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构建的第一阶段

一、国家外语能力的定义和理论框架^[1]

国家外语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应对各种外语事件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掌握外语的绝对人数，也不取决于一个国家外语教育的普及程度。衡量它的根本标准是一个国家能够使用外语资源的种类与质量。一个国家很难准确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需要何种外语的突发事件。2011年1月21日韩国军队与索马里海盗交战一事就是最好的例证。韩方抓到5名海盗，其中1名说阿拉伯语，4名说索马里语。由于语言障碍，法庭取证时，须先要把朝鲜语译成英语，再把英语译成索马里语。考虑到法律问题的专业性，韩国计划聘请英国专业翻译人士前来帮助，因为索马里北部曾是英属殖民地。设想索马里海盗掌握着有关韩国安全的重要情报，聘请他国人员参与就未必妥当。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的语言都需纳入国家外语能力的范畴。无论是通用语种，还是非通用语种，国家都需要有相应的外语人才储备，随时可供国家所用。所储备的外语人才不仅要掌握各种所需的外语语种，还要达到专业水准，不仅外语技能娴熟，还要精通当地文化与国情。

根据图3.1，国家外语能力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构成要素、存在形式与转换机制。构成国家外语能力的基本要素有外语种类与质量。国家外语能力存在形式有三种：潜在能力、现实能力、未来能力。转换机制有两种：国家对外语资源的掌控与国家对外语资源的规划及其实施，前者是将潜在能力转换为现实能力的关键机制，后者是将现实能力发展为未来能力的动力源泉。

根据图3.2，外语种类首先分为自然资源与人造资源两种。自然资源是指无须政府投入额外资金进行培育而存在的资源，例如说非英语的移民就是美国的自然外语资源。人造资源是指通过系统教育而产生的资源，例如我国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就是我国的人造外语资源。外语资源的种类又分为单语人才资源与复语人才资源。单语指掌握一种外语的人才资源；复语指掌握两种或多种外语的人才资源，例如在联合国任职的官员需要同时精通英语和法语。外语资源的质量可从深度与广度两个角度来衡量。深度是指掌握某种外语的水平，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广度有三种含义，一种指的是口语、还是笔语；第二种指的是国家拥有的某语种人才能够在多少语言使用领域（例如外交、新闻、法律、军事、商贸等）工作；第三种指的是某个语种资源能够覆盖该语种的多少语言变体，包括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如方言等。

逻辑上说，一个国家外语资源的种类越丰富、质量的级别越高、覆盖面越大，其外语能力就越强。事实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国家外语能力又分为潜在能力、现实能力和未来能力三个层次。当外语资源为政府所掌控，并随时可征集或调用时，国家的外语资源就构成了现实能力，否则就是潜在能力。当国家对外语资源具有战略规划，并伴有开发利用与创造资源的系列行动方案时，国家的现实外语能力就能发展为未来外语能力。

掌控外语资源的最佳方式是建立动态数据库。国家外语能力数据库更关注的是能够为国家利益服务的高端人才。设想这些人才的工作地点、联系方式都记录在案，当国家需要时，就能随时征集或调用。政府对外语资源的规划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将相关内容形成法律条文，并有执行条文的具体措施；第二层次是政府就外语资源规划中的某个方面颁发正式文件，同时也伴有具体的行动计划；第三个层次是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受政府委托撰写外语资源规划文件及制定具体措施。综上所述，国家外语能力由外语资源的种类与质量两个基本要素构成。国家外语能力能否从潜在能力转化为现实能力取决于国家对外语资源的掌控；能否从现实能力发展为未来能力取决于国家针对现状，按照国家需求和利益，对外语资源进行规划及其建设的水平，因此对外语资源的掌控与规划是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两个重要机制。

二、理论应用的尝试

本节将尝试运用图3.1展示的理论框架，比较中美两国国家外语能力的两个构成要素（即外语资源的种类与质量）与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两个机制（即对外语资源的掌控与对外语资源的规划及其实施），旨在探究应用该理论的可行性。

（一）国家外语能力构成要素的比较

1. 外语资源种类

美国的外语资源比较丰富。就自然外语资源而言，根据美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能够操用非英语的美国公民人口达到5500万，占总人口的17.7%，语种数量有380多种。与自然外语资源相比，美国人造资源种类比较单一。2003年12月美国国会议员Rosh Holt提交《国家安全语言法（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时指出，美国从高中到大学，99%的学生学习的大都是欧洲语言，而问津非通用语种的人则寥寥无几（Holt，2003：1）。但“9·11”事件之后的几年里，美国校园里开设的“小语种”数量从2002年的162种发展到2006年的204种，尽管大多数学生的“小语种”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张治国，2009a：224）。

