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秦始皇

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

西周时代的中国，生产力还不很发达，土地多未垦辟，一块块孤立的井田区域被面积很广的山林草莱区域间隔着，交通非常不便。各井田区域的经济具有孤立性，每个井田区域实际上都能自给。在各井田区域之间，商业关系的发展仍停留在低级阶段。因为西周王国各部分之间经济联系很少，所以西周王国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统一的国家。当时，“王臣公（诸侯），公臣大夫”的关系只靠朝聘、贡赋、征伐来维持。诸侯在其封土内，卿大夫在其采邑内，实际上都是至高的主人。这些封土、采邑因世袭制而一代传给一代。

约在春秋初年，中国境内出现了铁制品。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以及铁犁牛耕的配合使用，从春秋到战国的五百多年间，劳动人民开辟了大量的耕地，逐渐使山林草莱区域缩小，逐渐把全国耕地连成一片，交通跟着发达起来了，大规模的灌溉事业也兴起了。在耕地大量开辟出来的同一时期，随着铁制工具的使用，工艺品的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各区域间的商业关系日益发展，城市的经济意义日益增大。中国各区域间的经济结合比较紧密了。

和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政治上，中国国内的统一运动也在逐渐发展着。自表面看来，春秋时代，中国各地区各自形成了政治中心，出现的乃是“王纲解纽”，“率土分崩”的局面。但从实质上看，一个新的统一的国家却正是在这种“率土分崩”的局面中酝酿并成长着。这种变化开始于春秋初年大诸侯国对于小诸侯国和落后部落的土地吞并。接着来的便是春秋中期以后的诸侯国相互之间，诸侯国内的卿大夫相互之间，诸侯与其国内的卿大夫之间猛烈而复杂的土地吞并。西周时，本来有数百个诸侯国和无数的卿大夫采邑。在这种猛烈的吞并之下，到了战国初年就只剩下秦、齐、燕、楚、韩、赵、魏七个大国和其他几个小国了。并且，各国大体上都已消灭了国内卿大夫割据的局面而成为君主集权的新兴王国。新兴的各王国继续以更大规模的战争来互相争夺，最后完成统一中国事业是秦王嬴政（秦始皇）。

新的统一国家是在耕地大量开辟和交换渐趋发达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统一国家可以解除因残酷战争而加诸广大农民身上的种种痛苦，可以终止各国以壅水决水来破坏邻国农业生产的行为，可以废去阻滞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各国之间关梁的禁限，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来自北边的匈奴人的侵扰。所以，新的统一国家是符合广大人民要求的。

秦孝公（前361—前338）时代，商鞅吸取了东方各国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在秦国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为秦国的富强奠定了基础。秦惠王时代，吞并了巴蜀（前316），取得丰富的铜铁矿，“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秦孝文王时代，用李冰为蜀守，在成都附近凿离堆（前250），大开稻田；秦王嬴政初年，用韩水工郑国的计划，在关中开凿郑国渠（前246），溉田至四万余顷，大大发展了农业生产。在一百多年之间，关东诸国都因政治腐败和疲于战争而衰落下去，秦国独能保持朴素严明的政治风俗并发展生产。这种势力的消长终于决定了各国的成败兴亡，秦王嬴政就在这种情况下相继灭掉六国，统一了中国。

二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施行的政策

秦在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的十年之间，依次灭掉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当公元前221年秦最后灭齐时，秦王嬴政首先考虑的一个总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并巩固自己及子孙对于统一中国的统治。这个总问题包含着三个问题，即：（一）如何把军事上统一中国的成果发展成为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统一；（二）如何对内镇压；（三）如何阻止北边游牧的匈奴人的侵扰。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后所施行的一些主要政策，便是针对这几个问题而制订的。为了便于解释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现在把秦王嬴政所施行的一些主要政策论列于下。

1.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在君主集权方面：战国时代，列国称王。嬴政改王的称号为皇帝，表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皇帝自称为朕，表示至尊无二。嬴政自称始皇帝，并且规定后世以数计，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六国礼仪，凡是尊君抑臣的，都被采纳作秦礼。重要政事，先由大臣集议，最后由皇帝裁决。

在中央官制方面：最高文官为左右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国政。最高武官为太尉，掌武事。次于丞相的文官为御史大夫，掌辅佐丞相。其他中央主要官职有：

