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孟和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编
- 14853字
- 2025-02-28 20:49:37
中国社会之研究
目录
一 绪言
二 社会科学之发展
三 社会学的范围及其观点
四 社会制度
五 中国的家族制度
六 家族的性质及作用
七 今后的中国家庭
八 中国的礼
九 中国的社会阶级
一 绪言
要研究中国社会，当然是研究我们目前的、现时的社会。此次研究，首先需要对于社会做系统的观察，就是应用社会调查的技术。中国社会范围极大，方面极多，内容极复杂。要观察社会的全体，势不可能。所以为研究便利起见，必须将它划分为若干方面或多少专题，从事观察探讨，由多少人通力合作，一步一步的做去。他们日积月累所得的成果，可以使我们扩大对于整个社会的认识。年来我国机关与私人所做的社会调查已经有些，大抵都是限于某种现象或某种情况，如生活费用、劳工状况等题。也有做一般的调查的，但一般调查所包括的项目常太多，范围大而偏于浮泛，缺乏确定的目的或着重之点，以致反不能显出什么意义。认识目前的社会必须做系统的考察，祇靠偶然的、皮相的或浮泛的观察是不够的。
要确切的认识现时的社会，不能只限于考察现状，同时还须追溯它的过去。人类是有历史的，他的现状主要的是历史的产物。现在我们的思想大都系承袭大圣先贤的思想，现在我们的制度大部分是沿袭历史传来的制度，现在我们的风俗习惯大部分还保存着前代的遗风。总之，今日的社会乃由过去嬗变而成。所以要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必须对于过去的中国社会予以探讨。我国历史久远，资料丰富，然而史籍阅读不易，且时代变易，史实有待重新估价，史料有待重新整理。特以从社会研究的立场，更需要用社会科学的观点，考求我国历代社会演变之迹。凡此均有待历史学者的努力。我们要借重历史学者对中国社会之研究，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真象，也就可以明白目前社会的由来。
在讲本题之先，应该对社会科学及社会学有个认识，下边对于社会科学之发展及社会学之观点略为讨论。
二 社会科学之发展
社会科学所包括的许多部门，如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可以说发端极早。如我国儒家的孔孟，法家的申韩，便都是社会科学家的先驱。但成为严格的社会科学乃是近代的事。所谓科学乃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为研究而进行研究，不计功利，不施训戒，不做主张，祇求对于现象或事实寻出道理。换言之，科学的目的在明白某种现象系如何发生的，何以发生的，至于应该如何支配现象，应该如何处理现象，却不理会。这就是说，科学家的任务在说明，在穷本溯源，在阐明他所研究的对象的各种道理，寻出它的系统关系，而不是做主张，定方案，或指示应该遵循的途径。从严格科学的立场看来，科学应用是它本职以外的事，科学家对应用，对实行不发生兴趣。科学家在国民的地位上，当然可以对实行感觉兴趣，也可以有所主张。但在学术研究的时候，则不得不摒除一切个人的主张和意见，以进行完全客观的探讨。因为惟有如此，才可以维持充分的科学的态度。由此观之，我国古代圣贤及外国古代哲人对于政治、经济、法律的论述只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的萌芽，尚未能达到科学的境界。其中有关于政治、经济、法律的思想与政策，但还未能将这些社会科学的部门做成完全客观的、有系统的知识。
自实行之人观之，科学研究实为徒劳无功之事。如行政人员即重在行，每遇一事即须立刻决定办法，势不能坐待科学之分析，等候研究的结果。实行的人因此便常以为科学研究为不必要。但要知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道理如果行政人员懂得，于他的行政事务实有大助。例如主持社会事业的人，如果懂得社会病态的种种原因，便于他在行政上做各种决定时有大用。所以社会科学实为今日行政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知识。现在我们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道理所知道的还很少，有待研究的还极多，故今后必须有大批的社会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将他们所获得的结果供给实行的人们。
但研究社会现象的困难有二：一则因为研究的人与社会现象相连，也就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的时候，个人的利害关系、情感、主观的见解便极容易参杂在内。一则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不容易控制，也不能做试验，所以社会科学的著作里，能保持纯粹科学的性质的比较少，而陷于主观或偏见的比较多。
