锢了人口流动，从而封锁了自发性的要素流动。

改革开放为“铁板一块”的城乡分割社会管理制度楔入了松动的铆钉，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冲击了长久以来的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首先，人口流动导致知识溢出的加速，其中对于观念的更新是革命性的，从而打开了要素流动的闸门。要素流动的松绑效应为要素在空间和产业间的高效配置提供了可能，要素通过在不同地区和行业间流转，寻找与其禀赋和效率匹配的收益，在流转中不断形成要素禀赋和要素收益相互匹配的局面，从而为人均收入在城乡之间的收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要素流转效应作用下，波澜壮阔的要素流动为企业选择更有效率的要素提供了可能。企业在竞争效应的影响下，不仅可以选择脱颖而出的高效率要素，而且想要获得更有效率的要素，自身也必须面对同行的激烈竞争，竞争的加剧提升了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从而从总体上提升了企业的效率。这就从微观上提升了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城乡人均收入的收敛创造了条件。最后，人口流动伴随着资金、技术、信息的流动，束缚性的城乡管理制度逐渐式微，默许取代了管制，进而由默许转化为支持，并进一步变为大力扶持。随着要素流动对分割制度的不断冲击、政府转型不断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加速，由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供给型政府，从而提升了宏观调控效率，为人均收入在城乡之间收敛提供了优化的外部环境。

本部分我们从企业、个人和政府这三个经济中最主要的主体入手，分析要素流动冲击下行为主体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行为方程的影响，进而总结出它们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从而构建从外生冲击到内生适应的经济决策主体运行框架，阐明要素流动影响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下面，分述之。

（一）要素流动，个体行为与城乡一体化

要素流动对经济决策主体的冲击首先发生在个人层面，也始终是围绕着个人层面展开的，其居于核心地位。在此，我们着重要探讨的内容是，当城乡之间的要素状态由政府管控下的计划性流动，逐渐转变为政府放松管制之下的自发性流动，到最终的由市场决定的均衡性流动，在不同状态切换的过程中，个体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是如何变化的，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了个体行为，进而对城乡一体化起到了什么作用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内容。因此，本部分我们以要素流动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转化状态为线索，分析个体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变化，从而探明个体行为的变化，进而明晰个体行为与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

（1）要素流动对城乡分割体制冲击下的个体行为变化。改革开放撬动了城乡要素分割的局面。肇始于农村地区的变革，对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的深刻改革，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赋予了农民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极大地激发了劳动积极性，短时间内创造了较大的生产效益。随着农村产出的提升和农业产出效率的提升，隐藏在传统农业和计划经济下的“隐蔽失业”问题逐渐暴露，农村的过剩劳动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与计划经济时期严控人口流动不同，此时期由于发展经济和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政府对社会的管制逐渐放松，对农村的劳动力自发流动秉持了默许态度。一方面，政府管制的放松无疑极大地弱化了个体决策的约束函数，即通过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追求更高劳动收益，由绝无可能的强约束变化为默许的软约束，无疑扩展了个体的流动可能性边界。此时，劳动力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从农业生产中获取仅能维持温饱的收益，其目标函数变化已经从追求温饱逐渐变为寻求自身劳动力价值；与此同时，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为农民就近转移和就地转移提供了可能，这就为目标函数的转变确定了对象，即从农业受益向工业收益转变。在要素流动冲击城乡分割管理体制的第一阶段，改革措施和效果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我们着重分析农民的个体行为变化。尽管随着流动约束放松，农民的流动可能性边界扩展，而乡镇企业的崛起又为农民目标函数的转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目标，因此农民个体行为的变化是从传统的农业向乡镇工业的转移，表现在就近转移和就地转移上，规模和流动半径都较小。