前后左右将军 掌征伐；

廷尉 掌刑辟；

治粟内史 掌谷货；

博士 备顾问；

等等。所有官吏皆不世袭。重要官吏随皇帝之意旨而进退黜陟。在地方制度方面：春秋时代，已开始有郡县，郡县不相统属。战国时代，郡县制度已完全确立。公元前221年秦曾有分封侯王与普遍实行郡县制度之争辩。丞相王绾等以为“燕齐荆（楚）地远，不为置王，毋以慎（镇）之，请立诸子”。廷尉李斯等以为周初所封子弟甚众，其后相攻击如仇雠，置诸侯不便。最后秦始皇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决定从李斯议，不再分封诸王，在全国范围内完全施行郡县制度。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其后续有增置）。郡置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监御史（监视郡守）。郡各统若干县，县置令或长，掌一县政事。万户以上称令，万户以下称长。郡守县令等官，皆由朝廷委派，可以随时调动。

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特别在“废侯王，行郡县”一点上，是有远大眼光的。郡县制能避免割据互斗，确比侯王制优良得多，所以成为历代不变的定制。郡县制的施行在政治上巩固了中国的统一，这在客观上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

2.划一文字与整齐制度

西周的文字，笔画繁复，称作大篆或籀文。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文字在各国各自演变，中国的文字，虽然在基本结构上相同，但在形体上，却因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用处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李斯等人订定文字，力求笔画的简省，并做到字有定形，有定画。这种文字称作小篆或秦篆。后来程邈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简便的字体，制订出一种划一的更省便的文字，叫作隶书。隶书是日常用的文字，和现在的楷书已很相近，在汉朝通行极广，到东汉时代，就演进成为楷书了。

战国时代，各国的度量衡不一致，车轨的宽窄、田亩的大小、钱币的轻重和形制也各各相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抵依据秦制，把全国度量衡统一起来。又规定车广六尺，二百四十步为亩，钱用寰法（圆形方孔）、重各半两。秦代的升量、斤权、钧权、石权都有留存到今天的，上面都刻着说明统一度量衡经过的铭文，足证秦代对于统一度量衡工作以及宣传全国一统工作的重视。

战国时代，各国的法律、衣冠的制度也不一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都加以划一的规定。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消灭战国以来“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紊乱现象，这是秦始皇把军事上统一全国发展为经济文化上统一全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施行不仅在经济文化上更加巩固了中国的统一，而且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更能起推进的作用。定形定画且较为省便的小篆和隶书的行用大大有助于文化的流播，货币度量衡的统一最能促进工商业的繁荣。这种改革的实行，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3.对内镇压政策

战国时代，各国在自己的边界上都筑有长城，例如在今天陕西境内，有魏长城，南起华县，北达榆林，长千余里。在今山东境内，有齐长城，西起平阴，东尽诸城之海滨，长亦千余里。在今河南境内，有楚长城，以方城县为中枢，南经南阳达泌阳，北经叶县达鲁山，屈曲亦达数百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这些中国内地的长城以及要塞全部拆毁，这是为了防范反抗者据险自守。

战国时代，各国往往决水灌敌或壅水害邻，为了军事目的，更在河川沿岸或河流厄塞之处，修筑高大的堤防。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便努力铲削决通，使水流系统归于正常，并平夷险阻，恢复原来的自然地形。这也是为了防范反抗者扼险自守，并利于从水道运送军队。

秦始皇又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修筑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东至山东河北，南至苏南等地，“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高出地面，用铁椎筑土使坚实，种松树标明路线。这是为了便于在变动发生时从中央迅速发兵前往镇压。在公元前220年至前210年，秦始皇凡五出巡游，其所经过有今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这是为了向天下人民耀示威力。

秦始皇迁徙六国贵族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并分散巴蜀等地。这是为了防止六国贵族豪富引导人民反抗。

秦始皇收集民间兵器，聚之咸阳，铸成铜人十二，重各二十四万斤，置宫廷中，这是为了削弱人民的反抗力量。

秦始皇制订的法律极为严酷，所用之刑，名称甚伙。有榜掠，鬼薪、黥为城旦、谪、籍没，连坐、弃市、腰斩、车裂、阬磔、凿颠、抽胁、镬烹、戮尸、枭首、具五刑、夷三族等。人民动辄得罪，以至“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这是为了摧抑人民的反抗意志。

战国时代，各国国君争招游士，在大贵族间又盛行着养士的风气，对游士极为有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游士失去纵横捭阖的机会，只能从学习法令出身做官。这班人就向往分裂的局面再现，于是“以古非今”，宣扬分封子弟的好处。秦始皇遂用李斯议，下令焚书。令文规定，民间所有书籍，除医药卜巫种树等书以外，全数缴到郡县官焚毁，违者黥为城旦。谈论诗书的处死，是古非今的灭族。其后又活埋儒生四百六十多人。这不仅是为了镇压六国贵族的帮闲者宣扬复辟割据的活动，同时也是秦始皇借题发挥，不惜用摧残文化的手段来钳制舆论和摧抑人民的反抗意志，企图通过禁其言、禁其事来达到如韩非子所说的“太上禁其心”。