三 社会学的范围及其观点
社会学是社会科学里最后发展的一个部门。它的目的是在“研究社会的情状，社会的进化和群众的结合的现象”（民生主义第一讲）。社会学的发生是因为其它社会科学祇研究人类生活的一方面，如政治学研究人类政治组织及其权利义务的关系，经济学研究人类生产消费的关系，而社会学则研究一般的社会关系。
现在社会学所研究的范围极广。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社会组织（如家庭）、社会制度（如婚姻、教育、娱乐）、人口情态、劳动等等。在理论方面，则有社会理论，如社会盛衰、民族兴旺的道理。社会学还注意社会的病态方面，如贫穷、犯罪、自杀、离婚、酗酒、娼妓诸现象。社会学应用的方面，便是社会政策，也称社会立法。
社会学的观点是看社会的总体，不单看它的某一方面；是注意人的全面生活，物质的、感情的、知识的等等，而不是单看他的一种生活。如经济学专注重人类物质的生活，但人有了好的物质生活，未必便有幸福的社会生活，如夫妇关系、社会关系未必同时健全。所以近来其它社会科学也渐采用社会学的观点。如法国的宪法学者狄骥认为宪法的目标应在增进社会团结。又如教育学本主在研究教者与受教者的关系，近年也注重教育的社会方面，即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中所占的地位，使教育发挥对于社会发展的功用。又如伦理学以先认为善恶或行为的是非乃先天的，或神明所启示告诫的，现代伦理观念则采取社会学的观点，善恶是非以社会的安宁福利为标准，所谓道德要合乎社会的利益。
四 社会制度
社会学的范围如此广大，我国社会之研究，都可以依各部门分别探讨，但非时间所允许。现在拟就我国几个重要的社会制度，简单叙述。在叙述之先，先说明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它在社会生活里的重要。
人类社会靠着社会制度维系着，社会制度的一方面便是社会组织。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另一方面便是家庭。买卖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另一方面便是市场。研究社会制度是研究社会的一个钥匙。
社会制度规定人的相互的关系。人遵循一种制度长久了，便养成一种行为的习惯，培养了他的情操，同时还使他对于那个制度发生感情。
社会制度的功用，主要的有两种：第一，它有安定社会的作用。人的相互间如无固定的制度规定，他们的行为，便容易发生摩擦、冲突、扰乱。如买卖乃一种制度，卖者与买者依公平交易的方式，进行他们的交换，如此便不致有强买或强卖的事件发生，灭去了社会上的纠纷。社会制度是稳定社会必不可少的工具，社会发展愈趋发达，社会关系愈趋复杂，于是所需要的社会制度便愈多。第二，社会制度有淘汰的作用，就是对于不肯遵依社会制度的人们，予以制裁，施以谴责。如此便是淘汰那些反抗社会的份子。遵依社会制度的可以在社会上立得住；不遵依的，乃是违抗社会的，有害社会利益的，便受人们的轻视、责备，或乃至法律上的惩罚。
所谓民族性一部分可以用社会制度来说的。民族性并非一个民族固有的、神秘的性格，常是在某种社会制度下生活所养成的结果。如德、日国民的好战与侵略性便是他们多少年来教育制度的结果。民族性不是不能改变的，改变的一个途径便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使人民遵循，当然要相当长的期间才可以改变民族性。
人类生活需要社会秩序、社会平衡。社会制度便是维持秩序与平衡的工具。但社会时时在变动不居之中，有许多许多事情都足以引起人类关系的变动，影响社会的协调与安宁。如人口动态、天灾、人祸、生产技术的改变、生产情形的变动、国际关系的变动、思想的变迁，在在均可以改变社会的情形。因为社会情形时在改变，所以须对于相关的社会制度，予以检讨，看它是否与新的社会情形相适合。如不适合即须设法修正或改变，以适应新产生的社会情形。人类用种种社会制度以求社会的安定，但人类永远在变动之中，故必须依社会的新的情况，检讨固有的制度，以期厘定新的制度，求到社会的再安定。这是动中求静的一法。《淮南子》即看到此点，他说：
……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机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淮南子·汜论训》）
自从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变动的速率加大，变动的影响加宽加重，于是检讨社会制度的需要也更迫切。
五 中国的家族制度
夫妇结合而成立的家庭普遍于全人类。每个民族里都有家庭的制度。我中国则自古以来发展了家族制度，家族成了社会里最重要的组织。家族是中国社会的中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民族在各种文化民族中有如此长久的寿命，重要原因可归功于家族制度。