（2）要素流动促进统一市场形成背景下个体行为的变化。改革由农村推进到城市地区，要素流动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当要素流动由旧体制的破坏者变为新体制的建造者，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当经济体制改革从农业迈向工业，从农村迈向城市，对于个体的影响也就从农民扩展到全体人民。城市地区的改革以“调整存量，发展增量”为主要手段，一方面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积极布局新产业，从而缓解计划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失衡的问题。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始终处于旺盛阶段，这刺激了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劳动力流动采取更加放松的政策，虽然城市落户依旧困难，却可以获得广泛的就业机会，这对于寻求更高收益的劳动力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一阶段，劳动力供给基本实现了市场机制调节，而以生产资料、资金为主的其他生产要素仍然采用计划调节，形成了价格双轨制。然而，随着国家逐步对生产要素价格并轨，各种生产要素获得了公平自由竞争的地位，形成了市场机制的前提。因此，要素价格逐步并轨以后，要素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放松，且面临着市场机制下的激烈竞争，其约束函数呈现流动可能性边界进一步扩展，不仅是空间层面更是产业与产权层面的；要素的目标函数不再局限于地域之间的流转以寻求更高收益，而是在不同的产业和产权之间进行流转以获取更高的收益。因此，这一阶段个体行为的变化是，流动约束从空间可能性边界向产业和产权可能性边界扩展，目标函数从空间匹配收益极大化向产业匹配和产权匹配收益极大化转变，个体行为的变化是全国范围的要素流转，特别是人口流转规模更大、层次更深、地域更广泛，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资源流随着人口进行大范围转移。

（3）个体行为变化与城乡一体化：两个机制和一个结果。通过以上我们对要素流动状态转换过程中个体行为的分析，不难看出，贯穿其中的核心逻辑是两个机制，即松绑效应和流转效应，并且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结果，即城乡人均收入收敛。要素流动转换过程个体行为的变化是通过改变个体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方式，对个体行为形成影响的。那么我们辨识的两个机制则分别对应着个体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改变过程。松绑效应对应了个体约束函数的改变过程，即通过政府对要素流动管制的不断放松，个体行为的约束不断弱化，其流动的可能性边界不断拓展，从而不断地构成了要素流动的范围、层次及量能解放的前提。流转效应对应了个体目标函数的改变过程，在政府管控放松的前提下，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要素的收益不仅是地区间的比较，更推进到产业之间、产权之间的比较，为要素选择更高的收益提供了不同的备选，扩展了要素的目标函数的定义域，从而实现了要素边际收益在空间上、产业上、产权上与效率的统一。人均收入收敛是在市场经济最终确立的背景下，要素自由流动引致的个体行为选择结果。可以说，在要素边际收益更高的地区，要素会产生高水平集聚，人口必然也会膨胀；而要素边际收益不太高的地区，要素集聚数量或许不高，但其形式和内容已发生重大改变，诸如互联网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是并不完全符合传统产业集聚规律的案例，这却是不需要大量人口的；最终的结果则是不同生产要素在不同空间、产业、产权中的流转引致了城乡人均收入的趋同，城乡要素流动出现均衡局面，从而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二）要素流动，企业行为与城乡一体化