我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自然外语资源几乎为零。但考虑到国内跨境语言与我国海外华侨使用语言的种类，我国的自然外语资源也并不贫乏。我国与14个国家接壤，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我国居民使用的跨境语言达到30多种，我国的华侨遍布全世界，约有数千万人居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洲侨民3570750，亚洲28175752，欧洲1618640，大洋洲570625，非洲136865（中国战略网，2002）。此外，长期居住我国的外国侨民也为数不少，有的早已加入中国国籍。可以推测，他们能够运用的语言应该有几百种。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人造外语资源在种类上比较贫乏，尤其是非通用语种。全世界的语言达6000多种，有文字体系的语言超过2000种，而我国各高校开设的外语语种总共不超过100种，其中将近一半是近年来新建设语种，相当一部分还未正常招生。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民的外语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外语语种数量不足的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目前我国大约有3亿人在学习英语，而学习其他语种的人数不到英语学习者的1%。在这不到1%的外语学习者中，绝大部分都集中于日语、俄语、德语、法语、朝鲜语、西班牙语与阿拉伯语等比较常见的语种。此外，掌握行业知识、了解国外语言文化知识的高水平外语人才也极度欠缺，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外交和国际交往的需要。比如我国掌握阿富汗众多不同方言的外交人才就非常稀缺，掌握普什图语的人才比美国还要少（鲁子问，2006：116）。

如果从复语角度考察中美两国的外语资源种类，我们缺乏准确数据，但就逻辑推理来看，美国的复语资源应该比我国更丰富。美国是移民国家，父母有可能说两种不同的语言（非英语），为后代自然习得外语创造了条件。同时美国人在国际的工作流动性比中国人大得多。比如一个美国人在法国工作5年后，又去德国工作4年，这种工作经历完全有可能使他熟练掌握法语和德语。

2. 外语资源质量

就外语资源质量而言，我们缺乏具体数据来比较两国情况。目前我们掌握的一些零散数据可以表明，美国人造外语资源质量的深度应该好于我国。美国外语教学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强调外语学习要结合文化与区域知识。1999年颁布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特别突出语言交流、文化沟通、相关知识、比较能力、社区活动5个方面（孙渝红，2009：101）。美国跨机构语言圆桌6级量表（0—5级）中的3级就要求外语人才能够阅读高难度的文章；除了听懂正式口语外，还要听懂俗语与方言；能够运用正确的语言有效参与各种场合的会谈，会谈的题目可能覆盖日常生活、社会、专业话题（Spellings & Oldham，2008：9）。无论是学习标准，还是对中高级水平人才的要求，都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国家外语能力的需求和重视。但从外语资源质量的广度来看，美国的情况与中国差不多。不少文章指出，在美国军方、情报机关和跨国企业等，既会外语又具备区域专业知识与跨文化意识的高端专业人才奇缺（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2006：6—10）。

我国的外语专业教学长期以来与语言学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忽视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及区域专业知识的拓展。这一现象在非通用语种的教学中尤为严重。目前我国所有外语专业都囊括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点下。区域研究时常被边缘化，有时甚至被视为“异端”或“不伦不类”的学科研究。我国现有外语资源的应用领域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2010年7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人才短板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写道：“全国范围内，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仅有2000个左右；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的律师更是稀缺，即便在最前端的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约50名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董伟，2010）。中国新闻网2010年5月27日刊登的《人才缺乏制约了中国旅游业走出去》指出，中国有5万家旅游企业，由于缺乏懂外语的高级旅游管理人才，目前只有15家踏出国门（周音，2010）。凤凰卫视曾报道中俄2005年联合军演时，两国指挥员之间的交流只能依靠翻译进行，而翻译的水平又达不到流畅交际，从而影响军演的顺利进行。目前中国在联合国任职的人数少、级别低，身居要职的中国雇员人数更是少之又少。随着我国缴纳联合国会费比例的增加，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任职人数也应该随之增加，但我国由于缺少富有竞争力的高端人才，空缺现象日益凸显。

（二）中美两国国家外语能力提升机制的比较

1. 对外语资源的掌控

如果拥有丰富的外语资源却不能掌控它，这对于国家外语能力来说显然没有任何意义。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国教育部从1958年开始委托民间学术组织——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简称MLA）定期开展外语资源调查，至2010年已经组织了22次高校外语学习情况的调查。2010年的调查涉及美国2514所大学，覆盖99%的高等院校，12月8日该组织向社会发布了2009年高校外语学习情况数据。美国高校在2006—2009年间，选学非英语语种的人数增加了6.6%。该组织还报告了2009年15个语种中每个语种的学习者人数以及与2006年相比增加的比例（MLA，2010a）。

受政府委托，现代语言协会还利用美国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美国语言资源数据库，称为美国语言地图。这类普查有两种，一种是每10年进行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另一种是每年进行的美国社区问卷调查（抽样调查）。该语言数据库能够提供4700万讲非英语人士的背景信息。在该语言地图数据库中，可以查到每个州、地区、城市、镇、甚至邮政区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可以比较两个州、两个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人数比例的不同；可以比较不同年龄段语言使用分布情况；还可以比较不同年份语言使用分布情况。从2010年起，美国语言地图又添加了美国各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招生的信息，可以显示某种语言在各大院校的开设情况在各州的分布情况。详细信息请见网站http：//arcgis.mla.org/mla/default.aspx（2018年11月10日检索）。