中国家族的型式可简分为三种。一种是家族，即聚族而居的大家庭。有时一族的人虽不同居一宅，但仍保持着族的坚强的组织，维持着族的关系，依然是家族的型式。一种可以称为复合家庭，凡父子兄弟同居一宅，或两支以上人口同居一宅的都属于此型式。在中国以此种复合家庭为最普遍。一种便是小家庭，即夫妇及其子女的小团体。家族与复合家庭本来是我国最主要、最普遍的型式，近年来，两者在衰退，有化为小家庭的趋势。
我国家族制度发源于周代。商人尚无宗法，“周人嫡庶之制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周代乃民族，及至后来三家分鲁，三家分晋，七穆专郑，田氏篡齐，政出于大夫，民族便分化为多数的父权家族。我国儒家是家族制度的拥护者，他们发展家族制度的理论，并努力增进，扩大它的组织。
战国时代祇有封建的贵族。秦统一天下，封建贵族消灭。商鞅变法，禁民父子兄弟同室居住，企图打破家族制。但到了汉代，儒家抬头，家族观念复兴，于是士大夫的家族出现。到东汉时，家族的势力已臻强大。王符说：“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名贤”（《潜夫论》“论荣”篇）。又说：
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以阀阅为前（《潜夫论》“交际”篇）。
这个士大夫阶级，成为世家，子孙世世做官，家族代代显赫，同宗同族团结互助，提携乡党后进。世家在本地即成为名族或“郡望”，袭用古代宗法观念、礼仪、习俗，遵守家族的道德法则。两汉士大夫家族乃治者阶级，他们掌握威权，把持政治，支配经济，享受高爵厚禄，垄断教育，统制思想，阐扬儒家所提倡的宗法道德，养成强有力的宗族乡党观念，袭承并发展我国传统的古典文化。
三国时，大族多南迁，江东成了豪族大姓麕集的区域，名宗大族，皆有“部曲”自卫，同时也协助孙氏建立政权。晋司马氏也优待官僚世家，于是权贵望族都成了大地主，垄断经济，同时又掌握政权军权，支配一切。又藉着九品中正制度包办察举，垄断仕途，不论人的知识材能，专讲他的门第。所以到了西晋时已经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景象。但这些大族都是社会的中坚阶级，他们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保持传统的宗法道德，发扬士大夫阶级的文化。
五胡乱华，士族遭受了极大的厄运，一部分被杀戮，一部分勉强团结自卫。但大部分则避难江左，到今日浙江一带。也有北迁，投奔河西，依附慕容、拓跋诸氏的。故名门世族仍可以在各朝代独占政权，集中财富。此时家族的组织相当谨严，每族皆有系统的谱牒。到了唐代，政府提高新的勋贵而抑制旧有大族，士族有趋于没落之势。但族制依然坚强，宗法道德观念依然是中国人民的行为准则。宋儒继续提倡家族观念，如宋张横渠即主张凡是宰相枢密等大臣的子孙，应由朝廷下令，不许分家，由长子独掌家产，并为世臣，保持世禄。这显然是在努力保存传统的家族制度。及至元代，大家族以种族关系受了压迫，但这个制度依然存在，迄于清代。但在此期间其组织日益松弛，精神日益涣散，大家族制度趋于没落，复合家庭，较为普遍。
总而言之，家族在中国民族的历史上占首要的地位。它维持着社会的安宁，支配着并参加社会的各种的活动。它阐扬道德，发展学术，推进文化。我国历史上不少的政治家、军人、学者、艺术家、文人都是名门世族的子弟。朝代虽有兴亡，统治者虽有更迭，但家族的坚强的组织却可以永久的延续它的寿命。因此，它也就延续了我们民族的寿命，延续并发展了我们民族的文化。
六 家族的性质及作用
家族组织的基础是血统，凡是同一祖先的后裔便属于同一团体，便应团结，便应努力维持它的继续存在。在家族里，每个人都有它的分位。个人在家族里不是一个单位，没有独立的存在，他的地位，他的职分，他的辈分完全要依他与家族中其他人员血统上的关系限定。家族关系当然以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为最直接，最密切，但与家族内其它人员也依血统的远近，有一定的关系。表现在丧服的便是五服之制。但即在五服之外，也依血统而确定各人的辈分。家族之内，各人均有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如子须孝，尽孝的种种职务（如《礼记》“文王世子”篇所载），父须慈，兄弟须相友爱，夫妇之间应有唱随的关系。就家族的全体来看，它是种种活动的团体。它是一个政治单位，族里有一定的秩序与规范，有治者与被治者，在周朝时，仍有族人会议，这个会议，周人称为“饫”，“所大事，成大章”。凡关于族中重大事件皆由族人会议决定，平时族长（在复合家庭里即为家长）当权。家族是一个经济单位，是一个生产消费的团体。在农业社会里，家族从事耕作便是生产的团体。家族是一个社会团体，一族里的人在家族里营共同的、社会的生活，遇年节及婚丧、长辈寿辰便做社会的活动。它又是一个互助救济的团体，疾病、残废、无告的人，家族乃至与他有血统关系的人都负有救济保卫的责任。今日所谓社会服务，在家族制度健旺的时代，大部分都由家族担任，用不着政府来负责。它是一个教育单位，一切幼小，在家族里过生活，即受家族的熏陶与教诲，或在家族里设塾延师，训育子弟。家族的教育，无论形式的（指读书上课）与非形式的（指家族的礼仪风气，潜移默化的势力）都有重要的影响于后一代。我国素重“家教”，即以此故。最后家族是一个宗教单位，一族里的人都崇拜同一祖先，岁时共同祭祀，由此可见家族活动方面的宽广，也可见它在中国社会里地位的重要。