要素流动状态的变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企业作为追求投资收益的主体，要素的回报率关乎投资的收益率，关系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和个人相比，企业更加看重要素的回报率，而其他外生变量的影响则相对较小。本部分我们着重探讨的是，当要素流动和价格逐渐放松时，企业的行为约束和目标函数有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导致了企业行为的何种变化，而企业行为的变化又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这种结果对于城乡一体化的意义是什么。经过层层推进、抽丝剥茧的分析，我们能够对在要素流动冲击下的企业行为与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而为我们构建要素流动与城乡一体化的逻辑框架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1）要素自由流动冲击下企业行为的变化。要素流动从限制走向逐步自由的过程，是企业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分割性制度隔绝城乡和产业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换，从而限制了要素之间组合配置效率的提升。当农村地区的生产关系改革撬动了“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时，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解放了大量农业生产力，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劳动力要素和资本、技术组合的可能性大为扩展。当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的约束函数也发生了变化，即在自由流动的要素面前，企业的要素组合更丰富，要素的稀缺性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更低，预算约束内的产量更大；另外，企业的目标函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企业将能够在数量和种类更加丰富的要素中选择能够带来最高收益的要素组合，其目标函数的取值范围扩大，企业的利润随着要素边际成本的下降而上升。企业预算约束和目标函数的变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在于，企业获取成本低廉、效率更高要素的激励上升，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被点燃，企业在不同要素之间的选择更加理性，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2）要素价格管制放松背景下企业行为的变化。随着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从农业推向工业，要素自由流动从地域松绑扩展到产业和产权层面的松绑。城市地区的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改革开始的，也始终围绕着国有企业部门展开。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想要提升城市的经济效率必须围绕着如何提升国有企业效率展开。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论是最初的放权让利还是之后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分置改革，直到现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核心主线是不断硬化国有预算约束，从而将国有企业打造成独立高效的现代企业。从价格双轨制并轨，特别是要素价格放开以后，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实质的硬性约束。同时，要素价格并轨，也为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同台竞争提供了基础。此时，不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面对要素价格放开的冲击，其预算约束将随着要素价格的放开而收紧，即要素的价格将交由市场的供需定律决定，而非采取保护性的计划内价格，各种稀缺性要素的价格会大幅上涨，直到要素的供需水平在一段时间稳定下来，才会形成均衡价格；另外，企业的目标函数随着要素价格管制的放松，将在要素量价组合中选择收益最大化的配置组合，从而减轻要素价格放开对企业利润的冲击。企业预算约束和目标函数在要素价格管制放松的冲击下，表现出约束不断收紧硬化，利润目标在要素量价组合中寻求最优，企业的行为更趋理性，对于投资行为则更加追求风险性与收益性的统一，提升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3）企业行为变化与城乡一体化：两个机制和一个结果。通过以上我们对要素自由流动转换过程中企业行为的分析，不难看出，贯穿其中的核心逻辑是两个机制，即配置效应和竞争效应，而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结果，即企业微观效率提升。在要素流动的转换过程中，企业行为的变化是通过改变企业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方式，对企业行为形成影响的。那么，我们辨识的两个机制则是分别对应着个体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改变过程。配置效应对应了企业预算约束函数的改变过程，即随着要素流动从空间束缚解除，到产业及产权层面的流动束缚解除，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要素组合进行生产，从而扩展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时要素价格的放开也收紧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使企业的投资行为更趋理性。竞争效应对应了企业目标函数的改变过程，即要素自由流动使要素之间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率而相互竞争，企业为了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优质的效率也处于竞争关系之中，因此要素之间的竞争效应为企业选择高效要素提供了基础，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也为要素与收益相匹配提供了可能，企业的目标函数随着要素之间的竞争关系及其本身的竞争关系而不断优化，希望以量价合理的要素组合获取最优的利润水平。在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从竞争中不断获取效率改进的动力，企业的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微观效率。在配置效应和竞争效应的作用下，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企业效率的提升，而企业效率的提升意味着整体微观经济效率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提升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且使其朝着趋同的方向前进。因此，企业微观效率的提升对城乡一体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要素流动，政府行为与城乡一体化

要素流动对于政府的冲击，伴随着政府的不断适应并加快自身转型和体制机制创新的过程。作为制度的供给者，对于要素流动束缚的解除，政府的态度从默许到支持，再到大力支持，每一次转变都是要素流动的实践催生的。可以说，政府的制度供给总是落后于经济实践的发展，其滞后性严重制约了要素流动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因此，本部分探讨的是政府行为随着要素流动的冲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仍旧沿着要素流动对政府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影响入手，探讨在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影响下政府行为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

（1）放松要素流动管制对政府行为约束的影响。要素流动的自由化是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政府工作重心转移的历程，同时政府间的组织关系也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系变为以政治分权为基础的财政分权制度，被誉为“维护市场的财政联邦制”（Qian，Weigeust，1997）。这种政府间的组织关系，搭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过程，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不仅来自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可能还来自谋取政治经济控制收益权最大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府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过程，是一个政府逐渐从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监管者、引导者嬗变为服务者、守护者的过程，是政府行为约束不断收紧的过程。从要素流动自由化角度来说，政府的行为约束是一个逐步呈现收紧的过程，即政府从可以自由支配要素的流动，到默许要素自由流动，到为要素流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再到尊重市场机制在要素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对于要素流动的干扰逐渐降到最低，政府行为的约束逐渐被收紧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对于政府的转型的意义重大。在要素流动自由化的过程中，政府从开始的放弃地域限制，到之后的放弃价格限制，再到后来放弃产权限制，即要素可以实现空间自由流动、产业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不同产权形式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在不断的管制放松中，实现政府自身的转型，即从全面管制型的计划经济型政府，到全面干预经济的转型经济型政府，再到全面尊重维护市场的市场经济型政府。而不断地转型就是政府行为约束不断收紧的过程，也是政府行为边界逐渐得到明确界定的过程，这对于要转型成为威权化市场型的政府来说，意义非凡。因此，要素流动自由化通过不断收紧政府行为边界，影响了政府的干预经济行为，加快了政府转型。