秦始皇实行这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对内镇压。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对内镇压一点在客观上实际又包含有两种意义，即（一）消灭六国贵族及其帮闲使割据局面复现的企图；（二）镇压广大人民的反抗。这两种意义代表着符合与违背人民利益的两个极端相反的方面，而上述诸项政策中的绝大部分又不能不是同时兼具这两种意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衡量秦始皇这些政策呢？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留到最后作详论。

4.北筑长城与南开两广

匈奴是古代中国最强的大敌，住在阴山南北，过游牧生活，时常蹂躏中国的农产区域，每次侵入，都要掠走大批的财物和人口。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都与匈奴接壤，曾和匈奴激烈斗争。三国都在其西或北界建起长城，防备匈奴马队的侵入。但三国长城彼此不相连接，匈奴还有大队钻进中国的机会。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令将军蒙恬领兵三十万击匈奴，驱走匈奴人，取河套地（今宁夏、内蒙古等地），开辟四十四县，徙内地罪人去居住。公元前214年，又令蒙恬把三国长城连接起来，并因地形险要建筑要塞，起临洮（甘肃岷县）至辽东，长万余里。这个长城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划分了农业生产的中国和过游牧生活的落后的匈奴的界限，有力地保护了中国的农业生产。

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又向南拓展土地，发兵击南越，开桂林（广西）、南海（广东）、象三郡，徙民五十万人守五岭（今广东、广西与江西、湖南交界处），与越人杂居，两广自此正式并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三 总论秦始皇的政策

秦始皇施行各种政策的总的目的是维持并巩固自己及子孙对于一统的中国的统治，因而，秦始皇力求使中国的统一更加巩固起来。秦始皇的这种做法，确已超出了他自己一个人的要求，以至地主阶级一个阶级的要求，而是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比较长远的利益的。所以，他的一部分政策很有进步意义。如上所述，废分封、行郡县在政治上更加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划一文字和整齐制度在经济文化上更加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施行拆毁国内长城，决通川防、修治驰道这些政策，虽然主要是为了对内镇压，但在客观上却起了把中国进一步联系成为一个经济文化的整体的作用。从这些来看，秦始皇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因为他在历史提出的要求之下统一了中国，并且施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政策，更加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更加强化了中国防卫自己的力量，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经济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秦始皇生长在君主集权的环境里，从十三岁起就做了秦王，他只看到自己的威力。他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又接触到韩非子的人君必须重刑用术，独擅权势的一套学说，这更加强了他的专制思想。更有进者，如上所述，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统一的国家，基本上是由于劳动人民开辟了大量荒地，消灭了以前把各诸侯国分隔开来的草原和森林，使全国的耕地连接起来；是由于广大人民都渴望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便解除由战争所引起的种种痛苦。然而，他制定的一套对内镇压的政策主要是军事布置，他以为在严密的军事布置下，在销毁民间兵器后，在用严刑峻法威吓人民的情况下，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人敢反抗，没有人能反抗。所以他对人民极为残暴，即使施行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例如拆毁国内长城、决通川防、修筑北边长城等的时候，也用极残暴的方法来实现，使人民不能忍受。既如此，那么，他的对内镇压政策，对于巩固他自己及其子孙的统治这一目的来说，也就不能收到任何效果。例如：他以为修治了驰道，就可以迅速从中央发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抗，但在他死后仅仅一年，这些驰道恰恰为反抗的人民所利用，作为迅速推翻暴秦的条件。他以为销毁兵器就可以使人民无法反抗，但勇敢的中国人民却揭竿而起。他以为严刑峻法，可以完全摧毁人民反抗的意志，但相反，这恰恰提高了人民的愤怒和反抗的情绪。

我们说，统一的中国是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其意义在于：这样才可以增强中国防卫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使中国有充分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的可能。但秦始皇的行为却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猛烈的战争刚刚结束的短短十二年中，他迫使人民完成了拆毁国内长城、修筑北边长城、开治驰道、决通川防、夷平险阻等项巨大工程，已使广大人民感到徭役的繁重。而他的另一些措施则更直接破坏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客观上起着完全反动的作用。例如，他用了七十多万人来修造阿房宫和自己的坟墓，他迫使农民拿出收入的一半以上来缴纳赋税，他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他不惜以焚书手段来摧残文化，企图以此统制思想……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起来推翻了暴秦，打击了封建统治，教育了新的统治者刘邦，使刘邦多少认识到一些农民的力量，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采取了少干涉人民生活的政策。这才使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一步，才使汉代建立了比秦代更辉煌的帝国。

（原载1951年10月26日《进步日报》）