家族自身是一个不可分的团体，每个人有什么过失，便影响他所属的家族的名誉或地位，每个人犯了法，他的全家族负集体的责任。若所犯是大罪，九族的人都要受重刑。后来家族集体责任逐渐缩小范围，一直到最后父兄仍须对于子弟的行为负责任。这个集体负责制度使家族成了一个自治单位，限制个人的活动，诚然是稳定社会的大力量。
中国家族之所以能绵延不绝，祖先崇拜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崇拜祖先，所以每个家族必须嗣裔不绝，宗统延续，可以有人继香火，岁时举行祭祀。因为长子继承，所以嗣裔必须是男子。产生儿子，延续宗统是每一代对自己家族，对自己祖先，最重要的、神圣的义务，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先崇拜，乃家族社会里最重大的事。“慎终追远”，“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每一代对于他们死去的祖先都要恭敬的表示他们的思念。每年在若干日期，如年节或祖先生死的日子，都须举行祭祀典礼。关于祖先崇拜，发展了复杂的丧服制度与繁琐的祭祀制度（如《礼仪》之“丧服”“士丧礼”“既夕礼”诸篇，《礼记》之“丧大记”“祭法”“祭仪”“祭统”“缁衣”“奔丧”“问丧”“服问”“三年问”诸篇所载）。
家族是一个组织严密，力量坚强，包括着人类若干重要活动的社会。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的提倡指导，成了一种极完整良好的社会制度。它在社会变动的浪潮中，永远构成稳定的势力，维系家族，也即是维系民族的寿命，但是家族是以血统为基础的，血统关系范围狭小且祇是人类关系的一方面。在民族或国家的大社会里，家族制度即嫌范围狭窄，偏重血统而忽略其它关系，实有扩大社会范围的必要。一种扩大范围办法即是用婚媾关系。中国民族自有史以来，行外婚制，同姓不通婚。因婚媾而家族与家族之间相结合构成戚党社会。又以同住在一个邻里或友谊的关系，时相往来而构成乡党社会。这都是将家族社会扩大了许多。但就是这已经扩大了的范围，还祇限于一个邻里，一个狭小的区域。在一个民族的疆土扩充的时候，必须树立更广远的社会关系，才可以维持国家的大团体。家族制度中心的道德是孝，于是便将孝的应用扩大，推行孝道以维系大的政治社会。所以说：
身者，祖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礼记·曾子大孝》）
又说：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
儒家思想打算将个人与国际和平联起来，所以主张由个人做起，一串的努力，可以达到天下太平的境界，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实际上，这就是家族主义的扩张，因为在家族制度，个人不是独立的一员，乃由若干家族的关系（如父与子、兄与弟）联系着，所以修身便是各人依其在家族里的地位履行他的职责，治国便是将家族中心道德的孝的应用扩大。如《礼记》所说，事君忠便是孝，诚敬的做官吏便是孝，英勇的御外侮、保卫国家便是孝，这显然是家族主义的扩大。宋儒张横渠的思想对于此点表现得最清楚。他以家国为一体，将夫妇父子君臣与天地看成一个整体，天是父，地是母，君臣便是父母的长子，即宗子，大臣便是宗子的家臣，人民便是兄弟。如此说来，国家竟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这个国家家族化的观念在理论上可谓巧妙，也可说言之成理，但在事实上究有重大困难。家族与国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组织，一个是基于血统的原则，一个是基于民族的或政治的原则。将适用于一种社会的规范道德引用到另一种社会是勉强的。况且忠孝的对象是不同的，即在平时，两者即不易兼顾。事君服官的时候即难免对于两亲有缺侍养。若在紧急时候，忠孝两全更难，势必须牺牲一方面，祇得移孝作忠。关于忠孝相妨、相冲突的故事我国历史上不少见。国家至上，在家国不能兼顾的时候，当然要以“忠君报国”为首要。历史上固然也出现了不少的忠臣烈士，但因家族观念深厚，家族制度强健，民族国家的意识乃是家族观念的延长扩充，所以总不免多少妨碍一般人民旺健的民族情操的发展。
七 今后的中国家庭