（2）放松要素流动管制对政府目标函数的影响。随着要素流动自由化，政府行为边界不断收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的目标函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环节，切实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坚守各种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诸如阻止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劳动工资控制制度，以及旨在阻断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在城乡间、地域间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等。此时，政府的目标函数较为单一，就是完成中央政府交付的各项任务，并没有自主性。

当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在政治集权、财政分权的体制下，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形成了比较良好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而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在晋升激励和财政分权带来的政治控制收益权最大化的激励下，会将目标函数调整为地方经济总量任期内极大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方政府对于要素流动的态度截然不同。要素流动自由化呈现的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由落后产业向先进产业集聚的过程，会让落后地区和落后产业所在地的政府官员忧心忡忡，因为要素的流出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说是致命性的。因此，落后地区的政府官员偏向于对要素流动采取抵触态度，甚至有些地区公然进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其目的是减少要素的流出和外来产品的竞争，从而在任期内极大化地方经济。然而，经济发达的地区，要素流动会加剧要素之间的竞争关系，从而促进要素效率的提升，通过竞争机制，企业能够从数量种类众多的要素中选择最合适的要素组合，从而提升了企业的效率，促进了本地经济发展，形成了跨域地方的统一要素市场，对于城市群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

当改革从集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做大存量政策，转变为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地区协调和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政策时，政府的目标函数也随之改变。同时，要素流动已经从初始的单向流动流往发达地区和先进产业，变为更加注重多方面考虑的双向流动趋势。因此，政府可以从本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根据本地区的要素禀赋在区域或整个国家中占据的地位，选择合适的产业结构进行扶持和发展，从而为要素流动搭建顺畅的平台，希望从参与全国统一的分工体系中获取促进地区长远发展的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要素流动自由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建立，让政府的目标函数迈向了为要素合理流动搭建平台、规范要素流动、为要素流动提供服务等方向，从而获取要素流动带来的收益。

（3）政府行为变化与城乡一体化：两个机制和一个结果。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在两重机制的作用下一步步演变的。具体来说，这两种机制是政府的转型效应机制和创新效应机制。转型效应机制主要传达的运作过程为，当政府面对要素流动对自身行为边界的冲击时，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及其自身激励机制下任期经济总量最大化的目标面临着权衡，而只有通过政府自身的不断转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行规律，才能将两者的目标协调好。与此同时，转型效应不断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划定了政府的行为边界，约束了政府的越位行为，同时也确保了政府对市场经济不足的地方进行补充，从而不断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创新效应机制则叙述了这样一种运行过程，当政府在转型过程基本结束以后，还会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情况，政府通过在转型期间积累的经验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断将改革推向深化，从而不断释放制度供给，为新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通过转型效应和创新效应机制，政府行为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政府服务的不断优化，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数量、范围、种类向不断完善前进。而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曾是制约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障碍，随着政府公共服务的不断优化，城乡之间公共物品供给逐渐均等化，加速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在城乡公共服务不断均等化的过程中，要素流动和分布就不仅只关注要素的边际收益是多少，更关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特色，从而达成了人均收入收敛的目的，奠定了城乡一体化最重要的基石。

本节我们从个人、企业和政府三个角度分析了要素流动自由化冲击对其行为的影响，并着重从要素流动自由化对行为主体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影响展开，探察了要素流动自由化影响个体行为的具体过程，并将行为主体的行为变化与城乡一体化相联系，探讨了行为主体的行为变化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从而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要素流动自由化对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框架。下一节，我们将从能够影响城乡一体化的具体要素入手，简要梳理和分析这些要素是如何影响城乡一体化的。