我国的语言调查主要针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语言文字、汉语方言、繁体汉字、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的使用情况。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与90年代末组织过大型语言调查，但外语信息均未包括在内。对于外语资源分布、每年各外语语种招生人数，现有外语教师人数等，目前我国均没有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更谈不上动态数据。唯一能够查到相关数据的地方是每年教育部出版的《中国教育年鉴》。遗憾的是，该年鉴只有当年高校在任外语教师总数、外语专业招生人数与毕业生总数，没有各语种的细致分类。2008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丛书”中列出的各语种数据都是来源于各语种教学研究会提供的估计数字（戴炜栋，2008b）。前面我们提到占我国自然外语资源很大比重的跨境语言与海外侨民语言资源，更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从国家对外语资源的掌控程度来看，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我们既没有定期的外语资源普查，又没有每年的跟踪抽查。显然，要把我国潜在的国家外语能力转化成现实能力，困难重重。

2. 对外语资源的规划

目前美国对外语资源的规划工作分两个层次进行，各有不同侧重。一个是国家层面，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主导目标，实现方式是颁布多种法律条文或政府文件。另一个是州、大城市层面，以增强全球经济竞争力为主导目标，实现方式是规划各自的语言路线图。

在国家层面上，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条文达10个左右。有了这些法定文件，政府每年的财政拨款就有了依据，为法律条文的实施提供了物质保障。以《高等教育法》第六条中有关“外语与国际问题研究”项目为例（Kuenzi，2008：7）。2007年联邦政府下拨款项9300多万美元，其中用于资助国家语言与区域研究中心的经费超过2800万美元，资助全国语言资源中心的经费达480万美元。除了法律条款以外，美国联邦政府也出台过一些相关的正式文件。这些文件的出台与执行，通常由白宫牵头，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例如，在白宫领导下，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与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协同努力，制定并执行2006年美国总统提出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虽然各部门实施不同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形成了“一条龙”，使受益对象覆盖社会各个层次，从幼儿园—12年级（K-12）、本科生、研究生、在职工作人员，一直到外语教师，并且各项目之间衔接得也很好（Spellings & Oldham，2008：2）。

在州、大城市层面上，有些州成立了“语言路线图”工作委员会。此类工作委员会一方面负责在州内全面了解本州对语言的需求及满足需求的可行方案；另一方面组织语言峰会，让人才需求方与人才供应方有机会坐在一起沟通、交流。工作委员根据调查研究与峰会讨论的结果，再起草语言路线图。以得克萨斯州为例（Abraham & Phillips，2007）。该州成立了27人的语言路线图工作委员会，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教育机构，一半来自公司或其他单位。2007年6月在首府奥斯汀（Austin）召开了为期1天的语言峰会，与会代表约60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大、中、小公司以及州、地方政府机构，代表人才需求方，一部分来自教育部门、语言培训单位与联邦政府，代表人才供应方，双方就州和地方层面的外语规划进行了探讨。该州最终确立的语言路线图涵盖15年（2007—2022）。语言路线图的制定，离不开高校的支持和参与，如2018年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IUB）正在参与设计印第安纳州语言路线图。

我国对外语资源的规划通常以政府颁发文件的形式出现。20世纪50年代至今，由政府颁发的正式文件达10多个。从1952年政务院和军委联合颁发《关于全国俄文专科学校的决定》到20世纪60年代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起草《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问题的报告》和《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付克，1986：108—115）；从20世纪70年代教育部颁布国务院批准《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到20世纪80年代颁布《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从2001年1月教育部颁布《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到2007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无不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人造外语资源开发与创造的宏观调控与规划。

我国的外语资源规划有时也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来阐述。例如1961年9月，陈毅副总理曾对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做了一场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的外语教育方针政策与学习方法。1970年周恩来总理花了5个夜晚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外语院系师生代表讨论外语教育问题（付克，1986：109—115）。

无论是政府文件，还是国家领导人讲话，都有一个共同的总体目标，即提高我国全体公民的外语能力，更好地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从“本土型”转向“国际型”（李宇明，2010：2）。与之相应的是，我国在外语资源规划上也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体现大国风范，从提升国家外语能力与全民外语能力两个层次上思考问题。遗憾的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通篇没有出现“外语”两个字（中共中央、国务院，2010b）。《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2010a）有两处提到外语，一处在第十六章，与来华留学生的语言教育相关：“实施来华留学预备教育，增加高等学校外语授课的学科专业，不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这里外语授课仅仅与来华留学生的学习有关。另一处在第二十一章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的“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中提到“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培养各种外语人才；支持孔子学院建设”。显然，其中“培养各种外语人才”放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

上文阐述了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框架，并将这一理论框架用于比较中美两国的国家外语能力。需要说明的是，本次理论构建尚属探索性研究，需要不断深入、完善。下节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探讨，便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和延伸。

[1] 本小节部分内容发表在《中国外语》2011年第3期“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作者：文秋芳、苏静、监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