我国家族制度确实奏过了伟大的功绩。它努力使时在变动的社会安定，它不是在动中求静，而是安排家族关系，不使它有所变动。它的稳定社会的势力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没有一种制度会永远不变的，所以家族制度的没落也是必然的事。家族制度没落的原因甚多，此处不能缕述。现在仅指出重要的两点。第一，中国家族与农业是密切相连的，中国历史上的大世家都是大地主、土地贵族，一旦家族与农业脱离关系，因种种原因而废止农耕，丧失土地权，家族失却经济的基础，便须解体。第二，家族组织只能在交通不太频繁、人口移动比较稀少的时代，可以健旺。历史上曾有名臣巨宦在朝廷里非常煊赫，等到回到家乡，见到父老便执子侄礼，惟恭惟敬的故事，可见在以先社会移动不发达而家族组织坚强的时候，人们虽然是受有高官大爵的，在乡党社会里，仍须认识他们自己的分位，恪遵家族的礼仪。及至交通发展，人口移动方便，家族制度的拘束力便日见衰弱，家族组织便松散了。在以先个人是家族里的一员，不能与家族脱离关系，他的存在要靠着家族的存在，到了后来个人可脱离家族，他的存在不一定要依赖家族了。所以上述经济与交通两种势力便足以促进家族制度的崩溃。
家族崩溃之后，或形成复合家庭，或小家庭。即至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营复合家庭的生活。但是现在中产阶级，特别是都市人口大都组织小家庭。因为种种原因，今后小家庭制度必然日益发展，小家庭必将成为最普遍的型式。
在小家庭制度之下，生活情形与在大家庭制度之下不同。简单言之，以先家族所有的职能如经济、互助、救济、教育、宗教、制裁诸端，有的是完全取消，有的缩小范围，有的改变性质。因此个人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在小家庭里所接触的范围变为极其狭小，他的极大部分的活动都须在社会里。凡此种种，不必详述。总而言之，大家族的崩溃是血统关系的衰落，小家庭的建立乃是引进个人于大社会里，个人跳出了血统组织的小圈子，而进入社会的大圈子，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组织或团体。随着家族制度的崩溃，依着这个制度而发展的道德观念、情操礼仪，或者不适用，或须加以修正，使之适合于小家庭制下的生活，适合于在大社会里的生活。
家族制度所有可贵的功能，它对于维系社会、延续民族寿命的重大任务，用何种新的制度代替，实在是小家庭时代今后最迫切的要求。
论到小家庭本身也有它的可虑之点。家族制度衰落后的一个现象便是个性的发展。因为个性发展，个人所受的拘束力减轻，所以就是小家庭，夫妻结合的密切关系，也不能永久保持稳定。女子因个性发展，扩张权利，寻求职业，主要活动在大社会里，于是对于管理家务、教育子女的职责便不能尽，或竟不肯尽。这都有影响于子女的长成。现代国家虽然广设学校，教育幼小，然不能完全代替了家庭。因为家庭与儿童的关系非常密切，儿童的性格、情操、习惯、道德观念，受家庭影响，应该在健全的家庭环境内养成。
今后如何使小家庭稳定，夫妻的结合永久不变，如何使小家庭认真的尽生养并培育子女的责任，为大社会造出心身健全的分子，确是极重要的问题。
八 中国的礼
礼是我国所特有的，在其它民族里，找不到完全与它相同的制度。这因为我国礼的涵义复杂，礼的制度包括许多方面。如果将古人所说的礼，加以分析，便可知道它实是关于人的许多方面行为的准则。如《礼记》所说：
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哀公问于孔子”篇）
其中便包括祭祀神明的神节、朝廷的仪制、家族的礼节等等。所以对于中国的礼应该分析它所包涵的种类，然后可以认识它的性质。
礼是儒家所最提倡的。儒家拟用礼的制度轨范人的关系，使不至发生纠纷冲突。所以孟子说：“无礼义则天下乱。”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礼运”篇）
儒家注重礼，希望用礼的制度拘束人的行为，使人民遵循礼制便可于不知不觉之中，知道自己的分位，不至逾规越矩，扰乱社会。至于法家则注重刑罚，以防范人的为非作歹。贾谊说：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恶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但完全用礼管制人的行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贾谊也承认“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在一个简单而范围小的社会环境里，礼包括礼节、仪式、风俗、习惯诸端，或者可以勉强管制人民的行动，以维系社会的秩序与安宁。但在社会生活超于复杂的环境里，礼的作用便不免渐渐失去效力。况且礼的大部分是仪式，这个仪式在初成立时当然有它的效用，人民遵循仪式可以渐渐的培养情操，转移性情，影响他们的行为。但年代久了，一种仪式有完全形式化的危险。并且时迁境异，前人所制定的礼未必适用，便丧失了它的意义，仪式当然要变成具文，完全表面的形式，无影响于内心。所以后来葛洪便觉出礼的烦琐，并主张刑应为礼的辅助。他说：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弥纶人理，诚为曲备。然冠昏饮射，何烦碎之甚耶？人伦虽以有礼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让之繁重，拜起俯伏之无已耶？（《抱朴子·省烦》）
他又说：