二 要素流动影响城乡一体化：主要内容

哪些要素的流转配置影响了城乡一体化，是本节关注的核心内容。如果说前文的分析，是构建本研究理论框架的“上层建筑”，那么本部分的论述将着力构建本研究的“经济基础”，即哪些要素通过怎样的方式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可以说，从前文高度抽象的理论框架建构和基本原理阐述，到本节具体内容的展开，遵循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螺旋式的认识发展规律，这是构建完整理论框架的必要前提。

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以农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流出为前提，以城市工业不断发展为抓手，以农村农业发展转型为基础，通过劳动力不断从农村流入城市，提升人力资本的同时，推进自给自足的农村农业体系加速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农业转变，从而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渐消除。劳动力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不仅增加了城市的集聚能力、减轻了农村的人地比例失衡压力，还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从而逐渐推动了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当城乡之间的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逐渐缩小，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就已经从单向化的农村流向城市，转向了城市与农村双向互动流转，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必然伴随着技术要素、资本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转和溢出，从而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当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消除，经济空间布局优化是区域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在城乡之间优化配置经济活动，对于城乡一体化至关重要。同时，二元结构转换期城市人口净流入急速膨胀，“大城市病”导致了要素回报率下降，而乡村地区的优美环境、高效而优质的公共服务、良好的基础设施则极具吸引力，同时国家意在优化经济空间布局而采取的扶持政策都成为吸引企业和个人回流的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公共资源四种要素的流动配置能够构成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真正内核，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推手。

（一）劳动力要素与城乡一体化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影响机理，表现为生产方式和技能在城乡之间的扩散与交流，从而引致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城乡和行业间的工资率不均衡分布的影响，呈现人力资本价值随工资率高低分布的局面，即工资率高的行业和地区，其劳动力所蕴含的人力资本价值更高。这背后的机理是，工资率高的行业和地区，其劳动生产率更高，需要的人力资本价值更多，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更高，因此劳动力的边际价值就更大。当劳动力从工资率低的行业和地区，流向工资率高的行业和地区，并进入了这些行业和地区的企业时，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价值不断积累。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积累达到劳动力自身所能接受的上限时，劳动力的劳动边际价值也就达到最大。此时，单个劳动力的工资率分布已经在行业和地区实现了均衡，即对于具有极高人力资本价值的劳动力来说，无论在该行业的哪个地区或哪个企业就业，其获得的工资率都是大致相当的，其工资议价能力也是较强的。因此，此时劳动力的流动，已经不单单受到工资率的影响，转而追求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较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而随着高人力资本价值的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新技术、新技能开始随着人员的流动而产生技术溢出和知识溢出效应，劳动生产率开始在城乡和行业之间逐渐均衡，城乡之间由于分工不同而导致的生产率差距和工资率差距开始逐渐缩小，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加快，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资本流动与城乡一体化

资金流动，特别是以投资的形式进行，实现了对特定行业和地区资本存量的积累。对城市系统来说，特别对工业化社会的中后期来说，投资往往需要持续大量地注入并不能即刻创造效益的新兴产业部门，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引致城市经济的长期发展。资金流动随着企业投资布局的改变发生了方向性变化，引致了城乡关系的深刻变迁。这种资金流动对城乡关系的改变，是通过城乡间资金的来源和流出方向的转变实现的。从城市端来说，工业化中期之前，由于要素的集聚效应引发了知识溢出和技术进步，导致了大量的生产要素向城市地区集中，驱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毫无疑问，这些要素都来自乡村地区，因此从城市资金的来源方向来说，其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乡村地区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增值。从城市资金的流出方向来看，由于城市地区的投资回报率远高于乡村地区，城市资本的增值进入了城市经济体系之中，进行了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循环，形成了城市地区资金在城市体系之中进行流动的封闭循环，形成了城市体系经济增长的强化机制。