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废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抱朴子》“用刑”篇）
中国的礼肇端于周代。周本是一个游牧部落，全部落属于同一血统，形成了一个家族社会。所以礼的起源乃是家族的礼。后来部落里发展了政治关系，发生了君臣的关系（君即宗族之长），又发生了与其它部落来往的关系，于是又加了聘礼、观礼等等。《仪礼》这部书可认为周代最早的关于礼仪的记载，由这部书可以推测当前部落社会的情状。但是要知道礼并不是为全体人民，主要的乃为士的阶级设置的。所以《仪礼》中所规定的大部分可认为士礼，士在当时是战斗的武士。
礼之中最重要的是冠昏丧祭礼，都是家族的礼。冠礼乃部落里战斗武士的成年礼，就是人类学上所说的原始社会的加入社会的礼式（initiation ceremony），凡是年龄到了二十岁的男子，举行了这个仪式，便做了部落里一个战斗的武员，凡是为求食而狩猎或是为保卫而战争的时候便须参加。到了汉代，这个冠礼便成为一般自由人的成年礼，已经失去了以先固有的意义，到了后代冠礼便完全废止，实际上已不存在，只有在文章上用它代表成年之意。昏礼这个礼节有两重意义。它是宗族里嫡子取得配偶的礼节，也是两个宗族通婚的礼节。前者是为宗族的延续做准备，以繁殖丁口，同时也是为父母的要求服侍或劳作的人。在农业社会里，因为需要劳工，子弟娶妇常以增加劳工为主要的考虑，尤为显然。后者乃社会的扩大，由两个宗族的连姻而造出社会的协和。丧礼、祭礼都为祖先崇拜的表现，在最初发源的时候，人们畏惧死者，恐怕对生者加害，所以用祭的仪式安抚他，慰藉他。因为死者自己家族里的人，应该关切家族，对于家族有好感，所以用祭的仪式，祈求他的保护，祈求他的赐□，后来智识发达，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原始的迷信的观念，所以圣贤便另行造出理论，用合乎人情、理性的看法，而不用超自然的看法，说明丧礼、祭礼的重要。关于丧礼，荀子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礼论”）。关于祭礼的意义，《礼记·祭统》如此说明：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惟贤者能尽祭之义。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
这就是说，祭礼所以表现对死者存念的感情，由内心发出的感情，依一定的仪式，发为动作，认真举行祭礼可以得福，福就是一切顺适。
我国最古关于礼的记载当推《仪礼》。此书似可认为周[1]人由部落社会进入政治社会关于礼的记录，冠昏丧祭而外，还包括乡党的礼（如士相见礼、乡饮酒礼）、君臣的礼（如燕礼）、国际的礼（如聘礼）等等。《礼记》内容较《仪礼》为丰富，但凌乱而缺乏系统。大概是遭秦始皇焚书后的烬馀，也许是若干人札记的汇刊。旧说谓《仪礼》载事，所记的多是士礼，《礼记》明其理，乃关于礼的理论。在《礼记》里关于冠昏丧祭的原理与仪式占大部分，此外关于一□每月应该做的事情（“月令”）、宗族的长子的职分（“文王世子”）、家族内所行的礼节（“内则”）、君王的行动（“玉藻”）、教育（如“学记”）诸项均有规定。由这两部书可以看出礼的范围的广大，也可以看出古代社会用各种礼仪，轨范人的行为，维系社会的努力。
礼在古代诚然是维系安定社会的主要力量。儒家又努力阐明它的理论，倡导它的推行，礼遂成了我国最宝贵的传统。但时代变异，社会关系超于复杂，古人所制的礼便未必适用。结果礼失去本来的意义，而流于纯粹的形式主义。所以葛洪便觉得冠昏丧祭太琐碎，不满意“升降揖让之繁重，拜起俯伏之无已”。但礼的传统依然存在，不过对于仪式略加以修改而已。外族入主中原也袭用中国礼制。如北魏本游牧部落，魏文帝便采行中国的礼制。北齐时，礼的专家删定仪注，隋文帝则令礼家采取梁及北齐的仪注制为五礼。社会变迁，社会关系改易，礼制自当随之更易。
因为礼发源于周而周人本是宗族的组织，故礼的出发点是家族，礼建立在家族的基础上。所以家族内部的礼非常重要，而历代大家族的团结与延续有赖于家族的礼制。这个礼制是沿袭周代的（如汉代即用士冠礼为一般士大夫的冠礼），后来也有补充修正。如在北齐时颜之推即对于家族有所训告，其所著《颜氏家训》书里，关于教子、兄弟关系、续娶、治家诸端都有所告诫。宋朝司马光著《书仪》，朱熹作《家礼》，都是努力保存古礼而又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以修正古礼的例子。降及近代，家礼仍残存，但仅存形式的骨骸，而丧失了礼的本来精神。现代家族变为小家庭，而其中个体都忙于工作，没有以先静止的农业社会的悠闲，即连那些许残存的古礼也不易保存了。废用古礼，抛弃了一桩宝贵的社会遗产，也使我们生活上丧失了多少优美的仪节（有些礼节自今日观之实为最美的舞蹈），诚然可惜。但新发展的社会关系需要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制裁，今后祇得放弃那些久已成为形式主义的礼仪，而创造适合现状的制度，以保全新的社会的秩序。
九 中国的社会阶级
除去极原始的社会而外，每个社会里的人都分化为若干阶级。社会分化乃社会的自然现象。阶级的来原不一。有由于社会分工的，社会里工作役务加多，许多人专从事于某种工作或职业，于是形成了若干职业阶级。有由于经济变动或生产情况的，如社会里有富者与贫者之分，有支配生产者与专去卖劳动以从事生产者之别。有由于宗教的，人民因宗教的信仰不同，而分为若干宗教阶级。有由于征服的关系而人民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自由民与奴隶的阶级的。有时阶级的构成由于一种以上的原因。阶级的性质有严格的与宽松的两种。严格的阶级即客斯德制度（Caste），如印度向来所通行的。在这个制度之下，高等阶级与低等阶级的通婚、社交，乃至身体上的接触（甚至属于低级的人的身体投影在高级所食用的器物上）都在绝对禁止之别。喀斯德制度乃征服的结果。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不外混合（即通婚）、铲除（用杀戮方法消灭）及建立阶级制度，区别贵贱三种办法。印度经过了不少次的外族侵入，竟成立了喀斯德制度。我国也经过了多少次的外族侵入，但除了蒙古人以外，都采用了混合的政策。
我国在殷代即已分别阶级。操最高支配权者为全部族共戴之“王”，以下为巫、祝、邦伯、师长等等。被支配之阶级有普通部族之自由民，及最下层之奴隶（如卜词中“奚”、“奴”、“仆”、“妾”、“小臣”，均是）。在周代封建社会里，有天子、诸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卿、大夫、士、庶人（以农民为主体）、奴隶及农奴（臧、获婢、妾、小臣等）的区分。封建社会阶级的变化，以士的地位为升降。封建初期的“士”，虽不若卿大夫的领有封邑，然有禄田，乃最下层的小领主。他可以在朝廷里做官，供卿大夫的指挥。但士的大部分，是武士，立在农卒之上的下级军校，他的地位可以世袭，如《管子》所说，“士之子恒为士”。士的身份地位与平民极接近，因为士所享的禄田可以令农民耕种，也可以自己耕种。士是世袭的，他的人数较上层贵族为多，所以便形成封建后期自由小地主的基础。在此时期，有土地兼并的变动，世袭小君主及其所统率的贵族，因国土被兼并，降为它国的臣仆，幸运的列入士的阶级，或由士而路[2]于大夫之列，不幸运的竟变成庶民。等到春秋晚期孔子时代的“士”，便已成为智识阶级的通称，并不一定都有职守与禄田。士的活动固然仍是以入仕取得禄田为目的（“学而优则仕”），实际上许多是穷困无业的游士，可农可贾。士在封建制度下的身份束缚，从此完全解放。
后代称士为四民之首，以先并不如是。如《荀子》书里举士农工商时，便无一定的先后次序。他说：“农士工商一也”[3]（“王制”篇）。又说：
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王霸”篇）
《荀子》还说：
相高下，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相美恶，辨贵贱，君子不如商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儒效”篇）
足见士的地位在当时并不如何高贵。
商人阶级在战国时期大抬头。周代已有操纵商贾的。在春秋初期，齐国首先发展商业，在春秋中期，郑国成了商业交通的中心。至战国时，商业更趋发达。此时期与春秋时期不同的有三点可注意。一、春秋时封建领主为商人的重要顾客，入战国后，多数农民皆成为商人的顾客，商人剥削的势力直接及于农民。二、春秋时还是家内经济时期，到了战国时，除小农以外，多以出卖为目的，商品生产已有工商企业合而为一的倾向。三、春秋时以实物交换为主，入战国后，以金属货币渐次确立，由实物资本变为货币资本，商人操纵货物、贩运、物价等等益形方便而灵活。商人的社会地位遂日形重要，高出农工。到了汉代，政府虽行重农轻商政策，商人还是占有优越的地位。晁错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贾谊说商人剥削农人，压迫农人，“商人兼并农人，农人之所以流亡也”。[4]
士的阶级虽然不及商人的优越，但如果他能走入仕途，他也可以有机会获得高官厚禄，享受富贵。这是士的主要出路，以后从政遂成为士的阶级的一个传统。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产生了“部曲”阶级。这个阶级历魏晋南北朝，以至于唐宋。部曲二字，本是军队里一个组织的名称。丧乱之际，人民无家可归，属于将帅的兵士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还是跟着将帅生活，或受其豢养，或为之工作，事实上便发生了隶属的状态，即成部曲。因为用部曲去生产，在经济上有利，所以即在不招兵的时候将帅也要招募人民为部曲。而平民因无资本，或需保护，一时应招，久之此等依赖隶属关系已成过去，而其身分被人歧视，一时不能回复，遂成为另一阶级。部曲的子女称为客女。历代法律上，奴婢伤害良人，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重。良人伤害奴婢，则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轻。部曲客女，伤害平民的罪较平民加重，较奴婢为轻。平民伤害部曲、客女的，也较伤害奴婢减轻，较其互相伤害加重。所以部曲的地位是介于良贱之间的。