然而，当城市规模扩张的幅度超越了最优边界时，规模经济将被拥挤成本所抵消，集聚力被离散力超越，生产要素特别是流动成本很低的资本要素会选择收益率更高的地区进行布局。因此，当城市的资金不再只是封闭在城市经济体系之中时，向乡村地区进行投资，便开始了城乡间资金流动方向的转向。从乡村端来说，当城市化浪潮展开之后，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乡村地区开始进行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造，人均产出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逐渐提高。乡村经济开始逐渐从人口的大量流失中复苏，乡村生态环境逐渐得到修复，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乡村风貌。当城市规模过于膨胀之后，生产要素在集聚—离心机制的作用下，会倾向选择更加合理的空间进行重新集聚。此时，环境优雅、地租低廉、生活成本较低的乡村地区吸引了城市地区的资本进行投资，不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倾向于在乡村地区布局，从而使大规模的资金流入农村地区，并在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率之后，选择在城乡之间按照收益率高低进行布局。此时，城乡间各自独立的资金循环链条被打断，资金流动的方向完全由要素边际收益决定，资本的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逐渐加快。

（三）技术资源流动与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滞后的根本原因是城乡技术发展失衡。农村劳动力的不断流出，特别是高素质的人才普遍外流，加剧了农村地区人才的紧缺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缺失。技术力量的孱弱，令传统农业的转型进展缓慢，而作为短板的农业无法为现代工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就谈不上城乡一体化。我们认为技术要素流动促进城乡一体化是从两个方面表现的：一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协同发展；二是技术要素流动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知识溢出，提升了农村的技术存量，为农村累积了人力资本。其运行机理是：技术要素的流动，很大程度上伴随着劳动力或者投资的流动而流动，即技术要素的流动是一种伴生的溢出现象。当然，这并不排除国家通过各种科技协会之类的组织向农村地区义务传授各种技术和知识，但是这种依附于行政力量的技术流动的效率是较为低下的，效果也难慰人心。因此，我们认为，技术要素的流动是和个人与企业的投资转向密不可分的。当城市超出自身的最优规模边界，要素的边际回报率逐渐下降，引起个人与企业投资和流动的转向。农村地区较为廉价的生产生活成本吸引了个人和企业，而个人和企业开始在城市的郊区甚至农村地区布局，吸引了更多的农民就近转移，加入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活动无疑增加了技术要素的流动，积累了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另外，人口在不同地区间的转移，特别是高技术人才向农村地区的转移，会让更多技术和知识在城乡之间溢出，从而为城乡企业的发展提供信息交流的渠道，促进城乡之间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城乡一体化。

（四）公共资源配置与城乡一体化

城乡公共资源均衡化配置能够有效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公共资源配置作为决定地区长久发展的基础性变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价值理念、政府管理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城乡之间公共资源的均衡化配置，之所以能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其主要的作用机理在于，通过改变经济增长过程中外生环境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相互关系，促进要素优化组合配置，进而影响城乡经济增长、扩展城乡联系、增进城乡互动，从而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第一，城乡之间完善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是城乡发展乡一体化的基础条件，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其运行机理是：一方面完善的城乡基础设施网络降低了城乡互联互通的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另一方面，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增进了城乡商贸流通、人员转移与信息交流，扩展了城乡联系的深度与广度，为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质量，能够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提升城乡一体化质量的必由之路。其运行机理是：一方面，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以有效改善乡村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扩大乡村地区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促进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稀释城乡要素分布的非均衡化外部条件，为企业、个人的投资提供新途径。

综上，本章我们首先从要素流动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概念出发，明确了基于要素流动的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了什么是要素流动的城乡一体化；其次，我们指出了基于要素流动的城乡一体化的特征，即基于要素流动的城乡一体化与其他形式的城乡一体化推进形式相比具有哪些鲜明特点；再次，我们进入了本研究的必要性论证，即为什么我们要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出发研究城乡一体化，经过对充分性和必要性两方面系统的论述，我们认为中国城乡一体化滞后的原因是要素流动不畅，而解决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出路则在于要素流动的自由化；最后，我们从要素流动自由化何以能够促进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出发，较为系统地从要素流动自由化对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约束和目标函数的冲击与适应角度，论证了要素流动自由化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理，并进一步阐述了是哪些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从而阐释了要素流动自由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对立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