魏晋至唐乃大家族发展的时期，其所成的门阀与民族，蔚然乃成一个社会阶级。魏晋之际民族的一个特色是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不在族的大小。“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也。”（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门阀盛行时，寒门世族在仕途上，优劣悬殊。如九品中正制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甚至婚姻不相通，在社交上的礼节也不相容。此等阶级界限，至唐犹存。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分为九等，自魏晋发迹的博陵崔氏仍为第一，太宗反列居第三。望族大姓之子孙迭为婚姻，所以唐室曾设法打破门阀。但迄于唐的中叶门阀之风仍未完全禁绝。至五代始成“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之局。门阀的衰颓由于制度的改变。隋文帝废了九品中正制度，唐以后科举盛行，于是世家大族子弟的出身便失去了门阀的凭藉。又世家大族均有谱牒，以明其家世；及谱牒沦亡，门阀制度也受打击。
外国种族侵入中国时，其与汉族的关系，各代不同。如五胡乱华时，胡人与汉族杂居，至少在法律上并未享有何等特别权利。且外族常以汉族为高贵，而攀援之，自愿同化于汉族的文化。最显著的例便是北魏孝文帝自愿消灭鲜卑语，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辽以后，此种情形大变。契丹与汉人不杂居，其国家组织分为部族与州县两部分，彼此各不相干。至金则将“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用集团之制与汉族杂居，以便镇压。金世宗更极力保存女真的风俗及其语言文字。元代社会，依其所征服的先后与民族的不同，分为以下几个阶级：第一，蒙古人；第二，最先投附从征的色目人（蒙古及汉族以外的诸色人等）；第三，汉人，指灭金后所得中国人；第四，南人，指灭宋后所得的中国人。一切权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的长官必用蒙古人，又如学校及科举，汉人、南人的考试较难，而出身反劣。汉人、南人入奴籍者甚多。清代情形较元代为缓和。如官缺便满汉平分，但此外有蒙古、汉军包衣的专缺，而宗室及旗人的审讯则另设机关，不与汉人相同，且都有缓刑办法。又清代于入关之初圈地给旗民，旗地不得买卖，旗人不许营商。凡此种种，都是种族阶级间的差别待遇。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此种差别待遇便完全废除了。
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上当然的现象，不能免除的。应注意的是不要使它成为特权的团体，专据某种利益，演成门阀，而防阻其他阶级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要靠各社会阶级均平的发展，社会阶级间的谐和，而不是某个阶级的独霸。至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则在不断的吸取新的分子，依新陈代谢的作用，充实构成阶级的分子，而不是将阶级深锁，使之与它隔离。在历史上，凡是违反社会谐和，妨碍社会发展的阶级制度，却趋于僵化，必然倾覆的。我国的科举是推翻门阀，打破封锁的阶级的最好的制度。以先科举所考试的科目虽然可以批评，但他确可以拔擢贤能，使任何人有进到统治阶级或作社会领袖的机会。他表现了平民政治的精神。不过在科举制度下，凡投考的人士必须先受有相当的教育，而这个受教育的权利，并不是人人能享到的。理论上，人人可以应科举，而事实上，大部分的人为教育所限，缺乏应试的资格。所以教育普及，使人人都能受到相当的教育，乃能将考试拔擢的机会展开给更多的人。今后我国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种类与数量当必日多，都要用考试方法来选拔，故教育（包括高级教育）的普及实为扩大应考机会的前提。等到人人都可以得有被拔擢的机会，社会阶级便不至陷呆滞封锁了。
（本文系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的讲稿，1944年2月编印）
[1] 编者注：“周”原文为“用”，据上下文意改。
[2] 编者注：疑有误，原文如此。
[3] 编者注：《荀子·王制》原文为“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4] 编者注：此言似非出于贾谊。晁错《论贵粟疏》有言“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